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所藏孤本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鉴》考略

文化龙乡 202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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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洋文库出版《跨越时空之旅的五十本图书》，收录五十部

馆藏珍本图书的书影。东洋文库乃日本著名图书馆，藏书甚丰，珍稀本图书亦为数不少，能入选此书者皆优中选优，真可谓稀世珍本。其中有一部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鉴》得以收录，此书今可谓天下孤本。此书乃明宣宗为巩固皇权、统驭外戚，而命大臣杨荣编撰而成，故冠以“御制”之名。与其同时编纂成书的还有《御制历代臣鉴》。随后中国众多史书，如焦竑《国史经籍志》、夏燮《明通鉴》、清官修《明史》等均将两书相提并论。然而，时过境迁，《御制历代臣鉴》流传至今，《御制外戚事鉴》在中国则已不存，其余海外图书馆亦未见收藏，唯东洋文库尚存一部，成为天下孤本，且这部书是宣宗年间修成的初刻本，更显珍贵。当今海内外学术界对其知之甚少，未见有专门的探讨。本文试就其编纂动机略加探究，从中或可窥见明代政治与学术的互动情况。同时，对于该书的版本演变，亦加分析；另外，以日本所藏初刻本为例，对其内容进行探讨，为我们了解明清官方纂史，提供一个案例。

一、宣德初年《御制外戚事鉴》纂修背景与动机

明朝开国后，朱元璋鉴于历史教训，严禁后宫干政，也慎用外戚为官。《明史·外戚传》开篇即说：“明太祖立国，家法严。史臣称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而高(马皇后)、文(徐皇后)二后贤明，抑远外氏。”成祖夺位后，依然沿袭旧制，采取抑制外戚之策。但因为成祖以“靖难”起家，大量起用“靖难”功臣，故使一些外戚因功得以位列朝班，如宣宗母舅张昶晋升锦衣卫指挥使，其弟张升被擢为府军卫指挥佥事，掌握了部分兵权，故而朝中外戚势力增重，其中，不乏恃宠跋扈，甚至为非作歹者。为维护祖制，整肃朝纲，成祖曾训示外戚曰：“戚畹最当守法，否则罪倍常人。”并敕修《外戚传》三卷，“葺汉以后善恶可为法戒者，御制序”，加强对外戚的控制。

1425年，宣宗朱瞻基继位，其生母张太后助其理政。《明史》载：“宣德初，军国大议多禀听(太后)裁决。”张太后久居深宫，政治经验丰富，在朝中有较高威望。在她的帮助下，宣宗很快熟悉了政务。但太后预政，有悖离祖制之嫌，也助长了外戚擅权的风险。宣宗对张氏一族心存疑虑。所幸张太后一向谨言慎行，且常劝导兄长勿涉朝政。有鉴于此，宣宗也无意激化矛盾，但在即位之初，仍指令杨荣总纂《历代臣鉴》和《外戚事鉴》，既对权臣以加警示，又对外戚予以警诫。

黄佐《翰林记》载：“宣德元年正月乙卯，敕修《历代臣鉴》、《外戚事鉴》，皆命大学士杨荣总之。且谕荣以书馆中编纂及缮写官，有不遵约束者，悉听稽督责罚，敢有违越者，具闻黜之。荣处之适当，人皆悦服。”杨荣(1371-1440)，本名子荣，字勉仁，福建建安人。建文二年(1400)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永乐年间，曾出任内阁首辅，多次随驾出征蒙古。成祖崩于漠北后，杨荣助仁宗顺利继位，因功晋升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宣宗朝，又为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从安南撤兵等出谋划策，深得皇帝器重。作为三朝元老，长期的宦海沉浮，使杨荣达到了君主不疑、同僚不妒的境界。他曾与人言：“事君有体，进谏有方，以悻直取祸，吾不为也。”杨荣熟知国朝典故，宣宗选定杨荣任主编，既是看重他的史才，更青睐于其善揣圣意，能充分领会其编纂意图。杨荣也确实不负宣宗所望，广泛搜集历代史书，将汉以来的权臣与外戚人物，按类编撰，善恶并书，以为鉴戒。仅耗时三个月，就编成了《历代臣鉴》与《外戚事鉴》两书。

