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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转移后，我们坚持在粤赣交界的大庾岭上打游击，开始了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日子。 1936年3月里的一天，我跟着项英、陈毅同志等六人，到江西省赣南的大庾岭西南约六十华里的一个小山上，去检查交通站的工作。 当天夜里，交通员带来许多东西，有草药、胶鞋和一捆国民党的报纸，最叫我们高兴的，是一个叫陈海的人写来一张字条，他说他是从陕北来的，带来了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要面见负责同志。 “要跟咱们党中央联系上啦!”。“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叫我们盼到了!”在游击区里，感到最痛苦的是无法和中央取得联系。那时我们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主要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分析得来的，尽管用尽种种办法，也零星地搞到一些当地报纸、上海报纸、香港报纸，但东分析，西分析，到底不能完全清楚中央的情况。  陈毅同志为这件事很苦恼，他曾写过很多信给上海的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由于这些信写的很隐晦，很曲折，所以一封回信也没有接到。有一次他写信给鲁迅先生说：“我是史铁儿的朋友，史铁儿在病死以前，我跟他是在一起的，我们都非常关心史铁儿的家属，不知你能不能费神打探一下，告诉我们。” 史铁儿是瞿秋白同志在上海写文章时的一个化名，打听史铁儿的“家属”就是打听中央的消息。秋白同志和鲁迅先生的亲密的革命友谊，是尽人皆知的。这封信算是写得最露骨的一封了。但是一样没有回信。这种盼望中央的急切心情，今天终于有了希望了，我们心里都感到光明了许多。陈毅同志派了人去了解，这个陈海果然对内部情况很清楚，问他中央有什么指示，他说：“这很重要，见了负责同志才能谈。”跟他说负责同志不在这里，他说：“我知道，红军长征以后，负责人到了油山，见面就认识了。” 这个人虽然来得蹊跷，不能深信，但因为项英和陈毅同志，始终坚信中央会派人来的信念，如今总算有人来了，不信又怕错过机会。于是在经过两个礼拜的考察以后，就派人跟陈海见了面。谁知见面之后，他又说他不是中央派来的，是六军团的一个干部，因为长征掉了队，流落在这里修马路，他是想来归队的。问他为什么冒充是中央派来的，他说：“要不说是中央派来的，你们不会见我。”他又说，在修马路时和国民党的部队混得很熟，有了机会，他可以搞兵暴。就这样，谈了几次，给了他一些钱，又派他去修马路了。大概是为了骗取我们的信任，不久，他就买了大批的港、沪出版的进步报纸，给交通带来了。  陈毅元帅 又过了几个月，他又说兵暴搞不成了，国民党部队开到广东三水去了。他还说给他的钱没有胡花，在大庾城开了个糖铺子(交通站)，并把店名、街名、门牌号都寄来了。几天后，他又派人来送信，说中央来了个代表，已经到了边缘区，请示我们怎么办?陈毅同志一心想见中央来的人，夜里觉都睡不着，天麻麻亮，自个儿就赶到城里去了。他想：如果见不着党中央的人，也可以探听一下陈海到底搞的什么鬼。 陈毅同志进城以后，果然找到糖铺子。走到糖铺跟前，陈毅同志抬头一看，大门上新贴着两张封条，他暗暗吃了一惊，向铺子附近打听，正遇着一个老大爷，把陈毅同志拖到一边，悄悄地说：“陈海叛变啦，你快走!”原来这个革命的骗子，一出游击区，就被国民党抓住了，抓住后立刻就叛变，他先用一封信稳住项英、陈毅同志，随后就带着队伍进山抓人来了。陈毅同志朝大街上一瞅，果然已经戒严了，当兵的还在盘查行人。老大爷赶快把陈毅同志带进屋里，叫他从后门的小路绕出城去。 脱险后，陈毅同志急忙顺着小道往回走，他担心敌人会来搜山，谁知道刚出三岔路口，就跟一个排的白军碰头了。白军大喝一声：“你往哪里走?”有一个敌兵一把抓住了他，恶狠狠地嚷道：“老表，给我们带路。”陈毅同志听说叫他带路，心就安了下来，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支杀气腾腾的队伍，正是要去捉自己的，叛徒陈海正领着大队走在后边呢。