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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六七岁到现在将近三十年，写下的日记少说也有一千万字了。回头看时当然多是些无关重要的，可记可不记的流水账，和无足经重的所思所想。不过，通过每天写一些，经常写一写，可以达到与自我对话的目的。也可以说“日记”就像是我的一位隐形的朋友，我们之间通过语言文字，我们在笔记本上，在电脑上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这种“交流”是一种内在的，特殊的交流。通过所记录的文字，我可以发现，我大约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什么样的写作者。无论是从生活还是写作上来讲，过去的我是理想主义的，现在也还有很大的理想主义的成分。但我终究还是认清楚了些现实，不再一如继往地“傻”下去了。我的“傻”在于我不太乐意服从现实，但同时面对现实时又感到无力。这种无力感源于认清了一些现实之后向现实的妥协与让步，而这种存在令我绝望。绝望感不便有过多的表露，但这就会使我变得“矫情”。我的为人或者作品，都有“矫情”的一面，这很真实，但少有人理解这种“矫情”，我自己也理解和接受不了。看过去那些好作家所写的好作品，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并非是所谓积极向上的东西，而是与之相反的人性中黑暗的，令人绝望的东西。鲁迅也好，卡夫卡也好，基本上都是如此。好作家的好作品中，当然也有许多对人性善的，对爱与自由的反映，对更加合理的社会的构想，《巴黎圣母院》也好，《悲惨世界》也好，但那些作品的基调仍然是灰色的。我相信人的心灵深处，渴望着通过求得或守护着某种生命的“真”，来获得直面社会现实和人性现实的勇气和力量。“真”是善与美的也是爱的基础。可人心多是虚妄的，却又表现求真务实的样子。人多是自欺而欺人地活着，但因着大家都如此，也便不再认为自己那样活有什么不妥。渐渐的，我以前所相信的人性中真与善的力量，已不足以阻挡人性中假与恶的力量，这令我心灰意冷。如果我不是一个写作者的我，我大约不会强调我的那些感受，那些认识。如果中国没有深入的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与批判，不能建立一种更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我不认为中国将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多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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