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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夏天，孙中山派黄明堂、关人甫等人到镇南关(今友谊关)、平宜关、水口关等处活动，准备起义。12月2日，黄明堂率那模村乡勇八十余人，由镇南关北面小路，向炮台迂回偷袭。清军猝不及防，纷纷投降。革命军乘胜进攻，占领了右辅山的镇南、镇中、镇北三个炮台。孙中山得镇南关捷报后，立即偕黄兴、胡汉民以及日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狄氏诸人赶赴前线，指挥作战。4日，清参将陆荣廷率军来犯，革命军奋勇抗敌。孙中山亲自开炮轰击敌军，并在铁炮旁为伤员裹伤，去山间峡谷为伤员汲水。他在经历这场战斗实践后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陆荣廷屡次受挫后，乃施缓兵之计，向革命军“密函约降”，诡称对孙中山“无任钦佩”，愿“投人麾下，以供驱使”。孙中山等人信以为真，即作密函与陆荣廷联络，并决定由黄明堂坚守镇南关，他和黄兴等人则赶赴河内筹款购械接济。孙中山离开镇南关后，敌人的援军蜂拥而来。黄明堂率部坚守，与龙济光、陆荣廷部清军四千余人血战数日，终因弹尽粮绝，“攻守均感失据”，乃于12月9日突围，撤离镇南关。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的请求将孙中山逐出安南(越南)。孙中山离开河内时，将领导粤、桂、滇三省军事的重任交给黄兴和胡汉民，并指示黄兴再入钦廉发动起义，又令黄明堂进取河口。遵照孙中山的指示，黄兴偕安南华侨中的同盟会员二百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自任总司令，于1908年3月进入钦州。4月2日，占领马笃山。此后，革命军在当地群众和会党的支持下，坚持战斗四十余日，发展至五六百人，使“清军闻风而栗”。孙中山高兴地称赞黄兴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一畏。克强之威名因此大著。”⑨但由于革命军孤军深入，长期转战，没有根据地为依托，得不到粮弹补给，加之黄兴仍把接济弹药的希望系于清军统领郭人漳身上。郭口是心非，不但再次违背“接济弹药相机反正之约”，而且率部向革命军进攻。由于补给缺乏，军心涣散，无法坚持，黄兴等出走安南，余部多被遣归十万大山。 当黄兴率部转战钦、廉之时，孙中山命黄明堂等人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革命军开赴云南边境，发动了河口起义，旨在夺取河口以图全滇。1908年4月30日，黄明堂率军向河口发起进攻，清军防营一部起义响应，革命军胜利攻占河口。黄即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严申军纪，征募义捐。此后，革命军又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直迫蛮耗、蒙自，部队也迅速地发展到三千余人。孙中山电召黄兴为云南国民军司令，节制各军，并命其赴前线督师。5月7日，黄兴衔命前往河口赴任。但因革命军粮食缺乏，将士疲惫，黄兴决计去河内召集钦州起义人员，组织基干队伍，再赴前敌。11日，行至老街被法国当局扣押，旋被驱逐出境。而云贵总督锡良已调大军前来围剿，并于5月26日攻陷河口，黄明堂率部撤至安南境内，打算仍然转进桂边。嗣被法国殖民军勒逼缴械，强行遣散。至此，孙中山在西南边境筹划的反清武装起义没有达成预期的目的。 当孙中山致力于西南边境发动起义时，光复会徐锡麟、秋瑾等人在安徽、浙江展开了武装反清斗争。 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的一部分领导人如徐锡麟因意见分歧，没有加入，继续以光复会名义进行革命活动。浙江绍兴大通学堂是光复会的据点，徐锡麟等召集金华、处州、绍兴等地会党首领入校练习兵操，借以蓄积革命力量。1906年，徐锡麟为打入清政府内部以发动革命，纳粟捐官，以道员分发安徽候补，充任巡警学堂及巡警处的会办。1907年初，秋瑾回绍兴主持校务。她积极联络平阳、武义等地会党首领，吸收浙江新军官佐及军事学堂师生朱瑞等参加光复会。经过秘密筹备，秋瑾和徐锡麟等决定在浙江、安徽同时发动起义，遥相呼应。部署未定，嵊县会党先期发难失败，武义、金华、兰溪、汤溪、浦江各县会党武装也先后遭到镇压。徐锡麟仓猝举事，于1907年7月6日利用安徽巡抚恩铭到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的机会，刺杀恩铭，率学生军进攻安庆军械所，失败被捕，慷慨就义。绍兴大通学堂遭受牵连，秋瑾被捕，牺牲于绍兴轩亭口。 1908年安庆马炮营起义，是新军起义的开端。这次起义酝酿已久，早在1902年，皖籍留日学生陈独秀、潘赞华等与安徽大学堂学生柏文蔚、郑赞丞等人，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1903年拒俄运动开始后，励志学社即仿效拒俄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准备为祖国效命疆场。1905年，陈独秀与柏文蔚等人在芜湖安徽公学联合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成立岳王会，以崇拜岳飞、实行反清为主旨。同盟会成立后，岳王会接受了它的政纲，其主要负责人除陈独秀外，都参加了同盟会的组织。1908年1 1月22日，岳王会军事骨干、安徽新军炮营队官熊成基率马、炮营新军千余人起义，围攻安庆一昼夜未能得手，遂向集贤关退却，旋改变战略，拟取道桐城，袭取庐州为根据地。清军以优势兵力追击，起义军渐散，到庐州时已不满百人，势不能支，只得遣散余部，分头藏匿。1910年11月，熊成基在哈尔滨谋刺清贝勒载洵，因叛徒出卖被捕，旋即遇难。 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上述武装起义，除安庆起义外，基本上都是依靠会党发动的。会党的主要成分是游民无产者，即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联络会党，客观上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农民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农民阶级建立了革命的联盟。革命党人由于获得会党的支持，感到自己有所凭借，大大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但他们联络会党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般只是联络会党首领借以发动起义，而不注意对会党群众进行民主革命的教育;重视利用会党勇于斗争的精神，但无法克服会党纪律松弛的现象。他们没有能力改造会党，反而在多次起义失败后，产生了埋怨会党的情绪，认为“会党发动易，成功难，即成则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于是将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新军方面。新军同农民的联系虽不如会党，但比较集中，比较有组织性。由于新式教练的需要，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这就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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