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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8日，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的两处校门关于建设门禁系统，分时段管理行人的消息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讨论。无独有偶，2019年10月22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公开发布政务动态，指出广州大学城为打造平安校园，目前正推动各高校进行封闭式管理，建设电子围墙，减少、限制社会人员进出校园，并引入人脸识别系统、智能门禁等新辅助设备。我国的大学城本身就是高等教育逐渐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和普及化方向发展下高校大量扩招的产物，是集教育、产业、生活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城市特定区域，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国外的建设经验以大学城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但时至今日，各高校似乎走上了一条相反的路径。 一、“无墙”的前期规划：空间开放与资源共享难道有错？《教育大辞典》中把大学城解释成“围绕大学建立的社区”，我国大学城最开始追求的便是教育资源共享、降低教育成本，这是“大学”的本身性质所衍生出来的目标，但“城”并非不在建设的考虑范畴之内。广州大学城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出台了《对广州大学城发展规划的思考》《广州大学城发展规划》等政府文件，相关规划设计部门也达成共识，提出将各高校物质空间、功能组织应当以有利于促进各种交流的发生、资源的共享为目标。直至2006年，广州市公布的一份大学城总体规划概念中仍明确提出“空间开放化”与“资源共享化”的原则：以开放型的校园环境促进各学科的交流、大学城与城市、市民的交流；提高教学、咨询、居住、绿化等资源的共享程度与利用率。 在江苏省、南京市提出南京建设“一城三区”和“大学向大学城集中，建设向新市区集中”的战略构想中，仙林大学城正式拉开了建设框架。浏览当时出台的各项文件，服务城市发展，共享开放是建设时出现次数较多的字眼。南京市市长蓝绍敏在视察仙林大学城时也提出要求，要加快推动产城融合，完善公共服务，提供宜居环境，深入挖掘“金角银边”和高校资源，探寻出一条产城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筑墙”的现实困境：各项功能如何协调？尽管共享和开放成为大学城的重要理念，但没有围墙的大学城是否能够克服现实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至今仍面临着许多质疑与挑战。 大学城承担着社会功能、教学职能和安全职能。社会功能是面向大学城周边城区乃至外界而言的，由于大学的占地面积较大，加上内部景观设计具有一定观赏性和各类功能齐全的运动场馆，大学在漫长历史时间积淀中形成的独特校风和学风也具有一定吸引力和文化熏陶作用，某种程度上大学城是一个大型户外活动场所供市民周末闲暇时间选择游玩；教学职能和安全职能都是针对学校内部人员，特别是学生而言，大学城需要幽静、平和、闲适的气氛，提供舒适的环境供学生们进行日常的学习活动。当外界居民大量涌入，当校园变成景点，或多或少已经侵占了学生和老师的教育空间，还会带来一些列的安全、环境等冲突。因此，在2015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学校安全检查与安保建设的通知后，广州大学城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围墙建设的行列，江宁大学城也发起了临时围墙招标。 三、“拆墙”的智慧考验：“度”的把握如何借力智能手段？现任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王保森2007年其博士论文中更是提到，大学城中各高校面积规模较大，各高校更倾向于自行提供各种设施，而非选择与相邻的大学共享；更不用说各高校之间往往还有高速运行的城市道路；出于安全的考虑，即使没有实体的围墙，校园管理也已经搭建了“不可见的围墙”。基于中国的国情考虑，大学校园开放是一种应有的姿态，大学校园如何开放，是一道复杂的问答题，加装门禁，只是南大解决治安问题的第一步，正如张志安表示，大学的开放和封闭是有一定弹性空间的，不是绝对的开门关门，适当限流有其合理性，“关键是要把握好这个度”。针对如何把握这个度，我们可以合理借鉴一些市区图书馆的做法，比如说大学内图书馆可以采取出示身份证登记就可以进入的方法，即做到了图书资源共享，又能够保证安全。 与国外大学鲜少建造围墙不同，中国素有砌墙的传统。早在春秋时期，即有“城郭之制”。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大学也由学术性社区变成了事业“单位”，由此砌起了围墙。但这种文化是否一定意味着封闭、保守和官僚，是值得学术界和知识界认真思考和研究考证的问题。同样，自由开放是大学建设的应有之义，但这一点不需要由没有围墙来加以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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