编撰两部书的意图相同，体例也完全相同，将历史上的权臣与外戚，都分为“善可为法”和“恶可为戒”两类。“善可为法”，《历代臣鉴》二十九卷、《外戚事鉴》三卷；“恶可为戒”者，《历代臣鉴》八卷、《外戚事鉴》二卷。书成之后，宣宗特下训谕：“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亲亲始。至于文武之臣，亦欲同归于善。然前世[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故于暇日，采辑前代近戚及文武群臣善恶之迹，与其所得之吉凶类为此书。用示法戒，其择善而从，以保福禄于悠久。”宣宗为两书亲撰序言，以明其意。其于《历代臣鉴》序中，要求朝中文武效法古代贤臣，“率皆秉仁循义，心夫天理之公。视民如子，忧国如家，后之为臣”(11)。宣宗对皇亲贵戚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外戚事鉴》序曰：

朕惟帝王之仁，始于亲亲。稽古唐尧，协和万邦，必先九族。盖由内达外，笃近举远，致理之大经也。夫居天下之上，统天下之众，凡覆载之内，皆欲使安其生、足其养，乐利于悠久，矧夫至亲近属者哉。人之行，必在于善，虽人品不齐，而无不可与为善者。盖善具于心，非有待乎外，惟所禀与习不同，而后有漉于不善者焉。古圣人为世道生民之计，设为之教，使必由于善为善，斯合乎天道。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考诸既往，可鉴已。朕祗嗣祖宗大位，为生民主，夙夜惓切，图与天下共乐太平之福，而必自亲者始。尝以谓：引之于福者，曷如开之于道为有本也；喻之以言者，曷如质之于事为有徵也。间采汉以下历代戚里之臣，其善恙之适并其终所得吉凶，举其大略而类别之，得七十九人，名《外戚事鉴》，皇亲各赐一本。昔孔子删商周以下之诗三百篇，垂教后世。其诗善恶悉具，说者盖谓：其善，可以感友善心：恶，可以惩创逸志，皆有资益乎已也。凡今戚里之家，诚能究阅是编，择善而从，心体力行，由是远而博求古圣人之教，近而奉守我祖宗之法，敬慎弗渝，将德誉益兴，宠禄无斁，国家有惇睦之羙，君臣相与，共享富贵于无穷焉。(12)

由上可知：宣宗视“亲亲”为帝王之术的基础，把“善”当作评判外戚的最高道德标准。此书收录汉代以来外戚七十九人，善恶并书，因为“其善，可以感发善心；恶，可以惩创逸志”，希望“今戚里之家，诚能究阅是编，择善而从，心体力行”，故而“皇亲各赐一本”。目的旨在于“劝善”，而非一味“戒恶”。宣宗希望外戚们以史为鉴，进而能“用示法戒，其择善而从，以保福禄于悠久。”最终实现君臣和睦，共同维护明王朝的江山。

可见，此书乃是宣宗在外戚势力有所抬头的形势下，为了维护祖制、抑制外戚而编的。对于震慑外戚，确也能起到一定作用。

二、《御制外威事鉴》的版本流传

宣德元年(1426)四月，此书初成之时，全书五卷，一函二册，“皇亲各赐一本”，可见，当时得以刊刻。《明史·艺文志》(13)、《千顷堂书目》对此书皆有载录，《千顷堂书目》载曰：“《外戚事鉴》五卷，采汉以下历代戚里之臣，其善恶之迹并其终所得吉凶，举其大略而类别之，得七十九人，宣德元年四月书成，皇亲各赐一本。”(14)其记载与《宣宗实录》相符。今人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载，《御制外戚事鉴》、《历代臣鉴》两书初刻本均由司礼监制成。(15)不过，明人周弘祖的《古今书刻》，成书于万历年间，是研究明代图书刊刻情况的重要资料，此书载《历代臣鉴》有初刻本，由内府监制，却对《御制外戚事鉴》只字未提。(16)今人所编《明代版刻综录》，收录明刻本八千多种，包括内府监制的《历代臣鉴》，但未收录《御制外戚事鉴》。(17)或许因发行量小，而所藏之家，最初之时，皆是外戚之室，一般官宦家庭与士人很难看到，因而就流传不广，嘉靖年间，此书已是罕见。当时的藏书家晁瑮(1511-1575)设法搜求，也只找到下半册。(18)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所藏《外戚事鉴》，只有二卷钞本，亦非初刻本。

