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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201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中国文物报》博物馆专刊上的约稿，后中国社会科学网亦转载。) （文章是为了介绍单位的展览的，但也将海上丝绸之路简单的综述，可助了解。） 亿万年前，海洋孕育了生命之源，千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串联着世界的经济， 古老而又神秘。 “海上丝绸之路” 是古代重要的商贸航路， 它不仅沟通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 同样也是东西方进行跨民族、 跨地域、 跨文化的交流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线性文化遗产从古至今， 跨越时空串联世界各地的历史、 文化、 经济、 政治。 “海上丝绸之路” 作为一个极其庞大的学术概念，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等， 现代所有学科几乎都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寻找到自己的研究领域。 长乐大王宫遗址出土的男海神——陈文龙塑像，官方船只远航式必定要拜拜的神，上下杭有祠，长乐漳港也有一个宫殿。漳港有个从梅花镇搬过来的巡检司，大王宫就在那附近，除了供奉陈文龙，一起出土的还有妈祖等水神的塑像。福州往日本、琉球的针路就是从梅花出发，从马尾闽安回，所以闽安上岸的地方有妈祖庙。 拥有全国最长海岸线的福建（含岛屿的岸线，若不含全国第二)，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开辟出以福州、 泉州、 漳州为中心众多沿线港口。 响应时代发展的感召， 依托悠久的历史背景，结合丰富学术成果的积累， 福建博物院联合7省 50余家博物馆，通过严谨的筛选与研究， 从数十万件文物中， 选出了适合参展的文物三百余件， 打造出 “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 ， 为观众揭开一段古代中国人民开辟蓝色梦想之路的历史。 海的血脉 开辟了和平交流的历史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的国家，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 通观中国历史， 每一个航海事业得到充分发展的时代， 正是中国最为强盛的时代， 航海兴则国家兴。 1877年，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 “丝绸之路” 的概念，原指中西陆上通道， 因为主要贸易是丝绸， 为此以丝绸为名，此名出现后， 学术界又延伸出 “海上丝绸之路” 。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地处祖国东南的各个港口城市， 沉淀下各个历史时期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化遗产。 两汉时期的合浦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来自异域的玛瑙、 水晶、 琉璃等奇石是最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引入中国的大宗舶来品； 隋唐时的扬州物产丰富、 手工业发达， 越罗吴绫、 扬州绫锦、 益州蜀锦， 越窑、 洪州窑、 岳州窑、 长沙窑等瓷器， 南方茶叶、 襄州漆器、 蜀中麻纸、 扬州铜镜等均汇聚于此并出口外销；宋代明州打造出使高丽的 “神舟” 而名噪一时， 随着南方航线的开辟， 宁波等地成为直航日本最便捷的始发港； 宋元时期福建泉州一跃成为 “东方第一大港” ， 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航海及造船术的珍贵资料； 明清时期的广州成为我国最大的外销及舶来品集散地， 广州多种多样的工艺品制作技艺也因海外需求而炉火纯青， 巧夺天工。 1300多年前，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文化因商贸而交融， 来自各国的使节、 商人、 留学生云集长安， 不仅有大批遣唐使来到中国， 也有从中国走出去的鉴真、 义净等高僧到世界各地弘扬佛法。 佛教通过海、 陆两道传入我国， 其中海路是由印度半岛传入我国东南沿海的山东、 江苏等省进而传入中原， 再传播到朝鲜、 日本等国家的重要途径。 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 “蝉冠菩萨像” ， 从宗教艺术的角度反映出当时海上丝路的繁荣。 山东博物馆藏蝉冠菩萨像 700多年前， 在元代， 西方最伟大的旅行家之一马可波罗跟随商队游历过中国许多城市， 他所著 《马可波罗游记》 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的文化、 历史、 艺术、 风俗等， 为当时西方人构建出东方世界的梦幻与繁华， 促进了东西方的认知与交流。 