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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是由北宋神宗主导、宰相王安石负责推行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改革。这场变法开启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结束于宋神宗去世时的元丰八年（1085年），前后16年有余。由于时间长，牵涉面广，牵连的人多，掀起的滔天巨浪对北宋的官场形势、人情冷暖甚至国运兴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议由来已久。一些人以司马光的自请离朝为依据来评价变法的优劣，一些人以苏轼反对变法一辈子遭贬为理由来判断变法的对错，更多的人因为变法带来后来无休止的党争倾轧而谴责“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灭亡的祸根。虽然梁启超、邓广铭、钱穆、柯昌颐等历史学家曾深入细致地评价过、肯定过“王安石变法”，但争议从来就不曾停止过。 那么，究竟要如何去分析、理解和评价变法，如何看待司马光和苏轼在变法中的态度、作为和作用呢？ “王安石变法”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因为到宋神宗当政时，已经不再是宋真宗、宋仁宗当政时的繁华盛世了，更不是宋太祖、宋太宗那个彪悍勇武的时代了。宋神宗继位的1067年，宋朝已经建立108年，出现了机构臃肿、冗员繁多、财政入不敷出等突出问题。军队人员多而战斗力弱，面对西北西夏、北方辽国的侵扰，只得花钱买和平，不但丢银子，而且丢脸面。 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成因在于宋太祖建立的所谓“祖制”。大家知道，宋太祖是以武将身份、武力威逼夺取政权的，但他取得政权后特别害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了巩固政权，他一方面对内加紧统一中原而放松了对外族的防御；另一方面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的兵权，又以“禁旅更代”消除了地方的威胁，再以“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无限拔高文人地位，重文轻武，扬文抑武，最终形成了内紧而外虚的局面。 从太祖、太宗到真宗、仁宗，无一例外地给文臣们以优厚的待遇和无节制的赏赐，使那些通过科举入官的文人们轻松拥有了大量的土地、财富和资源，形成了新兴的官僚地主阶层。北宋统治者不但厚待这些文臣，还通过“恩荫制度”，将高官厚禄赏赐于他们的亲族子孙，泽被后世。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载：“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宋仁宗在位时，每年用于赏赐文臣的钱物高达百万钱之巨，时任谏官的司马光曾三次上书建议说：“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脱脱《宋史·司马光传》）意思是说，在这内外交困、财政紧张之际，不宜过度赏赐，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们将赏赐的钱，捐献营建山陵之用。然而，宋仁宗拒绝了司马光的建议。宋仁宗之所以有“天下第一仁君”美誉，其实与他优待文人有很大关系，因为历史都是文人记载的。 在这种制度下，文人们写诗作文与治国理政同等重要，喝酒交友与视察了解民情同等作为。北宋甚至给文官们标配了专门的“官妓”，让他们的官场生活十分滋润，享乐得理直气壮。他们建豪宅、坐香车、品文学、狎官妓，生活非常奢侈。 宋朝优待文人的政策，直接导致了两个极端的后果：一是造就了文化的繁荣和灿若星汉的文人辈出，所以陈寅恪先生感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二是直接导致了百姓的困苦。涸泽而渔，总会有“泽涸”的一天。皇族和文官们并不从事体力劳动，所有辛苦劳累，都转嫁给了老百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百姓在这种盘剥之下，已经穷困至极，但朝廷与辽国、西夏作战打了败仗，屡屡以所谓“岁币”买和平，所需依旧向老百姓无度索取。 老百姓的钱物毕竟是千辛万苦挣来的，当老百姓被朝廷榨干后，朝廷的危机随之就来了。 宋神宗登基以后，面临的就是这样一副烂摊子。 面对内忧外患，变法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当宋神宗以20岁弱冠之年接过权力棒的时候，他不是头脑发热要变法，而是宋神宗朝已经到了非变法不可的时候。推行变法，又非王安石莫属。并且，王安石正是宋神宗要找的人。宋神宗初登基，一心励精图治，思贤若渴。王安石则是“有志于安邦定国经世济民之人”，于是君臣一拍即合。 宋神宗画像 宋神宗赵顼与他爷爷宋仁宗赵祯最大的不同点是：仁宗一味施仁，而神宗力图振兴。这是王安石当年多次拒绝仁宗而神宗召之即来的根本原因。 自熙宁二年（1069年）到元丰八年（1085年），在宋神宗的强力主导和支持下，王安石先任副宰相（参知政事），后任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牵头进行了一场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于危亡之际的改革，史称“熙宁变法”，亦称“王安石变法”。 针对生产落后、国库空虚、军备孱弱等问题，王安石先后提出和推行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裁兵法等一系列变法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农田水利法的推行，改善了全国的水利设施，提高了灌溉能力和生产能力，单开封府每年就增产谷物数百万石；《宋史·食货志》载，自熙宁二年至九年，通过变法在全国发展生产而修建成的水田、民田、官田合计36万多顷。 青苗法的推行，减少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募役法增加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这些改革发展了生产，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局面。 青苗法、募易法、市易法都是对财政的改革。通过这些变法，国库收入迅速增加，国库积蓄后来甚至达到可供朝廷内外20年用度的巨额。而且，钱币之外，还有大量的谷物。《宋史·安焘传》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可以说，宋朝到此时才真正扭转了积贫的局面。 在军事方面，保甲法维护了农村治安，建立军事储备。