事实上，《御制外戚事鉴》编成后，内阁有少量收藏，之后几乎无人关注此书。弘治五年(1492)，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浚发现内阁藏有众多珍稀书籍，民间几乎不存，而这些书又损毁严重。于是，他上《访求遗书疏》，其中特别提及了《外戚事鉴》诸书：

今编类在内阁书目者，有《御注洪范》、《御注尚书》、《御注道德经》、《文华宝鉴》、《昭鉴录》、《外戚事鉴》、《存心录》、《精诚录》、《省躬录》、《志戒录》、《永鉴录》、《忠义录》、《为政要录》、《彰善瘅恶录》、《武臣鉴戒》、《醒贪简要录》、《务农技艺简要录》、《女戒》、《务本之训》等书，是皆我圣祖精神之所运，心画之所形，手泽之所沾溉者也。存之足以范百王，垂之足以鉴万代。其间虽或有成于众手，何者不本于圣心……臣请敕内阁大臣督领翰林官属，将秘阁所藏已成编卷者，逐一校对无差，雕印颁行。若其辞语近质不可行远，卷帙浩繁难以尽布，请如洪武六年翰林学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历以为《宝训》事例，仿唐人《贞观政要》体制，将前项书籍撮其旨要，举其宏纲，分门别类以成一书，命工刻梓，颁布天下，垂宪后世。(19)

孝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御制)外戚事鉴》等书遂得以重新刊刻。不过，此次重刻，是原版照刻，还是有所删节，不得而知。万历年间，太监刘若愚著有《酌中志》，内有一卷《内板经书纪略》，开列了一份宫中保存的内府刻书目录。《御制外戚事鉴》亦在其中，但注录其为一册，共六十八页。刘若愚选取书目的原则是“除古本、抄本、杂书不能开遍外，按现今有板者谱列于后”。(20)可见，这部《御制外戚事鉴》并非宣德初刻本，而是一种新刻本，刘若愚所见或许就是弘治刻本。

崇祯十一年(1639)八月，“时外戚张春等诳财虐民、厚征子钱、夺人田宅子女”，崇祯帝为此敕戒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弘遇、右都督袁佑务及外戚郭振明等人，并特别提及《外戚事鉴》一书，曰：

尔辈姻联帝室，禄享天糈，唯有厚德养俭，以保身名。乃或蔑弃礼法，凌虐黎庶；人怨天怒，上干国法。即扪心自悔，嗟何及矣！我宣宗章皇帝《外戚事鉴》分别善恶，各有报验，足示劝戒。特赐省览，其共勖之。(21)

崇祯皇帝有鉴于外戚多有为非作歹、不守国法者，遂给在场诸人颁赐此书，以加劝诫。此处所提“特赐省览”，但并未提及是否重刊，或许是用内府所藏旧版之书。但因为此书针对性强，自初刻本以来，大体上皆是朝廷赐给外戚之家，外界较难见到，因而流传不广。外戚对此书也未必重视，或许内心有所反感甚至讨厌，亦未可知，故而，极易散佚。加上明末兵荒马乱，勋戚之家多被杀戮，此书大多被毁。到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御制外戚事鉴》已难寻觅，而所用的只是天一阁所献的两卷残本。(22)

依现有史料来看，《御制外戚事鉴》所见版本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为初刻本，《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皆载录为五卷本。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亦载录此版本。(23)可惜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失火，此本已化为灰烬。在《四库全书》开编前，已无法找到此版本，只是用了天一阁所献之二卷钞本，可见，当时已经散佚。

第二种为一卷本，陈弟(1541-1617)《世善堂藏书目录》有载录。其曰：“《外戚事鉴》一卷，宣德御撰。”(24)陈弟是万历年间的旅行家、藏书家，一生游历四方收搜购图书。但他的介绍甚简略，亦未谈及其是何版本。乾隆初期，世善堂藏书逐渐散佚，此本亦不知所终，无从考证。

第三种为二卷钞本，浙江天一阁曾藏有一部(25)。《四库全书》编撰之时，向天一阁征收藏书。也许是意识到了该本的珍贵，直到清廷第五次催缴，天一阁才迟迟进呈此书(26)。《四库全书总目》介绍道：

