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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一时的皇姑屯事件，不是某个人所为，也绝非偶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东北、分裂中国的步伐，特别是推行田中义一“强硬外交”政策的直接结果。 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之后， 日本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就开始酝酿谋杀张作霖。
1925年11月，直奉激战之中，奉军将领郭松龄在滦州前线突然倒戈，率兵出山海关直取沈阳。张作霖发兵阻止，均大败而归。无奈，张作霖求助于日军出兵，才得保不败。事后， 日本人以功为荣，屡屡胁迫张作霖给予回报。“张氏不肯作日本之工具，将日本所欲得之种种特别权利，坚持不与，且又建筑打通铁路，日本以为大有妨碍于该国之利益，故决定除灭张氏，以利日本在东三省与东内蒙之计划也。”①
1927年6月， 日本关东军制定了《关于对满蒙政策之意见》，提出要使张作霖“就既设铁路之经营及新线之敷设缔结新约”，“如若踌躇，则推举帝国认为胜任者为东三省长官，使之实现本要求”。同时，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在《关于中国时局对策之考察》的报告中，也提出要抛弃张作霖，另外寻找日本在东三省的代理人。他认为：“张作霖是个没有任何政治手腕的武夫;在中国本土没有威信，这在各政治家，各团体，各军人之间已成定论。而且他长期扶植起来的势力在东三省也是最不得人心的。”“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消长，并不像某些人的看法那样，取决于张作霖本身的兴亡。”“帝国应尽快把张作霖个人的浮沉同维护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问题，截然区别的予以考虑。”东方会议期间，许多侵华分子也主张抛弃张作霖。东方会议制定了要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或者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张作霖自然成为了绊脚石。 1928年4月初，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4月19日，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再次出兵山东。4月20日，关东军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提出了一个《对中国时局的意见报告》，其中提出：“我军应不失时机地将驻扎师团之主力进至山海关或锦州附近，不管两军(张作霖和蒋介石军队)之何者，均以武力阻止其进入。必要时，解除其武装后准许通过。”5月3日，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企图阻止北伐军前进。蒋介石绕过济南继续北伐。张作霖军节节后退，败局已定。
在这种形势下， 日本内阁于5月15日、16日连续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维持满洲地方治安措施案》，采纳了关东军的意见。5月18日，日本政府分别向南京国民政府和北京国民政府提交了《觉书》(备忘录)，声称：“战乱行将波及京津地区，而满洲地方亦有受其影响之虞。维持满洲之治安最为帝国所重视;如该地区治安受扰乱，或者出现扰乱该地区治安之祸因，当发生此种事态时，帝国政府将极力予以阻止。因此，当战乱发展至津、京地区，并祸及满蒙时，帝国为了维持满洲治安，必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所谓“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即不准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进入东北，并解除东北军的武装②。南京国民政府和北京国民政府随即都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提出了强烈抗议。 5月18日，日本关东军决定派遣第十四师团乘火车前往锦州，准备阻止败退的东北军进入东北或解除其武装。同时，调混成第四十旅团移驻奉天(沈阳)，并向陆军中央部作了报告。日本陆军中央部考虑到向铁路附属地以外出动军队，属于向国外出兵，需要有“奉敕命令”。参谋总长铃木庄六与田中首相协商后，决定21日上奏天皇。于是电示关东军，向附属地以外出兵，需在21日以后。为了便于指挥，参谋长斋藤恒率关东军司令部于20日由旅顺抵达沈阳。21日晨，关东军主力已在沈阳附近集结完毕，等待“奉敕命令”。但斋藤恒等人一直焦急地等待到半夜，“奉敕命令”并未下达。22日，仍无消息。 23日，日本军参谋本部中国课长田代皖一郎抵达沈阳，传达了铃木庄六的意见，希望关东军中止出兵锦州的行动。关东军则立即电请参谋本部下令行动。但直至26日，陆军中央部正式下令关东军“中止既定方针”。
关东军原计划等张作霖兵败后，在锦州将其“全部解除武装”，“然后再以赤手空拳的张作霖为对手”，一举解决日本在满蒙的“权益问题”。失去这个机会，张作霖转危为安，以后日本再想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或者武力解决“满蒙问题”都是十分困难的。于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决定暗杀张作霖。 关东军原想让日本华北驻军杀掉张作霖，但华北驻军认为事关重大，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故而不同意此计划。关东军只好派人在北京观察张作霖行踪。在得知张作霖行将败退回关外后，将张作霖的行程密告关东军总部。 关东军随后即选择暗杀张作霖地点。最初选定在新民以东的辽河铁桥上，但派人侦察后发现，铁桥被奉军严密防守，不易下手。于是，关东军又将地点选定在皇姑屯附近京奉线与满铁线交叉点的三洞桥。因为，此地有满铁线经过， 日本军人出入此地，不易引人注意。在交叉点南边，有一个日军的监视哨所，便于观察周围动静。地点选定后，关东军为防留下日军暗杀张作霖的把柄，决定用炸药炸车的方法袭击张作霖的专列。
为了准确掌握张作霖回沈阳的情况，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除派竹下义晴参谋赴京，同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一起进行侦察外，还派遣石野芳男大尉前往山海关。石野的任务是用无线电将张作霖专列通过的情况随时报告。由于站台与岔线的关系，新民以东不能更改列车编组，所以河本又派神田泰之助、武田丈夫两中尉前往新民，确定张作霖专列到达后的情况。 6月1日，竹下参谋密电河本，称张作霖将于6月3日由北京出发，当晚11点左右抵达沈阳。接到情报后，河本令工兵于2日晚在京奉和满铁交叉点陆桥中间的一个花岗岩桥墩上，安放了至少200多公斤黄色炸药，拉线开关安装在三洞桥南日本警备队的一所瞭望台上。为防万一爆炸不成， 日军还在京奉线上安置了两条脱轨器，以使张作霖专列脱轨，脱轨器由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负责。虽然根据中日间协议，南满与北宁铁路交叉点上方的南满铁路归日军警备，下方的铁路由中国军队警备。但此时， 日军阴谋准备就绪后，三洞桥“由日军严重警备，禁止所有华兵入内警备中国路线，任何人等，非携有日军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不得通过”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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