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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六年，我花时间、心思最多的地方还是物理学。主要是物理学的哲学，它是西方自然哲学的核心部分。后来我对它迷恋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在1959年秋天打了报告，要求转系读物理。结果被系副主任叫去狠批了一顿：“你以为我们这里是资本主义大学吗？想读什么系就可以去读吗？” 一 普朗克 1958年秋，我首先接触到的是德国伟大物理学家、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1858—1947）的一系列讲演。我称他为“物理哲学家”（The Physical Philosopher）。 也许在今天讲金钱、讲高消费的社会，自然哲学一钱不值，但我却把它看得高于一切，否则，我就会变得一贫如洗，失魂落魄。 尽管自“二战”结束至今，物理学发生了巨变，有了长足进步，但普朗克、爱因斯坦关心的物理学的哲学基础或自然哲学最高原理却是不会过时的： （一） 科学家之所以要研究物理学有两个原因： 世俗的，即应用性。因为它是工程技术世界的基础。比如牛顿力学和热力学，以及电磁理论；天国的，哲学王国的，即形而上的，也就是为世界观而搏斗，明其道不计其功，即“朝上帝走去”。 由这后一个动机驱使的物理学家是物理哲学家，是具有哲学倾向或进行哲学思考的物理学家。牛顿、爱因斯坦、普朗克、海森伯便是。发现了X射线的伦琴则不是，尽管他也得了诺贝尔奖。不是所有得诺贝尔奖的人都是“物理哲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也算不上，尽管他们很杰出、很优秀。 （二） 普朗克所理解的物理学是为世界观而搏斗的物理学，所以很悲壮、壮丽，到极致处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千物理现象的境界。 普朗克探索热力学两大定律的本质，不仅仅是为了19世纪末德国的工业化；他研究光，也不仅仅是为了“德意志祖国”的光学仪器制造领先于世界；他思考能量辐射的温度分布，也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的技术问题，而是为了获得一种世界观，正如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公元前540—480）所说： 要用你的心灵牢牢盯住那遥远的东西。 这正是普朗克所追求的“绝对的东西”；“相对后面的绝对”；“变化后面的不变”。——这便是普朗克心目中的上帝。他的物理学是“朝上帝走去”的物理学。 物理学（它用仪器进行精确测量，连同数学物理推导）好比是一条小船，它的最终目标是渡河到达彼岸——一个独立于人类感官知觉世界而存在的、永恒的外部实在世界。在原则上，该世界不可能最后到达。我们只能从相对无限逼近绝对，逼近上帝。这逼近是个形而上方向。 普朗克认为，没有这个玄之又玄的大方向，物理学研究是盲目的；若是这个方向一旦没有了物理学测量（包括热功当量、电流、电压和电阻，以及光速、普朗克常数和万有引力常数……），没有了数学物理推导，它就是空洞的。——这便是普朗克的“为世界观而搏斗”的物理学的核心所在。（别以为光速、普朗克常数同我们日常生活无关。不。它们就在我们身边。拿掉这些常数，我们的手机、电视和电脑就玩不转。） 他认为，“世界观”的全部价值就是它能为我们指出“一个唯一牢靠的支撑点”，有了它，生命场中无休止的困厄和不安才会获得“一个直接的和持久的攀附处”。 “世界观”能给有思想感情的人带来最高幸福——“内心的平和”。 在当年，这些话我最听得进，并照亮了我的内心世界。直到今天，依旧如此。 以上带引号的话都是普朗克的原话，引自他的《为世界观而搏斗的物理学》，1958年莱比锡德文版，第29页，是我变卖衣物买来的。那是我的一段峥嵘岁月。我不像我母亲所说的那样傻，那样迂，而是用一些衣物换来了够我终生受用不尽的世界观，换来了内心一座永不陷落的军事要塞，帮助我安然无恙度过了一场场浩劫的岁月。 （三） 普朗克心目中的“为世界观而搏斗的物理学”就是为亚里士多德所渴望的“第一级智慧”而搏斗的物理学。 要完全、一了百了地达到这个最终目标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不断地、无限地接近这个不能达到的目标。 