《外戚事鉴》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不著撰人名氏。《千顷堂书目》有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鉴》五卷。于汉以下历代戚里之臣，举其善恶之迹，并其终所得吉凶，类而列之，得七十九人。宣德元年四月书成，皇亲各赐一本。此本所载，大略相符，然所列止五十六人，而书亦只二卷。殆后人有窜改合并，非其原书矣。(27)

由此可知，此钞本所载人物有所减少。鉴于《御制外戚事鉴》的内容多抄自前代史书，且天一阁藏本经后人删改，已非原本，四库馆臣对此本评价不高，认为只是“窜改合并”之作。《四库全书凡例》对这类著作的处理方式作了规定：“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究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28)《御制外戚事鉴》遂入存目类。《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清廷未归还天一阁藏书，此钞本随后不知所踪。不过，近代学者傅增湘(1872-1950)在《藏园群书经眼录》载录过两卷本，曰：

《外戚事鉴》上下卷，旧写本(29)，九行二十字。上卷善可为法者，自汉迄宋凡三十人，下卷恶可为戒者，自汉迄元凡二十六人。首钤“汪鱼亭藏阅书”朱文印，则乾嘉时写本也。又孙星华、吴重熹二家藏印。(吴仲怿藏书，甲戌十月见。)(30)

根据傅增湘的记载，此本分两卷，共收录五十六人的传记，与天一阁藏本相同，但是否即天一阁所献之本，则不敢断定，但两者源自同一底本，则是毫无疑问的。根据卷首“汪鱼亭藏阅书”的印章，傅增湘判断其出现于乾嘉时期，并曾为汪宪的振绮堂所藏。汪宪(1721-1771)，字千陂，号鱼亭，乾隆十年(1745)进士，官至刑部主事。平生以蓄书为乐。汪宪去世后第二年(1772)，清廷开始编纂《四库全书》。其子汪汝瑮进呈了大量藏书，但《四库全书总目》中未提及此版本，可见并未进呈此书。随着家道中落，咸丰十年(1860)左右，振绮堂藏书开始散佚。《外戚事鉴》也未能幸免，几经周折，最终被吴重熹收藏。吴重熹(1838-1918)，字仲怿，一字仲饴，号石莲，山东无棣人。同治元年(1862)举人，曾官至北洋通商大臣。其父吴式芬是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吴重熹受家风影响，自小酷爱书籍。辛亥革命后，他寓居天津，并移藏书于此。但晚年因生活拮据，被迫卖书自活。伦明(1875-1944)目睹了吴家藏书最终散失的场景：“(吴重熹)侍郎殁于辛亥(当为戊午年，疑原文有误)后，遗书渐散，至去岁(1934)九、十月间，出尤亟，日见打鼓贩趋其门。最后，山涧口书贩李子珍，以千二百金全有之，载数十车。”(31)傅增湘恰是于1934年(甲戌)十月，在吴家见到《御制外戚事鉴》的，但他没有购买(32)。该本去向亦成迷。

从以上所述之三种版本，除初刻本外，其余两种版本皆是钞本。而我们在上文讨论此书在明朝的流传情况时提到，弘治年间丘浚请求刊刻，崇祯年间重新颁赐给外戚，此书都有可能被刊刻，但是却没有直接史料说明其版本情况。此书主要是朝廷颁赐给外戚，外间甚少流传，这样也就限制了其后来的流布。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至今为止有关中国古籍善本最全的目录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见载录此书。在其他图书馆中，亦不见踪影。1994年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亦未能收录此书，如果此书尚存，而不收录其中，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可见，此书在中国已经佚失，应无疑义。

