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导演要解决的首先还是如何用镜头去讲述，选择一个好故事是前提。 对致力于写出纯文学作品的严歌苓来说，她更想探讨：性别、种族、尊卑等问题在残酷的侵略战争这种深刻的时代背景下的交织演绎。题材的丰富和深刻，使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严歌苓没有料到她的作品会被改编成电影剧本，从小说本身来看有很多地方都需要调整以适应电影艺术的表现。 张艺谋到底想拍出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比较从小说向电影转化过程中的修改调整，是了解导演构思创作意图的一个有效路径。 实际上，文化意味对于导演张艺谋来说只是一个电影的底色，好看的电影还是需要精彩的故事情节。 仔细读小说，《金陵十三钗》的主人公书娟的故事似乎是在被一个有遥远的时空距离的“她”在追溯，包含了他者的想象和填充。而这个“她”显然有异国后世人的身份——即言必称姨妈书娟的那个叙述者。她以对这段历史不熟悉和好奇的姿态在讲述。但是，张艺谋即使想要该片有西方人的视角，他仍然要首先面对中国的观众。中国观众是票房的保证，国内观众对那段历史十分熟悉，好奇少了些，悲愤多了些。电影改变了小说的多重观照，直接以书娟作为主观视角去讲述那一个故事，这样就淡化了异域认知的问题，成了彻彻底底的中国人民反战的故事。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从小说向电影转变的过程中，编剧和导演始终有这样的考虑：这个电影主要是给中国老百姓看的，同时又希望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世界的观众及评论界的认可。所以，整个电影淡化了小说中的文化冲突和宗教救赎意味，强化了具有普世意味的世俗人情和人道主义的成分。 故事改编构思过程分析 可见，电影对小说的一个重大的调整，即从跨文化的观照向地域文化的凸显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宗教意味用中国民俗文化替代。《金陵十三钗》这个名字很美，看起来很中国。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以前有很多名字，如《石头记》是大家熟悉的。其实，以前也叫过《金陵十二钗》，对书中人物的描写贯穿了佛教哲学的命运观。所以，严歌苓取名之意在于该小说如同《红楼梦》一样都是描写女性的悲剧命运。严歌苓为什么不干脆写个“十二钗”呢？这也有她的用意。这个很中国的名字中的“十三”是有隐秘的基督教意味的，很多西方的信徒都觉得这个数字不吉利。传说耶稣受害前和弟子们共进了一次晚餐。 参加晚餐的第13个人是耶稣的弟子犹大，就是这个犹大把耶稣出卖了，致使耶稣受尽折磨。参加最后晚餐的是13个人，晚餐的日期恰逢星期五，是13日，“13”给耶纸带来苦难和不幸。从此，“13”被认为是不幸的象征。“13”是背叛和出卖的同义词。严歌苓的小说一共十七节，而教堂里面的躲藏者和日军的正面冲突正好是在第十三节展开，这绝非偶然，而是作者的有意而为。“13”这个数字，西方人看到会马上有不祥的预感，但中国观众大多没有基督教的文化影响，所以没那么敏感。不管名字中包含的是佛家哲理还是基督思想，如果故事本身不做中国观众熟悉的情节处理，或者情绪渲染隔靴搔痒的话，电影的悲剧意味就会少了点宿命感。幸运的是在电影高潮段落，将女人们改妆的过程做成中国办白事的隐喻：窑姐们一一平躺着，让替死人化妆的约翰来依次为熟睡的窑姐们梳化……这个仪式化的处理立刻让中国观众感受到了神圣的悲壮，弥补了一些命运的苍凉，没有降格为完全的世俗。 再是，某些人物的多重文化身份问题被隐去。 第二个调整在于相对小说而言，电影强化了与故事密切相关的人物线，将学生群、教堂的人、军人群体都进行了简化，尽量表现功能角色。 小说中，大量的学生之间的嫉妒、拉拢、背叛的描写，似乎在展示她们青春的萌动，欲望的滋长，女性意识的自觉。在电影里面省略了这些内容，导演无意于去拍摄一部有女性主义思想的电影，紧凑地反映故事是他主要考虑的。 由此，窑姐群象从中凸显了出来，成为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窑姐的众生态和玉墨的一枝独秀成为影片最大的亮点。在电影中，这个问题的激化是随着豆蔻、香兰两人外出找琴弦耳环而死，以及日本兵第一次闯入教堂的疯狂举动而明朗化的，否则所有人都会对日本兵的入侵心存一丝侥幸。小说教堂里面的人，神甫由他人代替，老顾也微微带过，只留下一个法比和乔治的结合体。这个人虽柔弱，还乳臭未干，但却挑起了重要的拯救责任。尤其是后来男扮女装去送死，更增添了一份伟大和悲恸。 最后，电影弥补了小说的一些疏忽，情节和细节的设置更为合理。将小说拍成电影，就是把文字转化为荧幕真实，必须经得起推敲。其实在阅读小说时，是难免会有一些疑问的，电影显然通过一些方法进行了修饰。
 所以，笔者认为，电影《金陵十三钗》就故事讲述而言是有功的，电影从人物、细节和悬念上精雕细琢，情节设置和高低起伏几乎接近完美的黄金比例。张艺谋导演确实在努力讲好故事上尽心投入。 电影延续小说的叙事视角，采用书娟第一人称讲述故事，整个故事虽然是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事件的组成部分，但是采用了非常女性的私人角度的关照，因而显得封闭而自成一体，凸显了“大事件”中的“小个体”。
影片《金陵十三钗》分镜图 在形成电影的过程中，主创人员要考虑的远比小说创作复杂，票房收入、艺术品格、文化接受都会非常直接尖锐地表现出来。 从故事的一些细腻修改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在很多方面都考虑到了。有人批评其视觉感官化不够深刻，但“光影艺术”若像文学那样去要求，实在是求全责备;有人批评其叙事太“奥斯卡结构”，但这种结构风格恰恰是古典叙事的极致美;更有人批评其宣扬了人格不对等，消费了情色，如果这些人认真看了小说，他们就会发现电影已经改善了很多，收敛了很多。
编剧：刘恒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