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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唐玄宗为了应对帝国东北部契丹和奚等外族，帝国西北部吐蕃，党项等外族入侵，在天宝元年设置十位节度使，除了河东镇治所位于太原，处于内陆外，其余各镇都处于西北和东北边疆战事频发之地。在这些藩镇，唐朝集结了重兵，特别是安禄山麾下的河东、幽州和平卢三镇，拥有十八万大军，占据唐朝精兵三成以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朝中原腹地和江淮以南地区武备松弛，大唐防务外重内轻，这种内外不均的形势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唐玄宗和唐肃宗不得不临时在中原地带和江淮地带新设了大量藩镇。在公元763年平定叛乱之后，这些新设的藩镇并未被撤销，反而长期存在下来。从数量看，根据史料记载，唐朝藩镇最多达五十个，一般保持在四十五个左右，出现了“天下尽裂于藩镇”的局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平定安史之乱不够彻底的后遗症（主要集中表现在河朔诸藩镇实际割据一方），更是唐代宗及其以后面临的新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所决定的。 安史旧部见风使舵归降大唐，造就河朔藩镇实质性割据的局面在安史之乱后期，特别是史朝义杀死其父史思明自立之后，唐廷为了早日结束河北战事，决意对除了逆首史朝义之外的参与叛乱的人员予以赦免。唐代宗即位之初，就明确表示“逆贼史朝义已下，有能投降者，当超予封赏”，东都洛阳收复后又下诏:“东都河北应受贼胁从署伪官并伪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问”。甚至还对投降的原安史旧部李宝臣、李怀仙、薛嵩、田承嗣等人，各授以节度使，使得他们得以恢复元气，继续发展势力。  于是，张忠志（即李宝臣）、李怀仙、薛嵩、田承嗣等在史朝义授首之前纷纷投降，让这些将领仍领旧地，“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其中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领恒，赵，深，定，易，冀六州。田承嗣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即后来的魏博节度使；李怀仙领幽，平，归，檀，莫，妫，营七州，为幽州卢龙节度使，薛嵩为相卫（昭义）节度使，领相，卫，邢，洺，贝五州。775年，田承嗣出兵吞并了相卫（昭义）节度使之地，唐代宗下令各节度使出兵讨伐魏博，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唐军淄青节度使还是攻下了德州等地，解除了磁州之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和卢龙节度使朱滔则分别获得了沧州和瀛州。由此形成了魏博、成德、卢龙等河朔三藩镇的格局，并一直延续到唐朝末年。而唐廷在西北地区吐蕃等外族入侵和内部权力斗争的影响下，无力继续铲除安史旧将在河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影响，由此造就了河朔魏博，卢龙，成德等藩镇的实质性割据局面。  西北地区吐蕃趁虚入侵，西北诸藩镇非但不能裁撤，反而需要继续囤积重兵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陇右、安西等藩镇奉命东进参与平定安史之乱，造成边防空虚，吐蕃、党项等外族势力趁机入侵进逼长安。在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月，吐蕃甚至兵临长安城下，唐代宗被迫出逃避难，吐蕃占据长安十五日，期间还拥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差点颠覆大唐政权。 为了抵御西北地区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的军事进攻。唐廷不得不在京西北地区常年集结大量军队，筹建扩张新的禁军神策军，甚至每年还需要从中原地带调集数万防秋兵备战，为此，西北地区的藩镇兵力常年保持在二十万以上，还不时需要增加。 内外均衡的战略需要迫使唐廷扶持中原地区藩镇做大唐朝藩镇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河朔割据型、西北御边型、中原型和东南赋税型。前两类就不再赘述，东南赋税型藩镇主要是江南八道，向来被朝廷牢牢掌控，是朝廷赖以立命的重地，兵力薄弱，不具备割据的现实条件。在边疆重兵无法裁撤（河朔藩镇为了自身考虑也起到了打击契丹势力的作用），如果内陆的藩镇尽数裁撤，兵力空虚，又会使得唐朝内外军事布局失衡，很有可能重演安史之乱的悲剧。为此，中原型藩镇囤积重兵恰好可以解决这一失衡难题。事实上，中原型藩镇居腹心之地，具有控扼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原型藩镇还是唐廷对河朔藩镇用兵的主力军，为了确保长安的战略安全，大力扶持中原型藩镇乃是现实选择。  因此，中原地带的藩镇如扼守漕运要地汴州的宣武，天平和昭义等藩镇得以长期坐拥重兵，镇守河南之地。这些军队是朝廷用来防遏和讨伐骄横藩镇的主力军，但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中原型藩镇对毗邻的河朔藩镇采取养鱼式态度，即所谓的“乐于自擅，欲倚贼自重”，毕竟中原型藩镇能够存在并掌握重兵，是以河朔藩镇割据一方为前提的。 总的来看，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又得以享国一百五十余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藩镇制衡藩镇的策略，在各个藩镇之间保持微妙的均衡。也是就是所谓的“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也就是说藩镇并立使得大唐衰弱，但是，唐朝衰弱却能够持续很久而没有灭亡，主要在于各藩镇共同作用维系它。这种微妙的战略制衡，一直坚持到唐末黄巢起义打破了藩镇之间的平衡，唐廷失去了对中原地带的藩镇的控制，使得新兴的朱温等新军阀实际控制了漕运，唐廷陷入了既缺粮缺钱又缺兵的尴尬境地，也因此走向了灭亡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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