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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6期 李 真（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李茂林（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而且防止经济过度金融化及资本无序扩张是新时期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之一,但鲜有研究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此次减税降费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文章基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区划禀赋特征,深入探讨供给侧改革中的减税降费政策对扭转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影响效应,理清财税政策在引导社会资本“脱虚还实”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企业金融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在非国有产权、非制造业行业、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减税降费通过有效弱化企业的金融偏向性“投资替代”动机和“实体中介”动机促进社会资本回归实体领域,但并未对企业投资“蓄水池”动机产生显著影响。(3)减税降费对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虽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实物资本投资,但在引导金融资源回流而促进创新投资方面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文章对于进一步科学优化财政政策设计以引导产业资本流动,以及构建有效的财税政策组合体系和协同有效的现代宏观治理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税收征管规范化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吗？——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准自然实验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6期 汤晓建（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张俊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林 斌（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以往的税收征管研究鲜有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视角考察税收征管规范化的影响,而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践为探究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避税的关系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环境。因此,文章基于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践,深入探究了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避税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显著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而且这种关系尤其体现在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差、内部控制薄弱和征纳合谋程度高的公司中。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施,税收征管规范化特别是显著抑制了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避税。可见,税收征管规范化能够优化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对法治政府建设在税收领域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的FTA贸易伙伴选择——基于贸易增加值数据的分析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6期 曲 越（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 秦晓钰（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黄海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 夏友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FTA数量的增长和层次的提升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下一步应该如何选择FTA对象?文章基于ADBMRIO和OECDICIO的国别(地区)贸易增加值数据,通过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FTA数量和FTA层次对中国贸易增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FTA的建立使中国与成员国(地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目前FTA对贸易增加值的作用仍然以广延边际为主,FTA深度对贸易增加值的集约拉动需要继续加深;与传统贸易活动相比,FTA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更加突出。效应异质性研究发现: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FTA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拉动作用最大;FTA参与度较高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与中国建立FTA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竞争力的提升有显著的帮助;与中国距离较近的国家和地区建立FTA有利于中国贸易增加值的提升,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地理距离在对外贸易中的影响正在逐渐下降。因此,中国应加快FTA的全球战略布局,在增加FTA数量的同时,加强FTA的深度建设,注重FTA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在亚洲邻国的基础上,加快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FTA谈判步伐。 东道国税率、企业避税与跨国企业创新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6期 曹 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王琼琼（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跨国企业在境外关联关系影响下创新活动的变化规律,文章将跨国企业境外关联特征纳入跨国企业创新行为的分析框架,以我国上市公司500强当中的355家A股上市公司2012-2017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避税视角重点考察了东道国税率对我国跨国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当东道国平均税率下降时,跨国企业很有可能通过转移研发活动地点的方式将研发投入向境外转移,且这种避税行为所导致的创新数量减少大于研发可用资金增加所带来的创新数量增加,从而使跨国企业国内创新产出下降,并最终导致其整体创新产出水平的降低。此外,东道国税率对我国跨国企业创新的影响还受到知识产权所得税优惠制度的强化以及反避税制度的制约,且这种影响在不同所有权性质以及避税程度不同的企业当中具有差异性。因此,我国在设计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时需要避免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形成过大落差,减少跨国企业避税动机;同时要加强我国反避税措施的针对性以及与最新税收优惠制度的适配性;最后,考虑出台我国的“专利盒”制度,增强我国知识产权税收制度的国际竞争力。 工业机器人应用存在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吗？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6期 胡晟明（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王林辉（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朱利莹（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与企业创新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6期 张果果（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经济学院） 郑世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结合了政府补贴和金融资本的优势,成为扶持行业发展的重要产业投资方式。