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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红了》的作者琦君(原名潘希真)算是我的乡贤。她的父亲(其实是养父)潘国纲(字鉴宗)是民国将领，曾任浙一师师长，上将军衔。潘将军娶了四个老婆。大老婆不能生育。他弟弟出了变故，留下一儿一女(即琦君和她哥哥)，就将其过继。没想到养子十几岁就生病死了。潘将军心里很是悲凉。他后来娶了三个老婆，也只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即使琦君用她的生花妙笔极力美化，我们也可以想见，这个大户人家其实并不是那么美好的。大小老婆之间的勾心斗角，就像南方的冷雨，一丝一丝，一滴一滴，把每个人都弄得通体冰凉。
琦君自幼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后来成了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的高足。大学毕业后，她在教育部门和司法部门任职，业余创作文学。35岁那年，她和一位喜欢她作品的读者结婚。2006年病逝，享寿90岁。
张爱玲也是出身大户人家。她祖父是晚清清流健将张佩纶，她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这个大户人家，从她父亲那一代就开始衰败。她祖母的嫁妆，养了她张家三代人。一可见嫁妆之丰厚，二可见张家之没出息。
张爱玲的母亲也是出身名门，但张爱玲的舅舅们也是极为颓废，除了养姨太太和抽大烟，没有别的爱好。张爱玲形象地把大户人家的不肖子弟比做“酒缸里泡着的孩尸”。
说到大户人家，我们容易想到《红楼梦》第七回，贾府的焦大乘醉大骂贾家那些纨绔子弟：“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
但另一方面，正如叶恭绰赞扬启功所云，“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琦君、张爱玲这些人才，其实也没有沾自己的大家庭多少光，反而是受了很多罪，但她们能够超拔出来，多读了几本书。一个大户人家，如果能有一个半个子弟能多读几本书，能够写出几句诗，它就算是完成历史使命了。
有诗人名纳西，穷甚(诗人总是穷的)，走到街上见一位市议员佩金链、骑高马迎面而来，就对身边同伴不屑地说：“看见那家伙么？多神气，多伟大！可是，他连一行素体诗也写不出！”(约翰·塞尔顿《闲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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