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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为什么必须是孤家寡人？ ——家族结构体系下《金瓶梅》与《红楼梦》各自之于现实的观照及其艺术手法上的考量。 我们知道，《金瓶梅》与《红楼梦》都采取一纵一横、纵横叠加的网状结构。横向以家族为依托构建人际关系网络；纵向依据时间线条推进事件发展。于纵横交错中编织一幅精彩纷呈的人间图景。当然这只是简略概括，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也精妙得多。 现在，暂且剔除时间线条，即纵坐标下的事件脉络，单就以家族为依托下的人物关系网络而论。 以家族结构展开的文学，《金瓶梅》可谓先导，为以后《红楼梦》的创作开辟了道路。由此，不同于以往小说创作中以历史故事或志怪传奇为背景、文学格局面貌一新。围绕家庭关系而构建的文学，因其普遍性进一步迈向大众化；以家庭世俗日常为内容展开的情节，使文学之于现实人生的观照趋向深入，因而可谓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这是《金瓶梅》与《红楼梦》在结构上的共同之处；但这只是外表。实质上深入家族体系内部，发现截然不同。不同在《红楼梦》的家族结构是建立在亲缘关系的基础上。无论作为叙事主体的贾家内部人际关系，抑或围绕贾家向外伸展的其它主要人际关系，或血缘、或姻亲、或联盟、或仆役，概莫能外。这是传统中国家庭人际模式的典型特征，即由亲缘为核心而向外划圈，建立利益关系，决定远近亲疏，具备较强向心力的同时也“同损共荣”。 而《金瓶梅》中，西门庆一出场就要“热结十兄弟”（因为没有亲兄弟）。围绕他的亲缘关系自开始就被抽离。西门庆家族内固然妻妾成群、奴仆众多，但纯就亲缘而言，则近于孤家寡人。唯一的至亲西门大姐更多承担叙事功能，书中父女间几无互动；后来虽有西门官哥带给西门庆短暂家庭欢乐，却随其夭折而烟消火灭；另一个儿子西门孝哥是遗腹子；至于女婿陈经济，西门庆生前确曾说，其有继承财产可能，但不过是笼络人心。可见，亲缘关系在西门家族没有现实基础；捉襟见肘的几个亲戚，基本都是由妻妾裙带而来，且多属八竿子打不着一类。那么，维系这个家族的纽带是什么呢？就是利益，是价值交换。这其实不是传统家庭关系模式，而是商品社会运作的典型缩略。由此建立的一切内部或外围关系都具备合作属性。就是说大家之间是各取所需。这从西门庆娶几位妻妾的过程就可看出。娶吴氏含着政治联姻的意味；娶李娇儿与卓丢儿则根本为西门庆的实用；娶孟玉楼在看重她手里有一份好钱；同样娶李瓶儿更多也是其手中握有的财富发挥关键作用。 这亦可从反照中看出。西门庆跟潘金莲勾搭上后，起初卿卿我我、极尽缠绵，可当西门庆被介绍认识孟玉楼以后，就把潘氏抛于脑后。任其情苦思切，无论裹馅儿蒸饺抑或“山坡羊”，终不为所动。潘金莲以为是西门庆负心的缘故。实际西门庆根本就没有对潘金莲用她所以为的“心”；她一腔深情所向者，是西门庆的商业思维。若非有武松这个变量存在，潘金莲上手后被抛弃是大概率，嫁入西门府才是侥幸（是她唯一的自救之路）。而西门庆对待李瓶儿亦如此。当初温存固然有情爱因素，然则西门庆的情爱是随风流动的情爱，并不系于一人。当李瓶儿的财产大半儿尽归西门庆后，态度即刻判若两人；固李瓶儿嫁蒋竹山在前（恨蒋竹山仍为多了个竞争对手，而非纯然吃醋），但根本还在利益考量；而当李瓶儿向西门庆表达悔意时，方式仍然是以存着的白蜡和水银作引子。虽以后西门庆因李瓶儿生下官哥对其关爱有加，然思想当初李瓶儿入西门府之凄凉，不胜唏嘘。可见李瓶儿对西门庆的了解。而李瓶儿死后，小厮议论中直接道出西门庆宠爱李瓶儿的根本，更透着荒寒。再看孟玉楼。论常理，孟玉楼本身一份好家财可保后半生无虞，但仍非西门庆不嫁；然孟氏婚后却并未争宠。实际孟玉楼嫁西门庆仍出于现实考虑。虽则手中有钱，但从其改嫁时，姑舅两方的大战可知，倘无得力之人依靠，其家财被其亲属诸般人等剥削的可能极大；况且当时社会环境下，女流之辈终究独木难支，这也是她拒绝张四介绍之人的缘故，背靠西门庆为大树底下好乘凉。 