哲学的最好定义只能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说句英文就是： Philosophy can be defined as continued questioning. （四） 物理科学是建筑在测量之上的一门科学，而测量又是紧密同人类感官知觉印象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物理学的所有概念均来自感觉世界。测量愈是精确，科学家获得的经验内容也就愈丰富。一切物理认识的进步都是紧紧同物理仪器的精密程度和测量技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普朗克提出了三重世界： 感觉世界→物理科学世界→实在世界 （五） 普朗克强调理性和信仰： 单个人，以及人类全体加上我们的感觉世界，还有把我们的地球也算上，在伟大的大自然面前只不过是一丁点微不足道的乌有罢了。自然规律并不是按照人的小小脑袋所确立起来的。在地球上压根就没有人类之前，这些规律便存在着。即便是最后一个物理学家从地球上消失了，这些规律还将存在下去。 我读过许多同时代人回忆普朗克的文章。他经历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次子死于“一战”，长子死于党卫军的枪下。他同纳粹不合作态度始终赢得了世界科学界的尊敬。在柏林遭受轰炸中，他的住宅、藏书和手稿均被焚毁。他逃到了哥丁根，1947年死于这座城市。 对于我，这变化便是幸福。 因为他的好几本论著（尤其是《物理学论文与讲演集》第三卷）有力地推了我一把，使我坚定不移地走在“世界哲学”探求的大道上，向上帝走去。 他的物理哲学教会我、指点我“托身己得所，千载不相违”。——对于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才是我一生的幸福所在。为了感恩，报答普朗克，更为了系统整理我多年阅读和思考的心得，1990年我开始撰写《普朗克之魂——感觉世界·物理科学世界·实在世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92年出版。 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有种幸福感，收到样书时的幸福感更大些，当时我正在德国科隆乡下。在我的德国书房把样书通读一遍，找出了几处印刷上的错误。——这段经历是我先前做梦也不曾梦到过的。 因为书厚（775页），我读得仔细，读了好几天。傍晚休息，我总是去附近田野散步。看着德国的寒鸦从收割后的农地袅袅飞起，我是感慨万千。也许唯有远树夕照中的暮鸦略知客意，夜半风声雨声则更让我忆往事，脚踏实地，紧紧握住今天，计划好将来。 二 玻恩 在整个西方自然哲学中，物理学的哲学是领头羊。普朗克的论著把我引进了这个王国。入门后，我顺藤摸瓜，相继（从书本上）认识了至少有12位杰出物理哲学家，其中就有爱因斯坦、玻恩、玻尔、海森伯、薛丁谔、狄拉克、马赫和玻姆……在我一生中，这是件大事。因为这些人的论著帮助我进入陶渊明的境界：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 我国古书《山海经》（18卷）是记述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奇物异境的一部经典。陶渊明读此书得到了许多纯正的快乐。他用了一个“终”字。这只是相对而言。在诗人那个时代，人们对天文地文认识极有限，离“终”字太远。今天我们拥有了哈勃太空望远镜、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离“终”字同样太远。宇宙是个无穷。100在无穷面前是零，10000在无穷面前也是零。 玻恩（M.Born,1882—1970），德国犹太人，因量子力学方面的成就荣获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早年，他作为一位权威性的理论物理学家，成了量子力学哥丁根学派的导师。许多学生都在日后成了大人物，比如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和氢弹之父泰勒。 在北大，我读了有关他的传记和他自己写的回忆录。毕业后，我常去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阅读一些杂志，包括《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of Atomic Scientists）和西德的《总汇》（Universitas），因为上面常有玻恩的文章，包括回顾往事。 他写过不少涉及自然哲学的书。凡是能到我手中的，我必精读，且做详细摘抄，当时没有复印机，这对我的智慧启蒙是巨大的。 特别是1956年出版的《我这一代物理学》（Physics in
