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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勾结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严重挫折。 1926年冬至1927年春，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工农运动的高涨，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使北洋军阀政权面临着总崩溃的危机。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一面增兵中国，进行武装干涉;一面分化革命阵营，寻找新的代理人，并且玩弄软硬兼施的两面政策。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时，蒋介石在就职宣言中曾表示：“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第二，必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的军队，进而要求全国人民负革命之责任。”①但是，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却利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权力，干着勾结帝国主义，密谋背叛中国革命的勾当。 1926年7月11日北伐军攻下长沙后，蒋介石一到长沙，即于8月24日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表明他的反共反苏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据长江邮政分局邮务总办的报告称：“他(蒋介石)说，在广东时已经把布尔什维克清除了。他是一个国民党员，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他又说，他身边曾有俄顾问十五人，因为他需要他们的帮助以及苏俄的军械与子弹的帮助，……他立意把他们清除出去。”并表示：“他立意保护商业和外国人。有一记者问他，为什么你发命令把教会、商业占起来，又鼓励反英运动与从前的抵制日货运动?他回答说，那不是他的政策，是学生联合会受布尔什维克唆使的，他必须使双方调和。”②基于上述立场和态度，1926年11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迁驻南昌，加紧同帝国主义的勾结，而帝国主义把蒋介石看作分化革命阵营、破坏国民革命的主要争取对象。1926年底和1927年初，英、日、美等国先后发表对华政策的声明，虚伪地表示“尊重保全中国之主权及领土，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③;对于中国的国民运动， “予以同情而加以谅解”④;“希望中国团结、独立和繁荣”，愿意通过谈判使“关税控制、治外法权尽日放弃”⑤。实际上是想“用软的方法”，“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急进派，根本削弱革命势力，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⑥。于是，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北洋军阀的旧官僚、封建买办政客纷纷到南昌，极力拉拢蒋介石。美国的《基督科学指导报》声称：“或指蒋氏为'赤化’，实未必然”，蒋氏不但不会“与赤俄联盟”，倘蒋“得最后之成功，中华民国与外人在中华民国之利益，决无不利之虑。”⑦1926年底，日本外务省的官员奔走于武汉、南昌、广州之间，许多日本要员也先后来华“考察”，加强同蒋介石的联系。1927年2月，英国也派代表到南昌与蒋介石会谈。 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蒋介石加紧了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和加快了背叛国民革命的步伐。1927年初，他挑起了国民政府迁都之争。2月，蒋介石派吴铁城、戴季陶赴日，与日本外务省次官、亚洲司长及条约司长会谈，谋求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3月，蒋介石在接见日本陆相宇垣的代表铃木贞一时说：“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到南京就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⑧他还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他对帝国主义的“友谊”，要求英美给予“援助”。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经过芜湖时即“已派人到南京与各国领事通款曲”，并由“白崇禧在上海拜会各国领事”，因而得到帝国主义的欢心。“各国对他的印象很好。”⑨在加强同帝国主义联系的同时，蒋介石与奉系军阀的信使来往也更加频繁。奉系军阀一再表示：蒋介石若对于共产派加以彻底压迫，则南北议和非不可能之事⑩。于是，蒋介石一面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派密商反赤”，并由李石曾“代表南方政府与奉天代表折中”;一面在南昌总部谩骂武汉国民党为“败类”，声言“要制裁左派”、“制裁共产党”，因此，又一次得到帝国主义的“一致交口称赞”。英、美通过买办阶级代表虞洽卿到南昌与蒋商谈，答应为蒋提供反共经费，南昌成为了蒋介石勾结国内反动势力、策划叛变革命的重要场所。 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蒋介石公开地遏制和镇压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1927年1月，蒋介石指使张静江、陈果夫等占据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许多县党部，又利用国民党省、县党部的名义，派出大批流氓打手充当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农村勾结地主豪绅，破坏农民运动。在城市里，蒋介石指使爪牙组织反动工会和反动团体，破坏革命的工会和革命的群众团体，枪杀工人运动领袖和革命群众。1927年1月，他们捣毁了赣州总工会，3月6日，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6日，蒋介石下令武力解散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3月17日，他授意亲信捣毁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打伤六人。3月23日，蒋介石在安庆又派人袭击并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省党部和省总工会。所有这些反共和迫害工农运动事件，都是蒋介石以实际行动向国内外反动势力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决心，是他最后叛变革命的前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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