可见西门家族内部成员之间关系，本质是基于合作模式下的互利关系。而围绕西门庆构建的一众兄弟及其僚属之间，更是赤裸裸的利益勾结。这显然更符合商品社会所具备的原则，而非传统家庭伦理。由此则其运行规则与价值体系必然带有商品社会属性。 商品社会的特征，恰恰是价值交换，是合作共赢，是利益最大化，是资本的整合与扩张。我们看，实际上，整本书都在上演这类事情。西门庆在不断扩张他的商业资本，形成规模化经营，其官方身份与上峰后台不过是为资本扩张提供权力保证。而在日常人际交往中，无不体现价值交换原则。非但西门庆与妻妾之间的性爱成为彼此索取的契机，就连他与偷情对象之间亦达成某种默契；如西门庆与王六儿韩道国一家之间，就实现了彼此利益最大化。而韩道国与兄弟韩二之间，就完成了资源的共享。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样的人际关系中，必然亲情淡漠而重视实际。我们看到西门庆两口子之间充满阴谋权变，西门庆诸妻妾之间更是你死我活；直至其他诸人，家庭内部无论父子抑或兄弟之间，都乏温情可言。这跟传统家庭关系完全不同。传统家庭成员间虽也有争斗，但基于伦理、基于礼法尚能披一层面纱，不至过于难堪，而《金瓶梅》中，打破了伦理与礼法，把一切人的关系交由商品的原则去平衡。这就是我们能从《红楼梦》中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而从《金瓶梅》中感受不到人与人之间有关怀同情的原因。乃至于我们不得不向西门庆对李瓶儿的有限温情、以及韩道国一家之间混乱的彼此关照，还有诸如潘金莲与庞春梅俩人的狼狈为奸、韩爱姐对陈经济的变态深情一类等而下之的关系中，扒寻一点点感人处聊以自慰。也难怪许多人读《金瓶梅》感到不舒服，甚至厌恶。的确金书中人际关系令人压抑到窒息。 反观《红楼梦》，则是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客观反映。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本质是亲缘关系。这正是中国数千年来最典型的家庭生态。其中长幼尊卑秩序井然，而显出天伦之乐与脉脉温情。亲情与血缘就成为维系家族成员间牢不可破的链条，利益则退而求其次。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互动是具体个人的情感诉求，也是维系整个家族健康运行的必然要求。有了这个基础，个人利益成为构建家庭利益的有生力量，而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为每个个人利益的实现提供庇护。在这样的体系中，个人安全感价值感得到体认，人本能的情感需求才可以得到满足与发挥。惟其如此，才为宝黛钗之间情缘提供现实土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是他们之间情缘的立足之本；也因而使其情感的表达及其情感中呈现的悲欢离合超越普通情感特质，而更具动人色彩。试想，倘若贾宝玉林黛玉并非表亲，他们之间亲密感的培养就会先天不足。 这样的家庭体系，本质是亲缘组织下的坚固堡垒。当这体系的根基一旦动摇，则个人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伴随贾家逐步衰落的过程，即内部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过程，比如“抄捡大观园”就是集中爆发；以此为标志，贾家首先陷入自我征伐，然后才逐渐走向下坡路。由此个人开始随着家族败落而陷入困境，例如脱离家庭庇护的迎春等人遭遇。而即便暂未脱离却貌合神离者，也要受到集体排斥，比如惜春被嫂嫂尤氏斥为无情无义，即她不重视亲情的缘故。每个个人对于亲情的背叛都是对家族利益的直接损害，而家族亲情的淡漠将使其中每个人无容身之地。