my Generation），书中不但回顾了他是怎样成为物理学家的，也谈到了他的物理学思路，以及自然哲学，如“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哲学课题”；“物理学与形而上”（Physics and Metaphysis），此处形而上，即柏拉图、康德心目中的哲学；“物理学的实在性”（Physical Reality）。 读这本书，我的理智不仅受到启蒙式的震撼，而且有一种过节般的兴奋和快乐，觉得我在精神上回到了家。（I feel
interllectually at home.）这种感情，对我便是幸福。——是的，读本好书，内心受到智慧光照，有所悟，自己的视野扩大了，幽远了，邈远了，的确有种幸福感。整本英文书共232页，我摘抄了50多页。有些命题、句子经自己抄一遍，印象深刻，这是没有复印机的好处。——上帝是公平的。比如手工包的饺子就比机器包的好吃。在自然状态菜地生长的黄瓜比塑料棚里的黄瓜好吃，味道纯正。 玻恩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有三十多处，这里我只列举五处： （一） 玻恩给“真正的哲学精神”下了一个定义：
意谓，真正的哲学精神就是为探求真理本身而探求真理。这正是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它支配了我一生，保证了我一生的最基本幸福。 （二） 玻恩在另一处说： “理论物理学的确是哲学。”（Ich bin überzeugt, daβ die theoretische Physik tatschlich
Philosophie ist.) 20世纪一大批开拓性的伟大物理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并深深影响了我。没有这批科学家的探索，何来今天的电视、手机和电脑？ （三） 玻恩偏爱把“物理学”和“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等同起来。 （四） 玻恩说： “19世纪，固体物理学和流体力学是优美的数学理论。”（第111页） 我注意到了“优美的数学理论”这种提法和“天地有大美”的美学观点。从数学物理理论见出大美，对青年时代的我，是一大启蒙和鼓舞。后来，我在读物理学教程的时候，我处处在学着发掘、见出这只有用心眼才能看出的结构美。——这于我，便叫幸福。这种幸福的模式是在我的北大时期定型的，规定好了的，至今没有改变，一点也没有。 不要说19世纪，就是18世纪古典流体力学也是很优美的数学理论。比如基本关系式伯努利方程。伯努利（D.Bernoulli,1700—1782）无疑是位天才。该方程是一首数学诗（A
Mathematical Poem）： p+1[]2ρv2+ρgh=恒量当然它只适用于稳定流动。 1959年的我，就开始领悟到： 这种优美的数学理论对庄子“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这个大空筐是个填充，否则筐太空洞、原始、干瘪。西方自然科学成就使东西方自然哲学都变得有血有肉、丰满、饱满起来，生动起来。 于是，我更自觉地、花时间和精力去转向优美的数学物理方程。学会用广义诗的眼光去观照“天文地文人文神文”是我的根本幸福的一大保证。它用不着花钱。 （五） 玻恩认为科学和哲学的关系是： 科学为哲学提供粗材料（raw material），因为哲学概括、提炼和形成世界观首先要搜集基本经验事实。 玻恩弹得一首好钢琴。早年，爱因斯坦拉小提琴，玻恩钢琴伴奏。读这些人的传记，我看到了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度、广度和深度！这为我的重存在（to be）人生观和幸福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要“见贤思齐”。这些伟人之所以过得那么有高质量，非常丰富，原因之一是他们懂得精打细算，最充分地使用他们的时间。（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eir time）——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人生苦短。 