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很多诗词与赋，最终觉得这首《国殇》最适合描写繻葛之战的战场。屈原生活的时代是繻葛之战的400年以后，当时的战争烈度大大增加，战争的目的也不再是以攻城略地为目标，而是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所以才会出现辞中描写的左骖马被杀，右骖马也伤了，战车跑不动了，但车上的甲士不能像400年前一样，坐在地上等俘虏。因为这时距离商鞅变法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六国见样学样都开始学习商鞅的奖励制度，以甲士的人头计军功.士兵看到甲士的头颅就像看到了一块块田地，一套套宅院，所以甲士被打落车下以后，为了自救，只能藏在车后，以车体和马的尸体为掩护，继续抵抗。上文我们讲过，战争方式的改变最终导致了国力的消长，对国与国之间竞争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战争方式的改变无非有三种：这三种改变都推动战争的烈度不停增加，最终毁天灭地。远程攻击武器的特性决定了，远程武器的威力越大，连续性越强，战阵就会变得越薄。在滑膛枪时代，还需要5-8行的纵深才能抵抗骑兵的冲击，因为滑膛枪一分钟只能开1-2枪，火力延续性不强，而骑兵从200米开始冲刺，基本上也就是一分多钟就到跟前了，所以纵深一定要厚，才能硬刚骑兵的冲击。但到了燧发枪时代，因为枪械技术的改进，熟练的燧发枪兵一分钟可以开3-4枪，火力的延续性增强，不惧怕骑兵的冲锋，所以战阵就变成了3行纵深。到了机关枪时代，一分钟发射子弹600发，骑兵冲不到跟前就全军覆没了，所以就出现了几百人的英法联军，用1行纵深阵型配备机关枪，就可以绞杀一万多人的僧格林沁骑兵队的战例。在繻葛之战中，郑庄公也采用了一种新阵型，这种阵型不但击溃了周天子的王室军队，更是有效杀伤了周军的有生力量，致使周王室军一蹶不振，这种阵型叫做“鱼丽之阵”。
周桓王率领中军；虢公林父率领右军，蔡军、卫军隶属于右军；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军隶属于左军。 表面上看起来，郑军以一国之力对抗天子和三国联军，兵力薄弱，但郑军把战车一字排开，战车与战车的中间用二十五人的徒兵小方阵填住，第二排则错开排列，这样战线反而加宽了，远远看去，郑军的阵型像鱼鳞一样，正面宽度反而对周军形成了包围之势。这种阵型是郑军战前军议时商定的。战前军议时，郑国的大将子元分析了周王室军队的情况，子元说：“陈国动乱，百姓都缺乏战斗意志，如果先攻击陈军，他们必定奔逃。周天子的军队看到这种情形，一定会发生混乱。蔡国和卫国的军队支撑不住，也一定会争先奔逃。这时我们可集中兵力对付周天子的中军，我们就可以获得成功。”郑庄公同意了子元的建议。但如何在打胜以后取得最大化的战果，郑庄公等人犯难了。最后还是子元建议，摆开这种鱼鳞一样的阵型，叫做鱼丽之阵。这样冲阵的时候有步兵在后面随时收割对方因战车损坏而步战的甲士。对方战车冲阵的时候，己方拿着长戈的步兵可以结成小方阵对抗战车。马这种动物其实胆子不大，看到长达两米的戈头在自己眼前晃，会本能的想躲避，这样对方阵型就乱了。
周军正准备擂第二通鼓，郑军的战鼓响了，郑军左右两军同时向周军的两翼发动进攻，陈、蔡、卫国的军队看到郑军一动就开始溃逃，导致周军阵营大乱。郑军轻而易举突破周军两翼，然后从两翼合拢进攻，周军中军顿时大败溃逃。在败退中，郑国的祝聃乘车一马当先，射中周桓王的肩膀，周桓王差点摔到车下，旁边车右一把抓住桓王的腰带，周天子才没有从车上摔下去。
我们来看，郑军是先两翼冲锋，然后中军冲锋，导致周军的中军崩溃。如果郑军士兵不是长了飞毛腿，每个人都跟神行太保戴宗一样，那么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无法在顶盔掼甲负重20斤的情况下追上战车的。那么摆出鱼丽之阵就没有必要了。只是静止不动的时候好看，一动就破功，还很可能造成混乱。军阵的作用就是最大化的保持士兵的秩序，以提升防御力或攻击力，那么鱼丽之阵的攻击力在哪里呢？除了战车呢？还有持戈的徒步士兵，但跟不上来，攻击力为0，跟上来阵型混乱，攻击力也为0。所以要想保持步兵的攻击力，一定要保证步兵能跟上，能结阵。步兵跟上冲锋的战车的唯一方法，就是步兵骑马，到达指定位置后，下马结阵，同时放马冲敌，造成敌方混乱。这就是后世的龙骑兵，也叫做骑马步兵。下图就是18世纪的法国龙骑兵，骑马到达战场，下马结阵杀敌。也只有步兵骑马前进才能保存体力，否则以春秋时代的战争模式，两军之间至少要有500米的距离才能让双方的战车速度达到最大化，步兵负重20斤以上跑500米，都只顾着喘气了，哪里还顾得上结阵杀敌呢？