三、东洋文库藏《御制外戚事鉴》概况

东洋文库藏《御制外戚事鉴》，共五卷，分两册，线装。书中无任何藏书印，对其流传状况暂时无从考释，对其如何流传到日本东洋文库，也只能待考。此书所用纸张为明初常用白棉纸，个别页面因损毁严重附有衬纸，书品较旧。书皮左上角竖写有“御制外戚事鉴”六个大字。开卷首页为宣宗御撰《序言》。正文处，四周双边，白口，无鱼尾、书耳，版心处亦无其他文字与标识。正文文字工整，墨迹如新，全文无墨丁，且附有彩图，十分精美。关于此书版本，东洋文库的宣传网页上记为：“明宣德元年钞本”。(33)但并不正确，实际上，这就是宣德元年的初刻本。从内容布局上看，此书以朝代为顺序，选取典型人物入传，这与《历代臣鉴》完全相同，此书选取的入传人物，也与《历代臣鉴》多有重复，如卫青传、霍去病传、田蚡传等。另外，对比湖南图书馆藏《历代臣鉴》宣德元年内府刻本，可发现两书的字体、版式都非常相似。(34)况且此书完全是明代内府所刻“制书”样式，故而是刻本而非钞本。另考察书中内容，可发现两个重要细节，一是书中记有成书时间，为“宣德元年四月日”，与《明宣宗实录》所载一致。(35)另外，书中有作工精细的彩图，叙述每个人物事迹之后，必定有一张彩图，形象地再现出相关的故事内容，图文并茂，图画十分精美。这在古代并不多见，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重刻的难度。综上可知，东洋文库藏本就是宣德元年之初刻本。

此本分为“善可为法者”和“恶可为戒者”两大部分，共收录汉至元外戚传记七十九篇。一般一人一传，个别有附传，各传行款疏密不一，以半叶九行二十字为主，亦有十八字、二十一字的情况。篇幅也大相径庭，多则近千字，少则不足百字。《御制外戚事鉴》入传外戚的特点：

其一、此书乃收录从汉到元朝外戚，共79人。善恶同列，但以为善者居多。《御制外戚事鉴》收录“善可为法者”共四十三人，比“为恶”者多七人，且内容更加翔实，所占篇幅近全书三分之二。

其二、入传外戚多为皇帝母族或妻族，尤以国舅数量最多，但帝婿数量较少。

其三、以武臣居多，且多为执掌中央、地方甚至禁中军权的实力派。文官入传虽少，却多身居高位，其中不乏身居宰辅之位者。

作为一部官修史书，《御制外戚事鉴》在内容选择上很谨慎。考察各传的出处，可知均来源于《汉书》、《晋书》等历代正史。为使外戚通过此书受到教育，取得预期的政治影响。杨荣等编纂人员，在入传人物的筛选上煞费苦心，书中入传外戚多为担任武职的国舅，显然是借古讽今，影射张氏兄弟。此外，对于入选的各传，杨荣等人也并非从中随意地搜句摘章，而是有选择地进行剪裁。笔者试以书中《王恺传》为例，分析其史料选用原则，其原文为：

王恺，文帝文明皇后之弟也，自少有才名，历位清显。恺既世族国戚，性复豪侈，用赤石晴泥壁。石崇与恺将为鸩毒之事，司隶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论正其罪，诏特原之。由是众人佥畏恺，故恺敢肆其意，所欲之事无所顾惮焉，及卒，谥日丑。(37)

此段记载出自《晋书·外戚传》，为说明两者异同，也将其文悉数抄录：

恺，字君夫。少有才力，历位清显，虽无细行，有在公之称。以讨杨骏勋，封山都县公，邑千八百户。迁龙骧将军，领骁骑将军，加散骑常侍，寻坐事免官。起为射声校尉，久之，转后将军。恺既世族国戚，性复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与恺将为鸩毒之事，司隶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论正重罪，诏特原之。由是众人佥畏恺，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无所顾惮焉。及卒，谥曰丑。(38)

比较后可知，《王恺传》删除他因功授官之事，保留其与石崇斗富的记载，恰能突出他“性复豪侈”的特点。这说明，编纂者对史料进行了选择性剪裁，以达到“善可以感发善心，恶可以惩创逸志”的效果。此原则也适用于撰写人物结局。例如，在“善可为法者”部分中，有些人并非善终，却被淡化处理。如唐代的贤臣长孙无忌，高宗时因反对武后，被削爵流放，最终自杀。但该书《长孙无忌传》的收笔处却为“既而帝欲立武昭仪为后，无忌力争不屈”，(39)后再无下文。同样，在“恶可为戒者”部分，有些人终生崇阶厚禄。如汉武帝时权臣田蚡，为相时陷害忠良，却始终身居高位。《汉书》载其临终：“一身尽痛，若有击者，呼服谢罪。上使视鬼者瞻之，曰：魏其侯与灌夫共守，笞欲杀之。竞死。”(40)《御制外戚事鉴》保留这段荒诞记载，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添加了新注脚。全书各传基本为原史料的剪裁之作，但也有例外，如出自《元史》的《阔里吉思传》和《唐吉势传》，就基本照抄原文。这是出于对洪武朝官修《元史》的尊重。