三 爱因斯坦 除了他的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论著外，他的其他不少书，我都读过。即便是专业书，我也好奇地翻翻，有些自然哲学的结论，我不仅懂得，而且视其为“灯塔”。 比如他讲到能量守恒，他亲手画了张生动、形象的示意图，给了我难忘印象。（他有画图的习惯。） 当年的我，之所以暗自惊叹摆锤这种现象是出于两个理由： （一） 能量守恒通神。 是神明做了守恒的安排和设计。伫立在守恒现象背后的，正是“宇宙—上帝”或“大自然—上帝”（UniverseGod； NatureGod）。这便是“泛神论”。 （二） 摆锤现象让我联想到我自己当年的处境。贫困逼使我自己去寻找内心的富有，达到平衡，“总能量守恒”。 在物质享乐方面我不敢有任何一个非分的动作，即便是每个周末晚上去海淀镇吃碗馄饨。于是我只好跑到认识世界的王国去撒野，去肆意冒险，海阔天空。幸好，北大有我冒险的环境（特别是图书馆的丰富馆藏）。 后来，我读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1310—1381）的一篇回忆文章，说他小时候家贫，好读书，但又买不起，只好去藏书家借书读。借来了，便亲手抄写。为了能按时归还，即便是在天寒地冻之日，手指难以屈伸，也不敢懈怠。抄毕，即去归还。这样，他才博览了群书。 看得出，这里同样有个“摆锤能量守恒原理”。如果他是个富家子弟，他未必在书中去寻找发泄和出路。即使选择了读书，因为是自己的，便懒得去抄，效果便差，进不入血液。 我还想到18世纪法国有位大数学家，青年时期因为他家富，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常参加舞会，晚宴。不久，父亲破产。原先深藏在内心的对数学的爱便猛然地迸发了出来，使他成了一位大数学家，名垂科学史册。（人生之旅，常常也会是一个摆锤。幸福总量往往是守恒的。） 当年我从北大图书馆借到爱因斯坦写的三本书（战前出版的德文）： 1. 《我的世界观》，另有一个英译本The World as I see it，我对照着两本读。2. 《物理学的进化》。3. 《作为认识冒险的物理学》。 我特别注意“冒险”（Abenteuer）一词。当年的我就知道人有两种冒险行为： 外在的和内在的。 按我的天性，我只能走内在冒险的道路。——这才是我一生的幸福所在。1959年21岁的我已经有了这种坚定的信念。到死我也不会改变。 在序言中，爱因斯坦和他的合作者英费尔德写道： 我们企图用粗线条描述人类精神在观念世界与现象世界之间寻找一种关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这两本书依旧闪闪发光，没有过时。但读的人很少。这是我国读书界的一大憾事！ 读了，读懂了，内心便会富有，便会有登泰山之感。今天学哲学的人，务必通读它。并不难，因为里面没有一个数学公式。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对于我，这才是潇洒走一回，也是我的一直不变的幸福模式，认识世界的幸福。它不受今天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不！ 四 海森伯 他是20世纪伟大物理思想家之一，生于1901年，卒于1976年。在好几个世纪的德国伟大科学传统中，如果开普勒算是第一个科学家，那么，海森伯便是最后一个。他的死，宣告了该传统的结束。 1932年，他荣获诺贝尔物理奖。他一生做过许多物理学与哲学的讲演，也写过这方面的书。凡能到我手中的，我必读，且大段大段地摘抄。记得有这样一本，我借出来，是爱不释手： 《当代物理学的自然图象》，1955年，德文版。也有英译本。我也借来。德、英本对照着看，印象更深。有一句话，我今天还记得： “一切真正的哲学家必须懂科学。”即具有科学的背景。原文是： All true philosophers must be scientific.这句话像盏明灯，临照了当年的我。毕业后，我去中国农业科学院，努力走近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家畜传染病……也是为了获得尽量广大、深邃和厚重的自然科学背景。 为了走在“世界哲学”探求的大道上，我必须拥有这背景，为的是在哲学上取得发言权。——不懂科学，无以言哲学。 五 马赫 许多年，对于我国读书界，一般来说只知道这样一个马赫： 受列宁批判的马赫和马赫主义。但还有另一个马赫：
