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把紫砂壶,见证了时大彬与陈用卿的友谊

两把紫砂壶，见证了时大彬与陈用卿鲜为人知的友谊

时大彬、陈用卿与龚春为明代紫砂三大家，晚明文学家张岱的《陶庵梦忆》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用卿又次之。”。人们对于时大彬与陈用卿的认知主要依据与他们同时代的明末清初中国早期茶学、佛学、紫砂三界专业评论家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雅流》记载：“时大彬，号少山，或淘土，或杂砜砂土，诸款具足，诸土色亦具足，不务妍媚，而朴雅紧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前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陈用卿，与时同工，而年会俱后。负力尚气，尝挂吏议，在缧绁中。俗名陈三呆子，式尚工，致如莲子、汤婆、钵盂、圆珠诸制，不规而圆，已极妍饬。款仿钟太傅贴意，落墨拙，落刀工。”。

这些文字记载让我们了解陈用卿与时大彬为同时代的紫砂艺人，比时大彬年轻几岁，技艺略逊一筹。他们都在紫砂壶上刻字落款，但字体不同，制作风格不同。

时大彬对紫砂壶艺最大的贡献是，重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成型方式，即“打身筒”和“镶身筒”的技法。这种独特的成型技艺，奠定了宜兴紫砂发展的根基，直至今天仍然沿用。陈用卿首开在紫砂壶上书写章草的先河，刀法娴熟，对后世影响极大。

时大彬与陈用卿距今约300余年，据后人简要统计，时大彬其存世作品，包括见于著述的不过数十件而已。国内一些学者的统计，其壶主要见诸著述，图存、传器，作品署款各不相同，或有不署名者，有款「大彬」两字，有加姓如「时大彬制」者，有刻有诗句者，不一而足。陈用卿作品实物与著录更少，仅仅数件。

现已发现出土的时大彬款紫砂壶皆为“大壶”而无“小壶”，“大壶”是时大彬早期作品，这说明在明代晚期人们饮茶习惯已改变，使用小壶成为时尚，紫砂大壶已丧失其使用功能成为收藏、陈列品故而随葬。然而，传世时大彬款与陈用卿款具有明代风格的小壶实物极少，刻款不一，无公认标准器，人们很难鉴别真伪。

今有两把时代特征相同的“小壶”，一把“扁四方壶”容量150cc，重300g，底落刻款“大明万历 时大彬制”，此壶造型规整、灵巧，方中见圆“朴雅紧栗，妙不可思”，充分展示了时大彬高超的制壶技艺以及天圆地方的人文观念。一把“牛盖石瓢壶”容量150cc，重336g，底部刻款“壬辰冬日 陈用卿制”，此壶造型规整、简洁醇厚，充分体现了陈用卿“佥曰用卿醇饬”的制壶风格。这两把紫砂壶皆为传世之作，制作于万历44年（1616年）材质相同、容量相同、时代痕迹（包浆）相同，壶铭文字体、刻法风格相同显然出自一人之手。然制作工艺、款识字、体刻法风格截然不同，显然出自不同人之手。因在烧窑中位置不同所造成的窑温不同颜色略有差别。这两把紫砂壶尽管形状、重量各不同但容量相同，充分显示了二位大师高超的制作技艺，至今未见逾越者。在制作工艺上时大彬的“柿饼壶”较陈用卿的“牛眼壶”更加精巧灵秀，技高一筹，不愧为公认的紫砂界一哥“明代良陶让一时”之美誉。

时大彬制“扁四方壶”容量150cc，重300g

陈用卿制“牛盖石瓢壶” 容量150cc，重336g

《阳羡茗壶系·雅流》记载时大彬与陈用卿所做紫砂壶款识是先在壶上用墨书写后再用竹刀刻画，这在出土的时大彬早期作品款识中得到证实，中晚期后时大彬自己直接用竹刀在壶上刻画款识，受时大彬影响，陈用卿也经常在壶上直接刻款。时大彬作品在当时就一壶难求价值极高，故在其所在时代直至今日都在有人仿制，且至今无公认真品款识，很难从款识辨别真伪。这两把壶可以排除后人仿制的可能，原因1：壶上铭文字体、刻法相同，出自一人之手，仿制者不可能把陈用卿作品上的字体刻在时大彬的作品上；2：壶上款识字体、刻法不同，非一人所刻:3：壶整体制作风格不同，非一人所做；4：所有特征显示这两把壶是不同人在同一时期同时制作。

这两把紫砂壶见见证了时大彬与陈用卿一段鲜为人知的友谊

时大彬与陈用卿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紫砂艺人，二人既是同行又是好友，两家共用一窑烧制紫砂器。时大彬年长陈用卿几岁，喜欢喝酒，经常请陈用卿在酒馆饮酒且从不让陈用卿买单，久而久之陈用卿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将家中珍藏的一块紫砂泥料“天青泥”赠与时大彬。天青泥料及其稀有，时大彬将这块泥料分成两块与陈用卿一人一半，商定各自制作一把容量150cc的小壶互赠。时大彬制作了一把“扁四方壶”后人称之为“柿饼壶”，陈用卿制作了一把“牛眼盖壶”后人称之为“牛盖石瓢壶”，陈用卿还在其制作的壶身上一面刻有几支竹叶，一面铭刻草书“难得浮生半日闲”，时大彬见后很喜欢这几个字的含义，便请陈用卿在自己制作的“柿饼壶”也刻上“浮生难得半日闲”。因陈用卿已在壶上已刻有丙辰年号，故时大彬便在壶上刻大明万历以表示这两把壶是在万历丙辰年所制。

这两把紫砂壶历经300余年完好无缺，可见在传承过程中人们对它们的珍爱与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