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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出生的人也31岁了，据媒体说90后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多数都是“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躺平”族。今天，我这个文革时代的“老三届”与90后比较一下青春岁月的异同，看看我们那代人年轻时的压力与今天的年轻人压力究竟区别在哪里？ 我是19岁下放农村的，第一年国家补贴养着知青，第二年后生活无着落，有背景靠山的知青陆陆续续走了，我们少数知青迷茫彷徨，寻找吃饭的地方。幸亏我也等到机会，6年后被推荐选拔上学了。 我是27岁半以工农兵学员身份师范毕业的，刚走上体制内工作岗位就碰上找对象成家的大事，那个年代28岁以上就属于找对象困难群体，只要是相亲的对象都是看条件下单，也有点类似今天的相亲。我因为错过了最佳年龄（25岁），所以找对象挺难的，合适的都结婚了，没结婚的一般都看不上眼。1978年，我29岁了，相亲三次都没有成功，家长也比较急，幸亏我的同事的弟媳妇正要帮忙给闺蜜找老公，一眼相中了我，因为年龄差不多都是68届高中下放知青。女方找我的目的就是需要把她从县里调到吉安市来，我是看中上海知青比当地人见过世面，所以，一拍即合。 1979年初，待确定了关系后，我女朋友把一拖拉机木材从乡下运到城里来，我只付了30元车费（不到一个月工资），对我女朋友来说反正木材也是乡下人帮忙搞的，她只欠了人情债，但对我来说却解决了当时打家俱的全部材料。后来，我请木匠上门打家俱与油漆，父母出资打家俱与油漆及酒席的全部费用，我给了丈母娘500元彩礼费（那是我差不多一年的工资），结婚前的准备工作基本搞定。举行婚礼前一天，我请单位上级派车去女朋友单位接受嫁妆（丈母娘专程从上海带嫁妆赶来），我家请厨师在自己家附近找个地方办酒席，节约了不少开支。那个年代份子钱也是少得可怜，大约普通关系就2元份子钱。 结婚后，我急于搬到学校去住，因为兄弟姐妹多不好处理关系。那个年代房子是要看单位与本人的地位决定的，我在进单位后就瞄准机会占了一间房，隔年后又搬进两居室，结婚后一年我就碰上单位第一次建教工宿舍楼，按打分我正好合格被分配二室一厅，当年能够住进这样的房子仅限于师范与附校两个大小单位。那个年代我似乎满足了老校长范毅说的：我用重点中学教师的待遇来满足附小的年轻男教师需求，你们该满意了。但任何幸福只会满足一会儿，不会长久的，1989年以后，许多人开始蠢蠢欲动要调往广东深圳，因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因为年龄偏大要正式调动十分困难，因此，提前退休办内退手续去珠海私立学校任教就成为最佳选择。我用了2周时间火速办好了手续就踏上了南下珠海的征程。 1996年，我47岁闯荡珠海私立学校这江湖凭啥？文凭仅是江西师大成人学院毕业，专业职称中级，唯一可炫耀的就是任职学校属于江西省重点实验学校--吉安师范附校，参加过北京景山实验教材试点学校教改工作，在省级教刊发表过教学论文等。我这样的条件如果拿到现在去面试，估计连门都进不去。但当年招聘面试我可是第一名进入该校，主考官是老板从上海招聘来的（上海教育学院即将退休的教务长),主考官对老板一口咬定此人非常适合私立学校，所以，我进校后半年就提升为教务助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我们那个时代拼的还不完全是文凭与职称，也不是年龄，而是经历、资历、见识与反应能力。“985”与“211”对我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幸亏我没有生在当今时代。 我在珠海东方外语实验学校任教7年，做过六、七、八年级的语文老师，初中、小学部的教务主管，高中部写作课教师，还担任过海外部韩国学生汉语教师。我既不懂英文又不懂韩语，但却能教会韩国大学生的汉语，使他们达到大学外语预科水平并取得广州汉语水平考试及格证书。今天来说，我是没有对外汉语教学资格证书的人，属于非法教学，但那个年代一切都是能者就上，我也就图多赚点钱。 2002年7月，我女儿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找好了单位，我急于在她单位附近买房，用珠海私立学校赚的钱在上海闵行区中心地带买了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完成了从珠海转移到上海的关键一步。 我与90后比青春，比结婚时我的压力与顺利，经济上我没有今天90后的压力大，福利分房是好点的单位都有的。找对象结婚虽然也是一场交易，但没有今天女孩子的攀比严重。越是生活条件好了，人们越是攀比，年轻人就压力越大。所以，这个时代的病都是竞争与攀比惹出来的，“躺平”可能是调节生活节奏的唯一办法。 我们那一代经过文革与上山下乡运动的老三届人，看惯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对90后这一代人的尴尬也能理解。其实，不管风云如何变幻，自我强大才是应对的最佳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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