受爱因斯坦敬仰、崇敬和赞美的马赫及其思维方式。 对于我，兼听是种幸福。兼听是为了“朝闻道”。 当年的我，一个贫穷的学生，怀着一种巨大的好奇心，想探个究竟，想走近一个真实、全面的马赫及其哲学世界。 幸好，北大图书馆几乎收藏了他的全部著作（德文版），包括传记以及别人写他的评传和相关论著。我是大开眼界。从这一件事，又一次加深了我对北大图书馆的眷恋和它的丰富馆藏的啧啧惊叹！ 马赫首先是位物理思想家，然后才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家。他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一大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物理学家，其中包括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尽管他后来反戈一击，起来批判马赫的认识论）。 我作为一个冷静的旁听者，仔细听着双方水火不相容的辩论，对于我是一大长进。在阅读过程中，我照例去西山（包括青龙桥）一带漫游，为的是咀嚼、消化双方针锋相对的观点。——这在我六年的大学日子，算是一件大事。我是明其道，不计其功。从中我只会吸取营养。因为双方辩论是世界顶级的水平。我作为一个旁听者，怎不会有种幸福感萦怀呢？ 马赫逝世不到一个月，爱因斯坦即拿起笔写了一篇很长的悼念文章，发表在《物理学杂志》上，德文，1916年，第7期。文章有如下重要段落： 他对当代自然科学家在认识论上的倾向有极大影响。他是一个具有罕见独立判断力的人。他对观察和理解事物的、不加掩饰的喜悦心情，也就是对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理智的爱”，竟是如此强烈地迸发出来，以至于到了高龄，还以孩子般的好奇眼睛窥视着这个世界，使自己从理解其相互联系中求得乐趣，而没有别的什么要求。（马赫的乐趣是斯宾诺莎式的幸福模式，是不需要花什么钱的，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赵注。） 马赫曾经以其历史的、批判的著作，对我们这一代自然科学家产生过巨大影响……可以说，那些自命为是马赫反对派的人，不知道他们曾经如同汲吮他们母亲的乳汁那样吸收了多少马赫的思维方式。1930年，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说： 马赫的确通过他的著作对我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马赫是广义相对论的先驱。1948年，垂垂老矣的爱因斯坦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 至于说到马赫对我的发展的影响，的确是巨大的。在我学习的最初年代，你曾使我注意到他的《力学》和《热学》。这两本书给了我深刻印象。2004年9月3日，我去慕尼黑城市公墓闲逛。我有这个习惯。因为我把世界各处墓地、荒野、荒原、大峡谷看成是哲学的课堂。那里多沧桑、冷峻、悲壮，触目伤怀。因为死比生更基本。 真巧，在一墓碑前，马赫的姓氏突然映入我的眼脑系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出乎我的意料。 早年，我读他的有关传记，知道他死在慕尼黑的近郊哈尔。想不到，他就长眠在此！ 在墓碑前，我足足低徊了30分钟，可谓感慨万千，尤其是当四周“白杨多悲风，萧萧愁煞人”的情景。 人一死，一切的一切都宣告结束，了结。 马赫生前思考范围广且深，包括生理和心理世界（如感觉的分析）。但疏忽了“死亡学”。他考虑过死亡的本质吗？关于死，他会说什么？ 马赫是生而为英，死而为灵。他的墓及其周遭氛围太凄清，凄凉；也太凄怆。他活了78岁，算高寿。在思想、观念领域，他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这一生是两句14个汉字： 活着，思考哲学问题，甘愿过清贫的日子，要有个大前提： 有了基本的温饱。 我一直记着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至理名言： 首先要生活上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人们才开始有哲学思想。 每个时代，宗教和哲学都是需要的。 