陈毅同志不慌不忙地推托着说：“老总，对不起，这条路我不熟，我不是本地人。”“你不是本地人，干吗跑到这里来?”白军疑惑起来了。陈毅同志笑着说道：“我是城里的教书先生，想到乡下买茶叶去……”  陈毅同志的沉着，迷惑了敌人。敌军官一听说是“教书先生”，又看到陈毅同志那副认真的神气，不由得不信，刚好那一带盛产茶叶，说得也合情合理，也就相信了。并且对刚才的失礼，还表示了歉意。敌军官为了要显示自己电有点学问，便跟假称“教书先生”的陈毅同志攀谈起来，一路上陈毅同志边走边想：要是叫叛徒陈海赶上来，那就糟了，还是早想办法摆脱的好。 走着走着，路过途中的一座村子，陈毅忽然皱起眉头，敌军官看到他脸色有点不对，就追问起来。陈毅同志说是肚子疼，要上茅坑大便，白军便答应了。白军在外边等了许久，好不耐烦，就闯进厕所一瞧，哪有什么“教书先生”的影子，这才知道上了当，急忙催一队人马，气喘汗流地跑步前进，直奔前面那座小山头。 这时天近中午，我跟项英同志等正躺在山腰一间小草棚里打盹。我正在做着一场好梦，梦见吃了一顿喷香喷香的大米饭，陈毅同志喊了一声：“敌人来了!”我们才惊醒，往山下一看，果然，狡猾的敌人，已顺着山侧，悄悄地抄上了山。我们一个放哨的，眼睛光盯住正面那条大道，没想到敌人会从后面抄上来，直等听到人喊马嘶：“捉土匪啊!捉活的啊!”这才从地上一滚身跳起来。我仰头一瞧，一个排的敌人，已经扑到跟前，双方只差七八步距离了，明晃晃的刺刀闪人眼帘。 我们四个特务员(即警卫员)，猛地拔出枪来，挥舞着四支二十发的快慢机，劈劈啪啪朝着冲上来的敌人猛扫，八十发子弹就像一阵暴风似的卷向敌人，等杀出一条血路，我们就掩护着项英同志突围，项英同志由于连日翻山越岭的疲劳，动作有点困难，在一个陡坡前，他无力攀上去。眼看敌人扑过来了，警卫员用肩膀在底下一顶，只听得“嘶”的一声，项英同志的腿剐在一块锋利的石头尖上，裂开一道半尺长的血淋淋的口子，再跛行百来步，实在跑不动了，我们赶紧把他藏进一堆草垛中，掩盖一番，急忙离开，剩下几个人且战且走。怎奈得山顶山脚全是敌人，眼看是没法突出去了。特别是项英同志还在山上，我们也不能抛下他走，只好分散躲进附近深草中去。  梅岭三章 这个小山包树木不多，草倒很长，这就使敌人不容易发觉我们。两个来汇报工作的交通员，也因为我们而受了连累。一个男的是个顶机灵的小伙子，当敌人的刺刀对准他的胸膛时，他急中生智，举起洋伞虚晃一下，敌兵忽见一道黑光，迎面而来，当是什么武器，吓得倒退几步，交通员就顺势用洋伞柄一钩，把枪刺钩开了，撒腿就跑，果然给他突出重围去了；另一个姓潘的女同志，是广东人，也不过二十来岁，她直往山顶跑，叫敌人捉住了。 “捉到一个土匪婆子啦!捉到一个土匪婆子啦!”敌人唧唧哇哇嚷起来，我心里有点着慌，怕她经不起恐吓，要是说出什么来，叫敌人知道了这山上藏着“项特务(项英同志)”，说什么敌人也不会轻易放过的。敌 人朝她拳打脚踢了一阵，气呼呼地问道：“这山上一共有几个人?”“两个人!”她冷冷地答道。“胡说!”敌人又狠狠地朝她打了几个耳光子，吓唬她说：“你不说实话，老子就枪毙你，快说，他们都藏在什么地方了?”“我不知道!”接着又是一顿拳脚。“说!他们藏在哪里?”她朝敌人脸上唾了一口，狠狠地说道：“我不告诉你。” 敌人奈何她不得，又折磨她一阵，用拳头揍她，用枪托敲她，她低低地喘着气，呻吟着，不管敌人问什么话，她总是干脆回答道：“我不知道!”“我不说!”“我不告诉你!”后来，声音逐渐低微下去，好像是死过去了。  说也奇怪，一个方圆不到两百米的山包，三百多个敌人，重重包围着我们，山上山下，反复搜索，就是找不着。搜了两个多钟头，敌军官想出一条毒计来了。他命令士兵在草地上放起一把火，火迎着风势，呼噜呼噜地向山上烧起来。我心里想：这下可完蛋了，不叫捉去，也要活活烧死啦!天下真有这种怪事，正在危急的时候，天渐渐黑了，不一会儿忽然哗啦哗啦落下一阵倾盆大雨来，把火通通淋灭了。 火烧不着，敌人可不甘心，命令士兵，继续搜索，直搜到日落西山，这才吹号集合，排队下山。我正要从草中往外钻，心里又暗自想道：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还是小心点好，拨开草缝朝外一瞧，乖乖好险，原来他们假装退却，并没有走，而是把队伍埋伏在山脚，要不是我们留了个心眼，可就要上当了!敌人在山下待了一会儿，看看山上毫无动静，眼看天陕黑了，这才死心塌地地走了。我们经历了一天的惊险，没吃一点东西，饥肠辘辘，实在难受!可又不敢上村里去，只好到对面半山腰一户人家去敲门。老表一听敲门声吓得直打哆嗦，以为我们是白军，说什么也不开门。 