这样的家庭伦理关系与氛围显然更符合传统认知，因而《红楼梦》中，依亲缘关系与人际交往而给人带来的精神愉悦和心灵抚慰，《金瓶梅》中难觅踪迹；同时，《红楼梦》中亲缘关系的破灭与人际间的交恶也就令人格外伤感。 《金瓶梅》中所反馈家庭体系，当利益联结最大化时是其根基最稳固时。当西门庆在商场官场春风得意之时，亦是其情场高奏凯歌之时，与此同时也是众妻妾围绕西门庆众星捧月最热烈之时。而当这样的根基一旦发生动摇，则其败落甚而分崩离析在所难免。西门庆死后，不单他辛苦创建的商业帝国顷刻崩塌，一众妻妾也各找各妈，各寻出路，毫无眷恋之情，甚至还要落井下石。可见系于纯利益联结下，人际关系的脆弱。而这种端倪其实在西门庆未死时就已显山露水，西门庆感到腰疼甚而不时于酒席上打瞌睡时，显示其生命力已经开始衰竭、其根基已然动摇，反馈于情场中，则之前要呼风唤雨的西门庆，致死也没有搞定蓝氏与黄氏以及楚云。这其实是一种反照。 在《红楼梦》中则呈现另一面目。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每个人都是感知大环境的一环，所谓一叶而知秋；每个人之间都休戚与共，有同甘苦共患难的底色。元春的得宠与失宠成为上下皆关注的事；中秋夜贾母一人的荒凉，亦是其他所有人的荒凉。这样的家庭体系中，每个人都借由维护他人而间接维护自身。就算贾琏香的臭的都往屋里拉，也还得承受相当程度的道义谴责。王熙凤在面对贾琏的滥情时，惩罚的根本目的还是维护。至于贾琏自己虽放浪不羁，但起码在巧姐出疹子时，仍不得不忍受一十二日的煎熬。就是说其实无论道德水准如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价值准则，那就是对家庭整体利益的维护与对家庭观念的重视。家庭内部成员基于亲缘关系而建立的联结，所保障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必然要使人向内发展，因此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们更加注重构建内在世界的秩序，所以《红楼梦》所开辟的是一个心灵世界。 而后来贾家的败落，也正是从亲缘关系的破裂开始，即首先从内部、从心灵世界开始瓦解。探春的话犹言在耳，真真不胜悲切！ 经过对比可以看出，《金瓶梅》与《红楼梦》在同为家庭叙事结构下、其内部秩序的差异，显然是人为的结果。就是说《金瓶梅》作者一开始就将西门庆从传统家庭伦理关系中剥离。是作者刻意为之，是对传统价值观的打破，惟其如此，非但艺术上，且归于现实考量，才具备合理性。试想，如果西门庆不是孤家寡人，所处的是一个传统家庭，则围绕着其一切人物与事件将失去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打破则有赖于以当时社会现实作为依托；这是艺术上的考量，即若纪录片一样冷峻的现实主义。 所以，西门庆的独自一人，非但是艺术上的必要，也是对于现实的观照。他作为孤家寡人才具备两方面的合理性。 就是说，西门庆家族，实际上是当时社会面貌的一个缩影。当时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由书中描述可以看出，是一个商业资本比较发达的社会。西门家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根基正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码头。以此形成的新兴价值观，很大程度上破解了传统农业社会建立起的家庭伦理秩序。即前面所说，家庭成员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而非亲缘关系。所以《金瓶梅》所构建的是一个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本质是遵循商品社会秩序。 归于这种秩序建立下的价值观自然与传统价值观大相径庭，所以显得格外残酷。而其残酷正在于真实，因真实而不易被当代读者所接受。