保马法、军器监法增强了军备。裁兵法提高了士兵素质。将兵法增强了军队战斗力。 可见，“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不利的局面，带来了生产的发展，府库的充实，国防力量的提升，消除了神宗朝面临的诸多弊病。然而，如此好效果的变法，为什么引起那么多人的反对？又为何引起历代那么多的争议呢？ 对于“王安石变法”来说，司马光代表了官方（历史）的评价，苏轼则代表了民间（文人）的评价。在“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免役法等，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财政危机；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提高了军备，抵挡了辽和西夏的凌厉攻势。经过10多年的持续推行，变法效果日益显现。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变法中虽然老百姓的负担没有增加，但地主、官僚、商人的既得利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地主阶层，他们购买了大量的良田，过去因为政策优待不交税，甚至别人的田地借他们的名义耕种也不交税。但“王安石变法”之后，不但他们的田要交税，还要抽丁为公服役，不想抽丁便交钱免役。 过惯了优越的生活、不劳而获日子的大官小吏、文人士大夫因利益受损，为维护一己私利而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其中，司马光带头激烈反对变法，并且以自请离朝、挂冠闲居表达反对和不合作。他们把王安石和新法合在一起进行反对和批判，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完全没有了理性，甚至纯粹变成朋党之争。 当新法实行时，满朝大臣，以司马光为代表，无不一味齐声痛骂。元祐后，司马光东山再起，将新政不论好坏对错一概废除，将推行新法的要员蔡确、韩缜、章惇等一律放逐。到了哲宗亲政，绍述神宗，章惇复起为宰相，报复的手段比司马光更狠。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变法已经成了一个斗争的噱头。 以司马光为首的文官之所以要反对变法，一是文官是既得利益者，王安石变法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当然要反对；二是他们坚持儒家正统，但只有粗糙的理论，而缺乏实施的细节，行之于政难免空洞。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措施，用空洞的理论来辩驳实践得来的经验；三是王安石在变法中贬谪了一些有名望的勋旧大佬，这些在政治上因之失势的人必然反对；四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基层官吏“渔翁得利”，给反对者留下了把柄。而司马光的态度，又直接影响了北宋文官系统对王安石和变法的评价。所以，不仅司马光，当时很多文官都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且反对得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但是，司马光并没有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表现出足够的政治才能，反而把自己在政治上的弱点暴露无遗。当代历史学家王曾瑜曾坦言说，司马光是位优秀的历史学家，“然而在政治上，也确是个庸才，因保守，毫无建树可言”。 实事求是地说，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在当时文官群体和朝野读书人中间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俨然一代文宗。 我们看苏轼的生平，读他的作品，不难看出他文采一流、胸襟一流，但在实际治民执政的能力上，则远不如王安石从理论到实践的细致严密、经纬有方。 司马光画像 然而，苏轼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他宽阔的胸怀，感染了很多人，以至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越来越低，在朝野声誉上却反而越来越高，不仅文人士大夫、乡野读书人，就是宫中的太皇太后对他都佩服之至。所以，苏轼的经历，影响到了官方、民间和后来的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判断。在对于变法和王安石的问题上，苏轼与司马光有着本质的区别。 苏轼在人品上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对时局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对官场从不因利益而改变立场。因此，他从来不加入党争，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更不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他虽然政治上非一流干才，但能客观且正确地批判当时的政治得失，虽然反对一些变法主张，但对变法中利国利民的政策是积极支持的。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受到放逐，但王安石下台后，他和王安石却成了朋友。苏轼与司马光的主张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他又指出新法不可废。他以事实作为判断的标准，而不是像别人一样，在变法中通过站队来谋求政治前途。所以，变法派当政，他受排挤，反对派当政，他同样受打击，一辈子颠沛流离，屡遭贬谪。而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却常常固执地认为他一生的颠沛流离是因为王安石所致，其实，苏轼贬官还与司马光和章惇有关，且在章惇掌权时贬得最远最惨。 苏轼不仅不憎恨王安石，反而十分敬重他。王安石去世后，苏轼在替宋哲宗起草的《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说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说他“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等等，这无疑是极高的、公允的评价。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8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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