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在1874年遭受到的最大冲击，是日军以弱旅入侵台湾。在无力以武力直接驱逐入侵者的情况下，清廷不得不违背事实去褒赞日军侵台是“保民义举”，以白银50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信中提到，朝廷以抚恤的名义对日赔款，“未免稍损国体，渐长寇志”，但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若真要对日宣战，那耗费的就不是区区50万两白银，而会是“数千万”。以50万收回台湾，省下那数千万“陆续筹备海防”，是更为划算的事情。末了，李鸿章说，希望此事之后，大清国君臣上下卧薪尝胆努力自强，不要再像从前那样，“有事则急图补救，事过则仍事嬉娱耳！”[1]——有事就火急火燎地到处补救，没事就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这些文字的背后，是中国数千里海岸线，竟无一支新式海军可用。不难想见，日军侵台对李鸿章造成的刺激。相似的刺激，也见于主持总理衙门事务的奕䜣。在1874年11月5日的奏折里，奕䜣说，自庚申之变（咸丰被英法联军自北京城赶跑）以来，朝廷一直在力求自强御侮，但“至今并无自强之实”，本年竟然还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番社的屈辱事件，“若再不切实筹备，后果不堪设想”[2]。另一位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也在1874年底给朝廷的密奏里说，此次处理日军侵台事件，之所以选择和议而非开战，就是因为日本购有两艘铁甲船，而大清的铁甲船购买一直没有进展[3]。这位奕䜣的左右手，此时的身体状况已相当糟糕，只剩下约一年半的寿命。文祥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人生的大限即将到来。他在奏折里说，自己病体沉重已无法前往总理衙门办公，只希望朝廷速速决策，将之前想要购买却没买成的铁甲船、水炮台和相关应用军械，“赶紧筹款购买”。随后，朝廷下令李鸿章、沈葆桢等沿江沿海省份的将军督抚，共计十五人详议如何筹办海防事宜，限期一个月拿出一个结论。此即“晚清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当时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次失败的改革，必会导致日本国内生乱，然后这些乱民会重演明末的倭患。持这种论调的代表人物，是文祥、刘坤一和丁日昌等人。文祥虽然忧心海防，但并不看好明治维新。他在奏折里说，“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如果日本出现叛乱，大清沿海各通商口岸就危险了。江西巡抚刘坤一，则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将日本天皇比作赵武灵王，说据他听到的消息，明治改革下的日本已经“财尽民愁，亡可立待”，所以很担心日本亡国之后中国会遭受池鱼之殃，正所谓“第瘈狗将毙，难免肆毒于人”，疯狗死掉之前，是要咬人的。[4]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对明治维新持否定态度。在给总理衙门的回函里，丁说“船械一切自强之具”很有必要效法洋人，但人心风俗仍要坚持大清模式，否则就会像“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为识者所窃笑也”。[5]福建巡抚王凯泰也说，明治维新在制度上倒向洋人，被洋人沉重盘剥，这是他们挺而走向侵略台湾的原因，日本迟早会因此灭亡，正所谓“改革旧章，一从西人；又重利盘剥之，贫困几不能支。于是铤而走险，兴兵扰台。论者谓其内乱将作，终必败亡”。但真正的危险不是日本灭亡，而是西人兼并日本，那会给中国造成肘腋之患。为避免出现这种结局，他建议清廷派使臣驻扎日本，联络拉拢加讽谕开导，使其远离洋人亲近中国。[6]第二种意见是明治维新大有成效，日本与欧美各国往来交好，志不在小。此说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李的奏折似有含蓄修正文祥谬误的用意：“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斗，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民生计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7] 李鸿章觉得，欧美各国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却不同，它近在咫尺时刻窥探着大清的虚实，“诚为中国永远之大患”。李的主张是：铁甲船、水炮台等先进武器要赶紧引进，但也要慎重，不能花了大价钱买回一堆过时的旧货。同时应赶紧向海外派驻公使，如此既可以联络外交也可以窥探敌情。李还追溯往事，说早在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和自己就请求过朝廷派使臣常驻日本，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也没有落实。言下之意，是在含蓄责备朝廷因循守旧。遗憾的是，李鸿章对日本和明治维新的这种看法，并不是1874年中国朝野的主流认知。朝堂之上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明治维新是失败的，更愿意相信日本放弃中华正朔和中华衣冠是一次灾难性的选择。浙江海宁人陈其元游历甚广，在1874年撰成《日本近事记》。该书便将明治维新形容为一场“焚书变法”，说维新后的日本已是人心思乱，中国正宜选将练兵，趁日本尚未醒悟之机直捣长崎攻入东京：“往者日本国王不改姓者逾二千年，国中七十二岛，岛各有主，列为诸侯。自美加多（注：即天皇）篡国，废其前王，又削各岛主之权，岛主失柄而怀疑，遗民念旧而蓄愤，常望一旦有事，乘间蜂起。彼昏不悟，尚复构怨高丽，使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于是通国不便，人人思乱。今宜思管子攻瑕之说，乘中国寇平未久，宿将多存，劲旅未散，有事东洋，亦藉以练习船炮，兴起人材。……今中国海疆，自琼崖迄于辽碣，回环几二万里，若欲处处设防，中国劳费固已不支，而又未能保处处无虞也。诚选劲旅万人，径捣长崎，逼进倭都，则彼先已夺气，将撤兵自救之不暇，断无余力以犯我。兵法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攻其所必救也，夫是之谓以攻为防。”[8]
[1]《复沈幼丹大臣》，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31·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15页。[2]《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三七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3]《十月丁酉大学士文祥奏》，收录于《同治甲戍日兵侵台始末》（台湾文献丛刊第38种，（台北）台湾银行1959年版，第200-202页。下文引自该奏折者，不再赘注。[4]刘坤一：《复杨石泉》，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收录于《刘坤一集》第4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280页。[5]丁日昌：《海防条议》。收录于《丁日昌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7]《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收录于《李鸿章全集6·奏议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180页。[8]陈其元：《日本近事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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