明代初年， 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 沿着 “海上丝绸之路” 的航线七次远航印度洋和太平洋， 到访了超过 30个国家和地区， 没有占领一寸土地。 “丝路帆远” 展览中所展示的 “三宝大人” 刀、 天妃碑、 宝船厂、 浡泥国王墓遗址等都是这一历史的见证。 爱的旋律 构建出合作共赢的佳话 英国的约翰·霍布森在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里提出 “东方民族推进世界历史发展进程： ……而这些历史阶段的东方因素的参与正是通过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来实现的。 ” 已有资料证明， 造纸术与印刷术跟着阿拉伯人从海上丝绸之路抵达欧洲， 为中世纪的欧洲揭开文明之光， 打破只有贵族和传教士才能受到教育的限制。 中国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也是在 12世纪左右， 与中国的船尾舵一起传入欧洲， 航海术由观测航海进入计量航海的阶段， 使人们获得全天候航海的能力。 没有指南针和船尾舵这两项分别代表导航与造船的高超技术， 长距离的远洋航行是无法实现的，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 中国人的航海技术引起航海史上的革命， 不仅开辟了通往世界的海上航道， 同时也开启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新篇章——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中唐时期福州 《球场山亭记》 原碑的残段， 经过专家的认真考释， 认为碑文中有 “海夷日窟， 风俗时不恒” 诗句， 正说明了唐代海外蕃人多侨居福州。 唐代的碑刻与宋代的志书一同见证着域外文化对福州风俗产生的重要影响， 当然也说明了唐代福州已然是一个 “国际化” 的都市。 展览中， 可以看到伊斯兰教的圣墓、 基督教的跺石、 印度教的碑刻、 摩尼教的造像， 以及佛教的砖塔、 道教的宫观和谐并处。 在中国古人制造的瓷器上可以看到摩羯纹、 海兽葡萄纹、 鹦鹉纹、 狮子和胡人造型等各种来自异域的形象。 海兽葡萄纹铜镜 随着明末西学东渐的开启， 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 也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是利玛窦编绘的 《坤舆万国全图》。 这幅中文世界地图， 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 刊印， 然刻本已失传。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是该刻本的彩色摹绘本， 于六年后由明宫廷摹绘， 当时共 12份， 现仅存一份， 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这幅彩色摹绘本地图， 全长 3.8米，宽 1.92米。 地图标注有各大洲、 大洋， 使用了赤道、 回归线、 南北极等概念， 将地球分为 5个气候带， 各大洋中还绘有不同类型的帆船及鲸、 鲨等海生动物。 这幅地图向国人直观展示了地球的原貌， 改变了中国传统 “天圆地方” 的观念。 同时该图在西方习惯基础上， 将本初子午线向左移动了 170度， 使中国居世界之中， 成为此后中国出版世界地图的最早范本。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 我国的工艺品也因海外需求而出现中西合璧的典范。 瓷器和丝绸因外销而出现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洋技法相融合的广彩瓷、 广绣等。 象牙制品材料源自海外， 却又通过中国的工艺而风靡西方。 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广彩开光人物故事图 （潘趣） 大碗， 碗内外口沿、 腹部装饰开光人物故事图， 色彩华美富丽， 纹饰繁密。 此类大碗被称作“punch bowl” ， 译为 “宾治或潘趣碗” ， 用来盛装一种由酒、 果汁、 汽水或苏打水调和而成并加有香料的 “潘趣酒” 。 由于是以外销为主， 广彩瓷器在经济贸易的过程中， 不仅承载了大量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 也成为向我们展示当时西方社会生活面貌， 以及中西贸易往来、 文化交流等方面信息的载体之一。 南京博物院藏《坤舆万国全图》 纵观千载海丝文化， 中华民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先进技术， 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在于世界东西文明的传播， 促使了世界大贸易繁荣盛况的形成， 这个影响是世界性的， 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正如孙光圻在《中国历史上的航海文化》 中说的： “在这样一种现代航海文化中， 航海是中国走向世界， 世界走进中国的必由之路； 航海是中国参与和优化全球资源和市场配置的必由之路； 航海是中华民族重振雄风， 和平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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