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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4期，发表时有删节，作者刘铁芳 封面图片来源 / pexels 乡村教育的教育性：以文质的均衡增进乡村少年成长成人的活力与力量就乡村教育之为教育而言，实际上并没有乡村与城市之别，只有教育与非教育、好教育与坏教育之分。归根到底，乡村教育的核心精神乃是作为一种可能好的教育实践，是一种朝向好教育的实践方式，也即发生在乡村场域之中的好的教育实践。乡村教育不仅仅是作为城市教育的他者，强化城市教育的优越性，它必须跟城市教育一样，都是作为一种可能好的、朝向好的学校教育实践形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努力扬其长而补其短，让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由此而扩展今日教育的可能性。个体成人乃是个体文化化与社会化的过程，更准确地说，乃是一个人从自然个体走向文化个体与社会个体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乡村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方式，本身就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乡村教育最大的优点就是个体与自然的亲缘性，这种亲缘性使得乡村少年能更多地保持切近自然的沛然生气，不至于过早地陷于现代文明之中，更多地依循对自然作为个体成人之本原的坚守。这里的自然，一方面是指大自然本身，包括乡土及栖居其上的草木虫鱼鸟兽，以及为基本生存需要而辛勤劳作的村民，这其间所蕴含的是乡村自然作为个体成人的初始性场域，个体在其中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自然也指人性的自然，即生命最初的良好质地，个体成人守住了这个基础，就守住了生命活力的源头活水。就前者而言，自然本身有其教育意义，与自然交往是生命的起点或地平线。乡村生活与自然的亲近是乡村相对于城市的优势所在，在城市中，砖瓦楼房筑起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屏障、信息技术手段与通讯设备带来的人与人交往的虚拟化，都使得儿童在生命成长的一开始就远离了原初的自然，客观上造成教育次序上的僭越。这种僭越是一种过早的拔高，是教育中的揠苗助长。反观乡村，儿童在田野间、地头上参与锄地、编织等简单农活，这不仅仅是生存和劳动技能的训练，更是对劳动创造价值的情感认同和实践；伴随着对劳动果实的期盼，个体不仅能够消解劳动带来的疲惫感，获得自我价值感的愉悦体验，而且能够在劳动与期盼中养成积极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这是自然馈赠给人类的最初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就蕴含着某种整体性与丰富性，寄予乡村个体以生命的丰盈。就后者而言，孔子对人性之自然与文饰有着经典的论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得益于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空旷背景，乡村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够表现出更多的质朴、率真与野性，这正是为城市孩子所欠缺的生命之质。同样地，乡村教育相对于城市教育的“欠发达”恰恰使其免于被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概念、新名词、新制度（教育之“文饰”）包裹，从而更多地保留了教育的底色（教育本身之“质”）。这里对自然与生命原初质地的强调乃是基于当下以城市为主导的教育实践过多地对教育与人本身进行文饰甚至是虚饰而言的，如名目繁多的补习班、培训班、特长班、兴趣班，但正如孔子的理想是“文质彬彬”，文与质实际上是同等重要的。对孔子而言，“文”指的是以周礼为代表的礼乐文明，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文化知识教育。就教育的次序而言，文在质后；就成人的标准或理想而言，“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文质同样重要。在这一点上，孔子的弟子子夏就显得不免有些冒进，他这样重述其师对“学”的理解：“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子夏显然是看到了孔子对质的强调，却走得过远，忽视了文的重要性，而认为仅仅是做到孔子所说的孝悌、谨信和仁爱之行就已经是完成了“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学”对“行”、“文”对“质”的提升，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同样，当我们重新审视乡村教育的价值，也应当避免走得过远，从而将乡村和乡村教育理想化，这同我们将城市教育作为乡村教育的模本一样是不可取的。在今天，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城市教育，面临着过度教育的危机，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大降低了城市少年的生命活力与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更趋向于文质平衡的乡村教育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反过来还能给城市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与补充。早在1915年，蔡元培就这样论及乡村教育的优势与不足：“乡村学校优于城市学校者有三：空气新洁，适于卫生，一也；校外多有山林，宜于晨夕之运动，自然之观察，二也；渐染于勤朴之俗，三也。是以近世英、德教育家皆提倡之。然乡村学校之劣点亦复不少：教员孤陋寡闻，不能发展新思想，一也；宗教之固执拘忌之流行，乡村常甚于城市，二也；校中经济，半取给于学生之操作，如榨乳、艺蔬之属，师弟之间，营营于口腹问题，而鲜有高尚之观感，三也。”[5]蔡元培的论述在今天并不过时，我们依然需要审慎地看待乡村教育，既看到乡村教育为我们敞开的好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性，同时也看到现实中的乡村教育的不足，在扬长补短中迈向好教育的实践。[5]蔡元培：《一九OO以来教育之进步》，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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