马赫是由19世纪下半叶整个西方文明（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水平）贡献出来的一个敏锐、宽广和深邃的头脑。他的论著会告诉你，世界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而不是按常理认定的那幅图景。 六 哥丁根城市公墓的悲壮和凄怆 2004年初秋，我造访哥丁根，还有一个心愿，即去凭吊大批伟大科学家的长眠之地。早年，我在北大时期便读他们的书，心里挺崇拜他们的。这回去他们的墓地看看，脱帽致敬，有“先生滴水之恩，学生涌泉相报”的含义。 让我吃惊的是： 他们的坟都集中坐落在直径只有100米的范围之内，给我的印象是“全军覆没！” 凡是人都必有一死，而且只能自己去死，不能由他人代替。 生是短暂，死才是永恒。 死比生更基本。 从墓地出来，我找了一家咖啡屋，坐下来，静一静，理一理思绪。一则为了休息，歇歇脚；二来也是为了咀嚼刚从墓地得到的一大堆感觉印象。——它对我形成了一次猛烈、巨大的冲击！我很茫然。 这种冲击对我究竟是痛苦还是幸福？连我自己也说不好。也许是介乎于痛苦与幸福之间的一种心理状态。它的层次相当深。应该承认，对于哲学思考，这种精神状态是极富有营养的。 爱因斯坦在他去世前，就对死亡发表过一种无可奈何的观点： 个人的生命，连同他的种种忧患和要解决的问题，有一个了结，到底是一件好事。本能使人不愿接受这种解脱，但理智却使人赞成它。本能和理智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爱因斯坦也不能免掉。他一生对时间、空间和物质的结构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但对死亡现象的本质，他却无法走近一步，根本没有入门。其实他说的，我国古代诗人孔融（153—208）早就吟唱过： 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坐在咖啡屋，取来一张报纸，上面有页讣告，家属为了寄托哀思，常在题记处选条名言来表达自己对死亡现象的看法，也有死者在生前自己动手撰写的。我从中选出三条，译成中文如下：
深深在内心占有的东西，死亡是无法把它夺走的。（歌德）这两句说的是亲朋好友对死者的永久怀念，并没有触及死亡现象的本质。 歌德是位大诗人，大思想家，他也无法走近死亡学，无法作出重大突破。他同样不能解密死亡。既已是天涯倦客，就该长眠地下；该把久久背负的重担卸掉，毕竟是件美妙无比的好事。（海尔曼·黑塞，20世纪德国著名文学家）这几行诗离死亡现象的本质同样远。我不怀疑黑塞的才华，无奈是死亡问题在人类语言范围之外，我们的语言够不着。庄子的命题更生动、形象、简洁： 劳我以生，息我以死。 将来我若有块小小的墓碑，定将这八个汉字刻上，尽管它也没有触及死亡现象的本质。莫为我们失去了他而悲伤，毕竟我们曾是他的至爱亲朋，而倍感欣慰。因为我们深知，他只是比我们先走了一步。估计这几行是死者亲朋好友题写的。很一般，但最后一句是很亮的一下闪光：
他只是比我们先走了一步。人是这样一种动物： 他预先知道自己有朝一日必有一死。早晚要走，回老家。 2006年5月，我去江西农村看我87岁的二舅。一进门，老态龙钟的他便拉着我去看停放他的寿材的前房（他住后房）： “我就等死哟！”声音是颤抖的。 江西农村历来有这种风俗。小时候，我就见过一位50刚出头的妇女，她早就置好了自己的棺材，把它停放在卧室背后，中间只用布帘隔开。 我这个人一向漠视身后之事，从不去想到为自己在某个陵园购置一块永久性墓地。 古人有这样的诗句： “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 这就是注重生的质量。但每个人心目中的酒是不尽相同的。——这才是关键。我有我的酒。杯莫停，我痛饮，一醉方休，不花什么钱，至少不花大钱。 关于身后，我赞成庄子的观点——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耶？何以如此？”（多达观啊！）近年来，我经常议论死，决没有为“死亡学”添砖加瓦的抱负，只是想更好地弄清生是怎么一回事，牢牢地抓住幸福感，意识到幸福时刻。——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稿的动机。 转自：豆瓣读书 / asmerii / 2014-0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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