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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性的道既然要通过人的言说行为而实现，那么其显现的形态就具有人的民族性和历史性。这就是说，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语言，也具有不同的大道话语；不同的历史具有不同的语言，也具有不同的大道话语。根据中西民族和历史的大道的话语，人们可以将它区分为神性的、自然的、日常的形态。我们分别论述这三种不同的大道或者智慧。 ■ 文| 彭富春 神性的智慧主要是西方的智慧，其结构是由缪斯、圣灵和人的人性的言说的话语三者所构成的。 第一个时代（古希腊）的智慧是诸神言说的智慧。希腊的诸神不是一个神，而是众神及其父王宙斯。他们居住在天上，是不死者，是长存者。不仅如此，而且他们是有智慧的，知道一切。与此不同，人类居住在地上，是要死者，是短暂者。不仅如此，而且他们是没有智慧的，一无所知。因此人的居住要接受诸神的指引。诸神虽然是沉默的，但他们善于暗示。其中文艺女神缪斯赋予诗人荷马以灵感，让他去言说。荷马虽然是一个盲人，没有视觉的能力，更没有洞见的能力，但他有听觉，有倾听的能力。一种能力的丧失也许会天然地被另一种能力加倍的代偿。这就是说，荷马由于视觉的丧失而获得超强的听力。他听到了什么？他听到了神的寂静的声音，亦即缪斯的无声的呼唤。正是缪斯的灵感让荷马唱出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荷马史诗》并非一般文学体裁分类中的史诗，而是希腊人在世存在的教科书。其吟唱的主题就是诸神言说的智慧。它告诉人们，不要做一个一般的人，而要做一个英雄。英雄并非只是一个优秀的战士，而是古希腊对于人的本性的规定。但谁是英雄？作为一个英雄，人要具有四大美德：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智慧源于人的理性，它知道人与世界的真理。勇敢源于人的意志，它坚守可畏惧之事和不可畏惧之事之间不可逾越的信念。节制源于人的欲望，它要用高贵的欲望控制低贱的欲望。正义是前三者的和谐相处，各在其位，各得其所，保持一个合理的度。凡是具备这四种美德的人就不是一般的人，而是英雄。 第二个时代（中世纪）的智慧是上帝言说的智慧。上帝不是一个一般的存在者，而是一个超越一切的最高的存在者。他自身虽然是不可见的，但他将自身启示出来。这就是道成肉身，让不可看见的道变成了可看见的人。这个真神真人正是耶稣基督。虽然上帝是不可见的，但基督耶稣作为真神和真人将遮蔽的上帝之道显明出来。上帝之道就是上帝的神圣的话语，是生命的真理。它不仅创造世界，而且拯救世界。《新约全书》是上帝言说的智慧。它告诉人们，不要做一个一般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圣人。圣人并非一个神人，而是中世纪对于人的本性的规定。但谁是圣人？他也是人，和其他人一样具有原罪，但他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是，其他人对于自己的原罪没有忏悔，从而依然是一个带有原罪的罪人，亦即病人，而他是对于原罪进行了忏悔并被上帝救赎了的人，亦即治疗好了疾病的人。 圣人受圣灵的感动，倾听并言说上帝的话语，凭借如此，他把上帝到来的福音传达给人们。人听上帝的话，就走在真理的道路；人不听上帝的话，就走在谎言的道路。圣人具有三大美德：信仰、希望和博爱。信仰是持以为真，把真理作为真理。基督教相信上帝的存在。这就是说，上帝是绝对的真理。他既是创世者，也是救赎者。希望是对于将要到来之物的期待，也就是对于上帝的来临及其应许的坚持。特别是在没有希望的时候，人要怀有希望。爱是将自身给予他人。博爱首先是人要爱自己的上帝，爱活着的神。同时人要爱他人，要爱人如己。最后人还要爱自己的仇人。那些具备了这三大美德的人就是圣人。 第三个时代（近代）的智慧是人性言说的智慧。人性不能等同于人，而是人的本性。本性让一个存在者作为这一个存在者而不是另一个存在者，正是人的人性使人成为人而不是非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人的人性是人的理性。它不同于外在于人的神性，而是内在于人的神性。凭借理性，人一方面建立了自己，另一方面建立了世界。人性的智慧通过近代的思想如卢梭等人的著作言说出来。它告诉人们：不要做一个一般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公民，亦即成为一个人性的人和自由的人。 公民虽然也是人，但是一个特别的人，知道并实践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公民具有三大美德：自由、平等和博爱。自由是所有人皆拥有的做一切不伤害他人的事情的自主权。通过这种自主权，人不仅规定他自己，而且规定他的世界。不自由、勿宁死。这一口号强调了自由对于人的生命的根本意义。这就是说，自由就是生命，不自由就是死亡。平等主要意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度和贵贱之分。博爱是人类普遍的爱。它由兄弟结盟之爱扩展到人类之间无差别的爱。凡是具备这三大美德的人就是公民。 这三个时代的智慧形成了西方历史的每一个时代的开端性的话语。如果对这些话语要提出后现代的问题“谁在说话”的话，那么人们对于它的回答将是明晰的：智慧在说话。于是在不同的时代在说话的不是荷马，而是缪斯；不是福音传播者，而是圣灵；不是卢梭，而是人的人性，亦即人的神性。这些言说者自身就是言说的开端，不可能回归于一个更高的本源。这在于言说者之所以可能成为言说者，是因为他在言说中得到了规定，而他的实现正是话语。因此不是“谁在说话”，而是“说了什么”才是根本性的。它作为话语召唤思想。因为作为西方智慧的言说者是缪斯、圣灵和人的神性，所以西方的智慧在根本上是一种神性的智慧。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选自《论大道》，标题为编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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