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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常思勇 （公众号：感悟常识） 今天  格局的改变 在1500年以前，就整个欧亚大陆而言，东部一直走在人类文明的前沿，古代文明、古典文明的中心都处在欧亚大陆的东部，社会经济的繁华程度远高于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伴随着欧亚大陆的整体化，处于欧亚大陆东部的各文明中心更是成为各方艳羡和想往之地，当然也是西欧人最渴望的商贸目的地。 然而，在中世纪一大半的时间里，西欧人一直感到自己被孤立在欧亚大陆西端，并不断受到了武力威胁。由于西欧地处从中国北部横贯欧亚大陆、直抵中欧多瑙河流域的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末端，这在中世纪一大半的时间里，都是来自欧亚大陆东方游牧民族传统的侵略路线。一批批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入侵者，诸如：匈奴人、日耳曼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蒙古人和突厥人，一直觊觎并窥视着，一旦帝国衰落下来，使他们有机可乘，他们便利用自身无与伦比的机动性闯入诸文明中心。其结果就是让西欧人与欧亚大陆东部通过陆路进行的商贸交流非常困难，以至于让西欧人感到自己被孤立。 不过，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并未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诸国的港口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购欧洲公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虽然这种情况对牟取中间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颇为称心如意；但是，其他西欧人则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直接抵达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斯塔夫里阿诺斯说，那时的欧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像一个靠他人“通过墙上的缝隙喂养的巨人”。但是，这个巨人的力量和知识正在增长，牢狱的围墙已不能长久地禁锢住他。 到了1500年以后，随着西欧的崛起，这一古老的格局被颠倒过来。新兴西方在技术上，尤其是在武器和船舶制造方面占了上风，这就使西欧人在世界各大洋上获得了以往一向为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所享有的同样的机动性和优势。结果，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整个欧亚大陆这时为一只巨大的欧洲钳子所包围。其中一条钳臂由俄国的陆上挺进组成，俄国横越西伯利亚，挺进到太平洋；另一条钳臂由西欧的扩张构成，西欧绕过非洲，扩张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与此同时，其他西方人以哥伦布打头阵，向西大胆越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并环航全球。 改变格局的历史力量 问题是这一古老的格局被颠倒过来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什么是决定西欧崛起的历史力量？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是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长、和由此带来的经济生产力和资源的增长、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新君主国的兴起导致西欧的崛起。 首先，经济和人口的稳定增长。西欧经济.在中世纪时期，除了在14世纪时由于连年的粮食歉收和夺去了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西欧城市居民生命的黑死病爆发，加上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以及德、意等国国内的其他冲突经济出现衰退人口减少外，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其原因： 第一，是1000年以后，外来入侵随着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终止进攻而告停止，它使西欧免遭东欧那种因接二连三的外来猛攻所致的破坏，这种安定的环境使得10世纪至14世纪间中欧和西欧人口约增长了50%。这一增长率在当时，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 第二，当然是农业技术改进的结果。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有两条。一条途径是改进耕作方法。最突出的例子，一个就是从8世纪起，逐渐采用三轮制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减至三分之一，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另一个就是更有效地使用马力。在古代，马在农田里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那时所使用的轭，在马使劲拉东西时，会将马脖子扼得透不过气来。加之，由于没有钉固蹄铁，很容易折断马蹄。到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不会扼住马脖子的马颈圈和马蹄铁等，结果是，速度、能力较牛快和强的马从此以后成为农业经营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另一条途径是开发以前未耕种过的土地。12世纪时，法、德、英三国得到耕种的土地仅分别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当时除耕地外其余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技术的进步使得当时的欧洲农民有能力进入这些空无人迹的区域，实现清除森林，烧掉灌丛，排干沼泽，使其成为耕地的目标。西欧的农民们不仅耕作他们所在地区中的处女地，而且还向东迁移，进入东欧和南欧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 其次，贸易关系的扩大和加强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欧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重要的是不仅欧洲内部的贸易在发展，而且欧洲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在发展。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诸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的经济。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变得习惯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 随着人口的增长，交易的规模也开始逐渐增大。