如《金瓶梅》种，通奸之普遍几成共识，这非但体现在武大郎的一众邻居对西门庆与潘金莲偷情时态度的漠然方面，也从人们对捉奸的态度中照出。在西门庆与王六儿偷情时，奸情暴露者逍遥法外，捉奸的反而被投入大牢，且沦为笑柄。非但西门庆等权贵的偷情被包容，且连市井小民的乱伦行为亦不过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调侃戏谑的材料而已。其间未见道德力量发挥应有约束作用，概因当时遵循的乃是商业思维下的丛林法则。这点从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时，应伯爵所谓如今年月不叙齿而以财力论坐次活脱现出。如果说《红楼梦》中偷情还归于可耻，则《金瓶梅》中惟余一笑而已。《红楼梦》中鲍二家的因偷情败露而上吊，而《金瓶梅》中宋惠莲上吊的缘故却与廉耻毫无关系，只是为争风吃醋中的失败承担后果而已。所以《金瓶梅》中偷情乃至乱伦呈现一片和谐的局面。 金与红中家庭面貌的差异，即当时社会面貌与价值观差异的写照。两个家族就成为两种社会及其价值观的象征。这是二者皆作为现实主义作品，统一的地方。 但归于形而上，则走向各异。 《红楼梦》中，通过梦的隐喻，表达了作者对于传统家庭结构的焦虑。即以秦可卿向王熙凤的托梦，表达基于现实终将破灭而从其外部世界的打破；通过贾宝玉因警幻仙姑的导引而说明人世情欲的虚妄，是从心灵世界内部的打破。显示了作者对传统家庭伦理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体系，由外到内的全面质疑与否定，预示其终将走向灭亡的实质。 同样，梦的隐喻也出现在《金瓶梅》中。 李瓶儿向西门庆的托梦，殷殷表达的是李瓶儿对于自己走后，西门庆将面临的现实的忧虑，是作者对于利益联结下的新的家庭秩序的怀疑，以及由此反映的对整个社会秩序与价值导向的质疑与揭露。 就是说，无论《金瓶梅》还是《红楼梦》的作者，都是对当时社会生态充满忧虑与失望的人。而这也是各自作者创作的根本动力之一，经由文学意义上的解构而考量现实处境下人的出路。 两位作者分别尝试做出了自己的思考与探索。《金瓶梅》作者提供的方案是归于宗教的救赎。最后西门庆儿子西门孝哥的出家则不单是对西门庆一生罪孽的救赎，亦承载作者试图为现实寻找突破的功能。 就是说《金瓶梅》中，对现实是全然否定与打破的状态，不遗余力的表现其肮脏丑陋的一面，正是对当下现实持否定的毫不留情与打破态度之决绝。让一切黑暗的东西毫无保留呈现在世人面前，甚至不惜损害作品本身艺术价值，惟其如此才能跟那个扭曲的、肮脏的、毫无希望的世界作一了断。了断的方式是虚无。 《金瓶梅》认为人间没有希望，所以要让它烂透，所以描写人间时毫不留情。 《金瓶梅》说：人间是地狱，勘破红尘我们出家吧。 而《红楼梦》作者的方案中有归于宗教的部分，更有归于现实的部分。这就使《红楼梦》更进一步。 《红楼梦》的超越则在于，宗教只是其中一个备选，甚至只是假托，而真正要表现的价值仍在对现实的肯定。所以作者曹雪芹一边对现实表示忧虑与质疑，一边又对其中美好的部分大加讴歌赞美。 正如作者开篇谈创作缘起时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实愧则有余……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 就是说《红楼梦》作者最后的落脚点仍然在现实，以及对现实人生美好的肯定，这就摆脱了虚无。从而非但在艺术上更胜一筹，且亦更具现实参考意义。 《红楼梦》说：带你勘破一切之后，回来好好做人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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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翰府 > 《《金瓶梅》评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