但这里有个疑问，春秋时代人们的服饰是上衣下裳，裤子还没有发明出来，是标准的“空档”，400年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改换服饰，还招来了大片的质疑声。那么郑军这些步兵是如何快速运动的呢？是侧式骑马还是上了战车一起行动？这一点一直没弄明白。其次，郑军在步兵之间必然配备了很多弓箭手，以确保远程打击的力度，否则以陈、卫、蔡三国的少量兵力，即便骚动，也不可能一冲即溃。周军毕竟是天子之军，是以天子讨不臣，军队士气是有保证的。只有在友军骚动，自己又遭受到连续箭雨攻击的情况下，士气才会迅速下降，继而演变成崩溃。结合我们前文所讲的军阵变化，只有远程火力强，配上这种宽而浅的鱼丽之阵，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所以说，鱼丽之阵只是表面现象，真正改变这场战斗结果的，是在“集中发挥兵种优势”的指导思想下，对兵种的合理调动和配合，表现在外行人的眼里，就仅仅是阵型发生了变化而已。
战斗迅速分出胜负以后，周天子虽然受伤，但还能指挥军队，于是指挥残余的周军缓缓后退，祝聃请求前去追赶。郑庄公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于是郑国未再追击周军。收兵后，郑庄公给周桓王留足了面子，特派大夫祭仲去周营向负伤的周桓王赔罪慰问。庄公很清楚，虽然周天子的地位今非昔比，但威望犹在，不可过分冒犯，以免引起其他诸侯国的敌视和作对。郑国给了台阶下，周桓王也只好无奈接受了繻葛之战的失利。实际上，这次繻葛之战，周天子不但吃了明亏，也吃了暗亏。明亏是政治上的，周天子连一个伯国都打不过，从此威信扫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宣告结束，春秋诸侯争霸拉开序幕；暗亏是军事实力上，这种战车与步兵混编的鱼丽之阵既然记载为“新颖之阵”，就说明之前没有这样编制过。这种阵法类似于二战时候的坦克步兵协同法，由坦克吸引火力保护步兵，由步兵大量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所以此战中，周军的中坚力量甲士阶层被跟随战车的骑马步兵杀掉不少，而前文我们讲过，甲士阶层主要由国人、士、大夫阶层担任，相当于王室精英阶层大量损失，这种损失不是一年两年能补回来的。这是导致战后很长时间内周王室都一蹶不振的另一个原因。有意思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装甲兵统帅古德里安采用的闪击战，刚开始也是主要利用坦克集群突破步兵防线，类似春秋时期的纯战车冲阵，后来发现这样的方法突破性强，但无法有效占据城市，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于是古德里安又改善战法，形成了步坦协同战术，战争效率才提升上去。而这种战术，中国人早在2500年以前已经发明且使用了。郑庄公在战后派祭仲去慰问，表面是向周桓王认罪，实际是去示威，如果年轻的周桓王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祭仲会让周天子明白，这次周天子损失的惨重性。想继续打，但是你的国力允许不允许呢？这一仗以后，恐怕全国的诸侯乃至自己的领地内都会有人蠢蠢欲动吧，天子到底是该多关心自己的领地还是关心郑国呢？此战周军为什么没有预料到郑军会左右军先出？因为之前的战争都是遵循周礼的。周礼指导下的战争目的不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取得道义和军事上的双重胜利。所以战争之时还有崇礼尚仁的温情，先各击三鼓，然后左中右三军依次交锋，类似演武。事实上在20年后公元前684年的长勺之战中，齐军擂鼓三通以后，要等待鲁军击鼓才发起进攻。这是遵守战争之礼的表现。但郑庄公仅仅在周军擂鼓一通就左右军齐发，完全出乎周军的意料之外，所以周军就算是输了，也输得不服气。因此郑庄公才用鱼丽之阵的步车协同战术，最大限度杀伤周军的骨干精英，这样周军即便不服也无力反抗。如果说繻葛之战前，战争是礼乐延续，战争是为道义服务的话，繻葛之战开始，以谋为战思想就萌芽了，战争开始为政治目的服务。繻葛之战让诸侯看到抛弃周礼作战的甜头，因此之后的战争，军事指导思想开始慢慢从以礼为固过渡到以诡诈、以谋为战的兵不厌诈思想，这种思想到《孙子兵法》和《鬼谷子》成为高峰。到公元前637年，宋襄公泓水之战因守礼法失败而被人嘲笑以后，华夏大地上，战争这个魔鬼开始彰显出它的狰狞与残酷，露出了吃人的獠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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