文章借助2014年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建立这一政策实践,利用2009-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评估了产业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基金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同时对创新产出也有明显的影响。这种效应集中体现在大型企业、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人力资本高的城市。而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作用于企业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委托代理关系,可以通过机构持股方式对企业代理人实施创新投资激励,既引导了资金流向又提高了国有资本效率,从而实现了企业技术升级。文章的研究既为持续推进产业投资基金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高技术行业破解国际困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选择。 金融科技应用能够促进银行信贷结构调整吗？——基于银行对外合作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6期 徐晓萍（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李弘基（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戈盈凡（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发展给商业银行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金融科技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促进银行信贷结构向更符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方向调整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科技应用对银行信贷扩张的作用机制,然后选取2011-2018年我国220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构建商业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的个体层面指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探究了金融科技运用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金融科技运用有利于提高银行处理软信息的能力,提升信息精度,将更多金融弱势群体纳入业务范围,扩大银行总体信贷规模,促进信贷的信用结构和客户结构调整;第二,与全国性银行相比,对外合作模式下的金融科技应用对区域性银行信贷结构调整的影响更加显著;第三,金融弱势群体的高风险溢价提升了银行的盈利效率,并推动了银行零售业务的进一步主动扩张。 经济周期与金融风险防范——基于股价崩盘视角的分析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6期 周泽将（安徽大学商学院） 汪 帅（安徽大学商学院） 王彪华（中国审计学会秘书处） 社会互动对老年人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兼论广场舞的经济带动效应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6期 何 圆（山东工商学院金融学院） 佘 超（山东工商学院金融学院） 王伊攀（山东工商学院金融学院） 在“国内大循环”新格局下,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老年人以其庞大人口规模和多年累积财富拥有量具备形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研究如何撬动老年人消费升级,为新格局增添动力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以广场舞为代表的老年社会互动形式的兴起,社会互动对其消费升级的影响也亟待挖掘。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微观数据,考察了跳广场舞等社会互动与老年人消费升级的关系,首次以社会互动传递信息内容差异作为社会互动效应机制的区分标准,剖析了社会互动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内在机理,并探讨了子女孝心、隔代抚育等不同情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社会互动对老年人消费升级有显著正向影响,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虽然社交广度会部分通过示范效应拉升老年人的攀比炫耀性消费,但是社会互动中的认知效应切实提高了老年人生活品质。进一步研究发现,子女孝心支持可以增强社会互动对老年人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而隔代抚育行为会削弱这种促进作用。文章从社会互动视角探讨老年人消费升级背后的驱动力,有助于理解老年人消费特征,为促进“银发”市场发展、构建双循环格局提供思路,从而改善老龄化问题。 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的分析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6期 胡 彬（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余子然（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大,对城市生产率会产生重要影响。在“人的城市化”阶段,作为改革开放与“物的城市化”的累积结果,经济地理的深刻重塑随着地方财政压力增大将释放出城市异质性,并在不同维度上对生产效率产生影响,从而可管窥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具体表现。文章根据纳入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规模-密度-距离”三维城市异质性分析思路,以2003-2018年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对象,研究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是否会因城市属性的差异而产生分化。结果发现: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财政压力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生产率下降约1.0667个单位;考虑城市异质性的调节效应,地方财政压力总体上会弱化城市规模、密度和距离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具有功能性结构支持和高生产密度的城市表现出较强的抗压能力,而制度因素因其具有矫治资源错配的基础性作用而显得愈发重要。文章的结论对于识别影响和制约城市生产率的异质性因素,分类引导和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促进城镇化顺利转型和区域协调发展等具有启示意义。 房子还是学历？——房价上涨与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6期 杨 青（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诗勇（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徐俊杰（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洪卫（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房子天然具有家的归属感和价值属性,使其成为女性解决婚姻市场信息不对称而筛选高质量对象的主要信号媒介。然而,近些年由于房价不断高涨,大幅提高了房子的信号传递成本。相较而言,学历的信号传递成本较低,其价值也不断凸显。那么,房价上涨是否影响了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呢?文章利用中国社会调查数据(CGSS)和住房市场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房价上涨显著提升了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第二,对原生中下层家庭、中西部地区或农村户籍的女性,效果更为明显。文章结论表明,如果房价仍旧持续上涨,学历信号将可能会进一步替代房子信号,因而保障劳动力市场的教育回报率,并且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这些将成为提高居民婚姻幸福感的重要措施。 原文： https://qks./J/CJYJ/Article/CurrentIssue/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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