后来，我们告诉她我们是游击队，她才半信半疑地开了半扇门。老太太用惊讶的目光，打量了我们一会儿，认出确实是游击队，才满怀忧虑地说：“你们还不快走!反动派来捉过你们啦!”我们安慰她说：“不用怕，老太太，我们已经知道了!可是，一天没吃饭腿跑不动啊!”老太太听说我们饿了，就自告奋勇地说：“我给你们烧饭去，很快就会烧好的，你们在山头上，再蹲一会儿……”老太太说着就到灶下去，想了一想，又嘁我们回来，咬着我的耳朵说：“这里附近不保险啦!你们蹲在那边山头上，等我把饭烧好了，再叫你们来。”  在山上蹲了好久，项英同志等得不耐烦，急着要走，陈毅同志却要再等一会儿，他从早到晚，跑了一百多里地，一滴水没进口，肚子饿得实在难熬，皮带都紧缩到最后一个洞了。我们几个人也都四肢软弱无力，眼里直冒火星，再不吃点东西，真的也走不动了。后来，陈毅同志叫我下山去看看。等下了山，饭刚好，老太太正准备出门，我们却又先来了一步，把老太太又吓了一跳。 老太太说：“天黑了，估计反动派不会来了，饭凉了不好吃，不如在屋里吃。”项英、陈毅同志都同意了，我们又从山上跑下来，虽然是普普通通的大米饭，平平常常的咸菜干，但是我们吃得十分有滋味，觉得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好吃。可刚吃了个半饱，饭碗还端在手里，狗又汪汪地咬了起来，山前山后，到处都是敌人吱吱哇哇的咒骂声：“狗日的土匪，捉到要剥你的皮!”我们赶紧把灯吹灭，冲出门来，也辨不清东西南北，直往山高的方向跑，天又黑，路又滑，大雨滂沱，走不几步，就听得有谁滑倒的声音，陈毅同志怕大伙走散，叫一个牵一个，跌跌撞撞地爬过一座大山又一座大山，越过一重峻岭又一重峻岭。 项英同志最吃苦了，他的伤口还在淌血，痛得咬紧牙根走。起先，我们还能抬动腿，到后来，简直是爬着前进。整整地在山上滚了一夜，这下可把敌人甩得老远了。拂晓前，跑到一座给火烧光的陡坡上，这山可陡呀!周围真是“地无三尺平”哩!大伙儿都已经跑得精疲力竭，再也跑不动了。我们个警卫员用刀子在半山腰凿出一尺宽、五尺长的平地来，铺上一些树叶，让项英、陈毅同志躺下休息了一会儿。 世界上恐怕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床铺了，往上瞧，高峰入云，往下看，深谷万丈，睡得稍不老实，滚下去，连骨头也找不着的。我们就蜷伏在一旁打迷糊，心里想：这地方可保险啦，放心睡一会儿吧，等到天明一瞧，大吃一惊，就像是走进迷魂阵里啦!昨天那座遇险的小山包．就在不远的对面，爬了一夜的山，却打回老家来了。  项英同志 那小山包上，有一群穿草绿色军服的大兵，神气活现地持着明晃晃的刺刀，还在那儿搜索，有的警惕性满高，像王八似的伸缩着脖子，趴在草地上耙来爬去，看到敌人那殴傻劲，着实好笑。太危险啦!要再叫敌人发觉，可难摆脱了，我们扶着项英同志，连忙起身，又悄悄地走了。 翻山越岭，忍饥挨饿，爬的净是荒无人烟的大山，猛兽都叫我们这几个突然出现的人吓得夹着尾巴跑了。一路上，大家都饿得心慌，陈毅同志从地下挖出笋子，削去皮就生吃起来，津津有味地嚼着，我问他：“刘同志(即陈毅同志的代号)，麻嘴不?”他啧啧赞不绝口：“还不错!很甜!”有些山上没有竹林，连生笋都捞不着，就只好吃野草。 陈毅同志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小撮米来。米啊!米啊!大家眼睛都瞪得像灯笼一般大。陈毅同志在每人的茶缸里，小心翼翼、十分准确地撒下几粒米，郑重地说：“别小瞧这几粒米，它胜过一根人参哩!”就这样，我们一连跑了好几天，草鞋都磨穿了，从江西的大余，一直转到广东的南雄，这才把身后的敌人甩掉了。 回忆者宋发生同志简介： 宋发生（1911-1970），男，江西省分宜县人。1928年10月参加分宜农民暴动。1929年8月参加红军一军团特务团任战士，班长。1934年8月担任陈毅同志警卫员。1938年1月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任排长，连长，侦察参谋。1941年2月新四军指挥部特务营副营长。1941年9月新四军联抗历任大队长，团长。1944年9月新四军苏中军区任团长。1949年1月扬州军分区副司令员。1950年11月山东胶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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