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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姚大中先生言，“中国今日的人与地，须包含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则其记录应该突破传统'东部十八省’的汉族中国范畴”“不能以今日基准批判历史，或以今日教条规范历史，否则将全无是处”。中国疆域随着国力盛衰而盈缩是正常的，我们不能以今天和平发展的理念否认历史上盛世时期的扩张，否则很多国人将无立足之地。其实“汉地十八省”也不是一开始就适合大规模居住的，像中国东南西南这些现在人烟密集的地方都是经过前人长期的耕耘后来才适合大规模居住的。端午来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先人的功业。 
春秋初期地图 早期“南方”设限于长江流域，《尔雅》与《周礼》且不包含长江上流域即今日的四川省 战国时期的历史我们往往聚焦战国七雄逐鹿中原，其实战国后期缘边各国齐头并进开拓国土的大事业更值得关注，它奠立中国世界统合期更广大的中国文化圈再弘布基点。 秦国开发陕西省北部、甘肃省南部与成都所代表的四川省，楚国建设长沙为中心的湖南省以及周围贵州、江西一带，都是最堪举证的中国文化惊人效率的模式，以此为跳板而中国势力继续伸入包含了东南沿海地区与再南方粤江流域山岳地带的百越（粤）之地，以及今日地理上大西南地区的西南夷分布地。赵国领域，同样以北方经营成功，而推展到内蒙古的沿黄河北岸。燕国已横扫察哈尔、热河南部农耕地，沿渤海湾向今日“东北”地理范畴内广大的未开发地进出，以及越过鸭绿江，支配圈扩大到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 
战国后期形势图 秦汉第一帝国时期，北方受地理变化与气候变化的双重限制，不得不依最大限度的耕作有利一线，建设强制性的人为国境线大长城，一方面警告长城外的非汉族止步，一方面也明白表示农业汉族的活动愿意到此为尽头。 相对方向，南方领土的再南方却豁然开朗，长江以南粤江、红河流域，一片完全适宜汉式农业文化与汉族专门化社会移殖的广大地理范围，而且放眼无涯，至海才是限界。南方的南方或“新南方”，因之迅速追随“南方”，政治上归纳为中国一部分，经济、文化上铸定汉族发展的新生命线。 战国时楚国势力强大期间的楚威王治世（纪元前339—前329 年），长江中、下游汉式文化育成者，已分别向南遥远的未知地，跨出了冒险事业的第一步。《史记》下列两则记事，乃是有关“新南方”开发的最早文献记载： 
楚威王与小芈月 “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越世家，《史记》吴起传也有楚国“南平百越”之语，以汉族最早接触“江南”百越的时间，推前至纪元前四世纪前半）。 “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汉朝改武陵郡）以西。…… 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西南夷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续有时间稍后的补充记录：“楚顷襄王时（纪元前298—前263 年），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 便是说，纪元前四世纪以来，长江流域汉文化波涛，后浪推逐前浪，一方面开始有形的沿海岸线南涌；另一方面，触角也已伸入了今日云南、贵州的大西南地区。所以，中国泛南方的开发与汉化，共同母体固系一体的黄河文明，步骤上却分两个层次。中原先进文明与进化路线，先对早期历史中的“南方”或长江流域的文明化，发生催生作用；第二步，“南方”汉化成熟，又替代中原，接棒对“新南方”负起指导移殖黄河—中国文明生根、开花、结果的历史任务。 
百越形势图 自南方再起步，目光优先置于“新南方”正面，乃自然之势。此一古“南方”正前方的广大地域，见诸汉朝文献便是所谓“百越”之地，亦即纪元前四世纪后半，发达于浙江方面的长江下流统一势力越国，被吞噬于楚国南方领土大并合浪潮时，越族由支配集团率领，分散南下的逃亡目的地。“百越”其词，便随其时的分布形势而出现，也假借了浙江省越族与越国之名而得，代表此一系种族新的却是更辽阔生活地域与其人民的意味。 “百越”（《汉书》改《史记》的“越”字为同音异体“粤”字，粤江即珠江之名的由来）总括的称谓内涵，又分别依自东向西大迁徙到达方位而名：旧越国领内未迁移而就近在会稽郡境隐匿入山区的，称“山越”；最邻近旧越国，在浙江省南部瓯江流域温州方面的，称“瓯越”或“东瓯”；以闽江流域福州一带为中心，称“闽越”；住居广东省支流纵横，今日中国第三大水系粤江（珠江）流域的，称“南越”；于广西与今日中南半岛越南北半部广泛分布的，称“貉越”“瓯貉”，或与“东瓯”对称为“西瓯”。 越族转移居住地域与扩大为“百越”之后约百年，中国统一，相伴成长的汉族巨人健壮双臂，终于立即拥有了百越全地域。南方四郡于秦始皇三十三年（纪元前214 年）均行成立，南海文明之曙光初现，中国南方大门也开始直面南海与太平洋，一如今日的形势。 
