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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任少卿书》：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说到著《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很多人写文章，对“究天人之际”给出不同的理解。 我与众不同，想从周易乾卦君子终日乾乾的层面去理解阐发。  2、 首先从《史记》成书背景看，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发凡起例，也就是框架是司马谈已经订好了。材料也收集的差不多了。司马迁自己说：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但这个顺序与《史记》成书的顺序并不相同，流通本的史记顺序：为本纪十二，十表，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把本纪提前了。 司马谈在武帝时期掌管太史令，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天文气象台台长。官职不大，600石，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 司马谈对儿子司马迁的培养是花了血本的，看看司马迁的老师就清楚：董仲舒和孔安国。 这2位都是西汉最杰出的大家。 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就是董仲舒，西汉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非常著名的《举贤良对策》就是他编纂的。他是司马迁今文经学的老师。 孔安国是孔子的十世孙，编写古文《尚书》左传，受《尚书》于伏生（伏胜）。成为“尚书古文学”的开创者。他学识渊博、擅长经学，是司马迁的古文经学老师。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司马谈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这是有目的的，就是为编写史记做铺垫）。 司马迁自己说，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司马谈如此培养儿子，并在临死说，我死你必为太史令。这话看上去牛大了，人家武帝如何决定，你提前知道了？凭啥啊？ 奇怪的是，以后的发展还就是按照这个判断来的，这是悬疑啊。 司马谈本来想和汉武帝一起到泰山封禅，走到洛阳就病倒了， 司马迁刚好作为郎中令出使西南边疆回来，在洛阳见到父亲，父亲就拉着司马迁的手，说：不能参加封禅，这是天命啊。。。。。。你也别从政了。赶紧把《史记》写完吧。 你要知道当时的司马迁已经混到郎官令了相当于正副部长的级别了，比他老爸的职位高了好几圈。但还是答应了父亲。做出这个决定是相当困难的。没有足够的理性是不可能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要完成一种使命需要父子几代人合力才能搞定，这是一种责任。中国文化，什么都可以让，唯独责任不能让。你的责任你不担当，你让给谁？ 我们现在人，恰恰缺少责任感，光想着索取，想着不劳而获，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各种推卸。  3、 理解究天人之际，重点在际上，际是什么，际本意就是2面墙的交汇处。 天人之际就是天与人的交汇处。 人如何与天交会？ 只要把人的事业做到行业的翘楚，透彻理解了，到头了，也就与天相接了。 天，既含有自然的天，也指规律性与不变性的天。 对人与社会来说什么才是不变的？只有人性和良知。天可以代表不变的人性和良知。这是有证据的：《中庸》，天命之谓性。明确指出天就是性。 究，就是探究，含有敏锐、深入、细致、准确的观察力的意思，含有佛家的开悟，道家的点化的意思。儒家的感悟也差不多这意思。 司马迁的家族从颛顼时代，就是史官。据《史记·历书》记载，颛顼时，“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重、黎掌司天地，以沟通民神。重、黎就是司马迁的祖先。换句话说，从颛顼起，经过尧舜，到夏商，重、黎氏都是以“究天人之际”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到了周代，重、黎氏的后裔司马氏“世典周史”。这是司马谈说的先祖“典天官事”的由来。 在秦国，大将军司马错是司马迁的嫡系一族，到了汉代，司马谈当上太史令。作为重、黎之后代，司马氏父子均是自觉地以沟通天地为神圣使命。 由此可见，“究天人之际”不是司马迁的发明，而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司马迁《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的创作意图，主要来源于他的家族传统。  4、 董仲舒是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肯定对司马迁产生了影响。且司马迁把这套学说进一步升华。从迷信中抽取精华，上升到思辨的道德层面。 比如在《天官书》“日变修德”一段中，明确提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 强调统治者在“天变”面前修德、修政的重要作用，重视人心向背。  5、 司马迁觉得这还不够，在对实录史事的具体论述中，对古代的天道提出了质疑。 《史记·伯夷列传》为70列传之首，大篇幅的议论天道循环。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後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後世哉？ 天道平分，与善徒云。贤而饿死，盗且聚群。吉凶倚伏，报施纠纷。子罕言命，得自前闻。嗟彼素士，不附青云！ 最后司马迁相信，天道是存在的，并借圣人直口说： 孔子说：“君子所怕的是一直到死而名不被称述。”贾谊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重义轻生的人为名而献身，矜夸而贪图权势的人为争权而丧生，平民百姓则贪生而恶死。”《易经》上说：“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会相互映照，同属一类的事物，自然相互感应。”“彩云随着龙吟飞腾，谷风随着虎啸而兴起，圣人述作，才使万物本来的面目显露出来。” 伯夷、叔齐虽然有贤德，只有得到孔子的称赞，名声才愈加显赫。颜渊专心好学，也只是因为追随孔子，他的德行才更加显著。岩居穴处的隐士，或名声晓达，或湮没无闻，有时也是这样的，像这样的人如果名声埋没得不到称扬，多么可惜啊！穷乡僻壤的士人要砥励德行，树立名声，如果不依*德隆望尊的人，怎么能扬名后世呢！  6、 再举个例子，《始皇本纪》，题目就少了一个帝字，明显含有贬义。看秦王朝的兴起是源于杀，灭亡也是源于杀。一开始是杀别人，中间是杀国人，杀大臣，最后是二世胡亥杀宗族杀兄弟，最终是自杀或被杀。 天道没有报应吗？有的。 天道报应有多种：就对象而论，有自身之报，有子孙之报。 就时间而论，有的报应在生前，有的报应在身后。 就方式而言，有福报 （包含恶报），有名报。 伯夷叔齐求仁得仁，这就是天报。太史公完成史记，虽然遭受宫刑，也是流芳百世，这不也是福报吗？不是你想求得的，你得到了再多，能算报吗？ 尽人事，不问天报，人到尽头，就是天人交际。天如何看待你的业绩，不是你能决定的。 汪荣祖在《史传通说》中说：“当司马迁之世，天人感应，王德终始，方士求仙，皆风尚不衰。作史者不可不记，而迁独疑之，别究天人之际，其识可谓高矣。”  7、 本纪以五帝本纪为首，推崇尧舜禹的禅让； 10表以三代世表为首，非议家国天下，崇尚禅让可知。天下为公； 书体以礼书为首，让者礼之实也； 世家以吴太伯世家为首，嘉泰伯之让国； 列传以伯夷叔齐列传为首，嘉伯夷叔齐之让国。 让与获体现的是情感与理智的把控。强调理智的人生才重视让，讲究谦，实践忍。强调情感与天然的人，重视利、强调得。引用贾谊的话说：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这都是感情胜过理智的人最终得到的。 再总结“究天人之际”这五个字，我们看到了的是：简明扼要。直达灵魂深处。 你相忘都不敢忘。那种飘渺虚幻的感觉，让人大为惊叹。 我们用白话梳理了一下，是不是感觉彼此拉近了距离，升华了思想。 今天存在的状态不也是自己的选择吗？ 你用理性生活，你就是乾乾的君子。周易说，君子终日乾乾。 能终日保持理性，做到谦让，哪里有不利的事情发生呢？这即是天道不也是人道吗？天人之际不都是统一于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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