人口压力加之诸国家和城邦之间的竞争的促进力，驱动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路线和新的市场。他们的竞争态度与同时代的中国人截然不同；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英里，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贸易毫无兴趣，只是将诸如长颈鹿之类的奇珍异兽带回自给自足的祖国，以取悦他们的皇上。出于明显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完全做不到自给自足，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国产品。这一需要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及蓬勃的经济活力一起，最终使欧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欧洲商人遍布每一个港口。 再次，技术的发展。随着经济的扩展，欧洲的技术也发展了，并提供了扩张所必需的物质和技术。就欧洲的海外扩张来说，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 在航海术方面，欧洲人借助从中国人也或许是从作为中间人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的指南针，改进制造的罗盘等仪器，以及航海者积累汇编成的航海情报和地图，使得航海不再盲无目的和方向。 在海军装备方面，在16世纪的前20年中，西欧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很轻，容易安装在船上，且具有强大的火力。新火炮能发射重达5磅至60磅的巨石，以及之后的同样重量的铁丸，可以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这时，海军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每艘军舰平均装备40门火炮。 这些发展给了欧洲人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夺取并控制世界诸大洋。尽管东方的统治者也奋起直追，着手武装自己的船只，然而他们拥有的舰船并不是为架置火炮而设计和建造的，而在他们能重新设计建造自己的舰船之前，欧洲的海军装备已迅速发展，以致东方人的设计和建造早已过时。因此，两者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增大。 与海洋技术方面的进步同样重要的是，欧洲人发现了世界海风气流系统。哥伦布从葡萄牙航海者那里得知，他可以随信风向西航行，并确信再向北可以找到西风带他回家。同样，达·伽马也从当地航海者那里了解了印度洋上季风的基本规律。到1522年继欧洲人的第一次环球航行之后、麦哲伦的船只回到西班牙时，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的海风气流系统都已为欧洲人所知晓。现在他们可以自信地在各大洋上航行。 第四，资本主义的出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让欧洲经历了从美洲大量涌入的金银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刺激。这些金银的流入量巨大，以致16世纪欧洲银的储量增加了两倍，金的储量增长了20%。除此之外，欧洲也因众多海外事业而变得更加富有。利润从奴隶贸易、香料贸易、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乃至海上掠夺中源源而来。这种外在的经济繁荣与内部的商业竞争和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欧洲经济中货币使用的极大增长。 货币化瓦解了西欧的原有的封建秩序，导致农奴制的衰落。因为一旦农奴们知道可以通过逃到发展中的城市或东部边疆开垦的土地上而获得自由，农奴制的束缚就再也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封建领主们不得不修改他们的要求，否则就有失去劳动力的风险。这样一来，封建领主就变成了地主，农奴则变成了自由农民。农奴制的衰落是欧洲海外扩张的先决条件，它创造了一个流动性更强的社会，为欧洲兴起的海外探险、征服和移民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欧洲各国海外事业的成功程度与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程度成正比，这不是偶然的。 于是，在欧洲所发生的，是历史性地转向一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制度，即今天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在此前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中，没有一个是建立在成长的观念上的，它们的目标仅仅是保持过去较好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不是提高；但是，从此以后，资本主义恰恰相反。 利润被用来再投资，以增加用于生产的资本量。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他们在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随着股份制的发明，欧洲的海外扩张进一步加速，海上贸易的利润更是源源不断的流入。世界贸易为东印度公司、地中海东部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至今仍然存在的哈得孙湾公司等公司所控制。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这样总结道：在欧洲的海外扩张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而是那些拥有资本的企业家。他们虽是留在国内港口的商人，但他们“负责建立了很多殖民地……维持了殖民地的供给……开辟了新的市场，找到了新的土地，使整个欧洲富裕起来……” 第五，新君主的崛起。同时期“新君主”的出现创建了更具凝聚力的政治结构。到15世纪末，西班牙的斐迪南（1479—1516年在位）和伊莎贝拉（1479—1504年在位）、英国的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等君主主政下的政治结构都已非常强大。这些统治者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随着火炮的诞生而来的军事技术革命，封建领主不再可能躲在城堡后面抵抗皇室的权威。 新君主成功崛起的的另一个原因是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君主们从商人阶级那里得到必要的财政支援，也得到了不断扩大的国家官僚机构能干、恭顺的官员。作为回报，君主们以强力结束频繁的封建战争，废除五花八门的地方封建自治政权引致的贸易壁垒，为新兴的商人阶级提供安定、顺畅、低成本的贸易环境。 在上述历史力量共同作用下，从1500年起的现代世界历史，就主要由西欧的海外扩张和随后的20世纪欧洲诸帝国的解体所主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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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Ztiger1980 > 《全球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