西汉前期形势图 “新南方”四郡开辟，是秦朝伟大政治理想的实现，也是“中国”再扩大的革命性方式转变。以前，须其地汉化成熟才称之为“中国”范畴，“新南方”于秦朝统一政治余势下，被军事征服而吸收入“中国”，意义较夏、商、周时代已全形倒反，乃是预先划定了“中国”预定地，然后加以拓殖与开发。此种方式，与同时期的北方政策初无二致，只是北方的中国所需要土地，划界是人为的（长城线），南方则依天然的海洋。 秦朝以前，在汉族诞生的巨大压力下进入汉族所摒弃的古“南方”边缘，复杂地形的险恶山岳地带为生活场所诸种族，汉族谓之“南蛮”。所以，“南蛮”早自战国时代已依方位别出现，但其长江中流域湖北、湖南一带分布方位，继起“新南方”开拓期展开时，已非“南”而系“中”，只于整体南、北对立形势中仍是“南”蛮。 楚国带动统一中国的南方再出发，展现在汉族眼前的“新南方”广阔地域中前未接触的种族，居住于东南方与南方的是“百越”，对西方与西南方面的，便总称之为西夷、南夷或一括的“西南夷”。 
风流不羁的司马相如倒是做了一件实事，出使西南夷发布《谕巴蜀檄》，恩威并施，效果良好 汉族势力介入百越之地系统一中国第一次对外大发展期的秦朝，余势兼并西南夷地区，则第二次大发展期汉朝武帝时代。较早出现的南蛮一词，使用时便以方便而与所指分布范围广泛的混合名词“西南夷”通用，或者说，“西南夷”倒反由代表大方位意味的广义“南蛮”包含。 川、康、云、贵大西南地区与粤江流域L 形全域加入汉族中国，骤然增大汉族中国土地面积几乎三分一。对于如此大片合乎汉族标准的蛮荒之境，开发工程的浩大与艰苦，都可以想象。长江流域，在古代也是到处茂盛的大森林，以及由雨泽积聚而成的沼泽，对习惯于干燥风土的中原人而言，已够潮湿。进抵长江以南的再南方，同样的现象不但继续，而且愈益显著，气候又更加燠热，满布了密林的丘陵与山地，古木参天，荒草没胫，漫山遍野的荆棘，毒蛇、猛兽出没其间，简直危险之甚。比较长江流域更丰润的雨量，加上进入热带圈时强烈的灼热阳光，于此特殊环境与特殊湿度所产生的瘴气，更令人恐怖。 如此皆构成汉族活动的大障碍，所以纪元前二世纪后半汉朝政府决心收并这片土地时，反对派的理由便是“南方暑湿，进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蟒虫，疾疫皆作”（《史记》淮南王谏武帝征南越书）。然而，环境尽管恶劣，只要土地与气候适合于汉式生产技术，开展农业的基本价值存在，汉族有毅力，有热忱，也有耐心克服困难。 
汉武帝经营南方形势图 长江流域的开发经验，尤其对长江以南可以随长江流域而变成汉族生活圈，增强了信心，所以，郡县制舵向下，一片片稻田，一处处村落，一个个环绕城墙的城市，终于在汉族披荆斩棘，虽然缓慢却是稳健的行进脚步下，先后出现。 
姚大中 著 2021年6月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史与世界史是分隔的，中国史看不到世界，世界史里找不到中国。《姚著中国史》兼容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史学的研究与写作方式，打破了传统中国史的认知茧房，具有以下鲜明的特色： 1.突破了传统中国史由中原向外层层推演的藩篱，为秦楚这些半边缘国家正名。 2.对东汉以来豪族演化的历史叙事，蕴含着为生民立命的庶民情结。 3.对五胡建立的胡-汉联合政权的本质辨析，客观展示了大分裂时期的民族纷争与融合。 4.正视辽金元这些来自长城以北的草原征服者，并将其与汉族政权进行平等观照。 5.在域外与中国动态联系的环境中考察中国历史，爬梳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渊源。 6.摆脱了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叙述的窠臼，广泛利用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增强了历史解释力。 当前中国已经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国民亟需一种世界主义的知识视野。《姚著中国史》超越了中原王朝循环的线性叙事模式和汉族中心主义的内观视角，作者姚大中先生对中华文明饱含热情而又异常冷峻，他用毕生精力完成了世界史视野展示大中华文明的书写，为今天的我们成为世界历史民族提前做好了知识储备。 《芈月传》历史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联袂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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