经过有选择地史料剪裁后，《御制外戚事鉴》呈现出浓厚的说教意味。为加强说教效果，每传后还附有精美彩图。彩图从上至下，由三至六幅剪贴画组合而成，触摸上去似有层次感。彩图中的场景与传记内容相呼应，全景式描绘了人物的主要经历。若属于“善可为法者”，则描绘其如何建功立业，谨慎为臣，最终荣华富贵，荫及子孙。若属“恶可为戒者”，则描绘其如何欺君弄权，飞扬跋扈，最终刑具加身，悲惨收场。两者对比明显，令人印象深刻。

《御制外戚事鉴》是应当时的政治形势而生的，书中内容对当时的政治人物多有影射，有较强的时效性。因此，一旦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其也就丧失了用武之地。随着张太后病逝，张氏外戚也开始没落，至明亡，外戚势力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史载：“故有明一代，外戚最为孱弱。”(41)入清后，皇权与外戚势力之间仍有矛盾，但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完善，外戚势力对皇权的威胁日渐减弱。而且为巩固统治，清廷在用人上“首崇满洲”，皇权与外戚势力形成利益共同体，联手镇压来自明朝故地的反抗。康雍时期的佟佳氏，乾隆时期的富察氏等，都在政坛上十分活跃。《御制外戚事鉴》在政局变换中逐渐失去政治作用，自然也就没有加印的必要。其散佚过程，也从侧面反映了明清两代外戚势力不断衰落的情况。

四、余论

日本东洋文库所藏《御制外戚事鉴》，作为可供后人研究的唯一版本，有很高文献价值。首先，其作为初刻本，未经后人删改，珍贵性不言而喻。此本无论是彩图制作，还是正文刻印都很精美，是研究明代内府版刻的重要个案。其次，此书乃宣宗御制，深刻地体现了其编撰意图。分析《御制外戚事鉴》的史料选用原则，可为研究宣德初年政治形势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再次，《御制外戚事鉴》主要颁赐给外戚，外戚文化素养多不高，此书记事简单，图文并茂，以增加其可读性与趣味性。但因为仅限于朝廷赐给外戚，也服制了其流传。又因为彩图精美，也增加了翻刻的难度。明末就难寻，现今则只剩东洋文库一部了，因而极其宝贵。

注释：

参见(日)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研究员·学芸员著，牧野元纪编：《时空をこえる本の旅50选》，东洋文库，2010年。

《历代臣鉴》现被国内多家图书馆收藏，其中湖南图书馆藏宣德元年内府刻本，最为珍贵，已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全文收录(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2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482页)。《御制外戚事鉴》在历代史书中一般被记作《外戚事鉴》。1945年，其最后一次出现在文献记载(参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81页)，以后便逐渐湮没无闻。在编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其未和《历代臣鉴》一同收入。笔者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丛书综录》中均未发现此书的任何记录(参见南京图书馆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13-416、第349-350页；另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第三册，1982年，第106、124-125页)。

目前也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过《外戚事鉴》，如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向斯：《中国宫廷善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王国强：《古代文献学的文化阐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王传奇：《论明初“训诫”史学及其产生的心理原因》，武汉：《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等。这些成果多是通过《明史·艺文志》、《明通鉴》等文献的记载，略知其一二，但对具体情况不甚了解。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外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659页。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张昶传》，第7664页。

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76页。

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一十三《张皇后传》，第3512页。

黄佐：《翰林记》卷十三，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5页。

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四十八《杨荣传》，第4141页。

《明宣宗实录》卷十六，宣德元年夏四月戊寅，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32页。

(1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2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482页

(12)明宣宗：《〈外戚事鉴〉御制序》。

(13)《明史》卷九十七《艺文志》：“宣宗御制《历代臣鉴》三十七卷、《外戚事鉴》五卷。”第2390页。

(14)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十一，第313页。对比《明宣宗实录》中所引《序言》，可见两者差别不大。

(15)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