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围剿”中的毛泽东(左)和他的警卫员 1930—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反击了蒋介石发动的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1930年正当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原混战之际，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日渐扩大，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创建起来。在这些根据地，土地革命沿着正确的路线顺利开展，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的积极性高涨。国民党独裁政权对此惊恐万分。1930年10月，中原大战行将结束，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来“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任命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兵分8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一线，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2月30日在龙冈地区歼灭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万人，活捉了张辉瓒。接着，乘胜追击，在东韶地区再歼敌军谭道源第五十师1个多旅。其他的敌军闻风溃退。红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以其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纠集20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打法，兵分四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3万多人，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从5月16—30日，15天内行军350公里，5战5捷，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 同年6月，蒋介石又调集3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坐镇南昌，而以其嫡系部队5个师为主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打法，兵分三路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当时，红军苦战之后尚未进行休整和补充，力量比较薄弱。毛泽东、朱德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指挥红军从闽西绕道千里回师赣南集中，再向东绕到敌人背后进击。在莲塘、良村、黄陂先后3战3捷，然后又巧妙地穿过敌人间隙回师兴国休整了。当敌人发觉，再度调头西进时，刚休整了的红军锐气正盛，敌军难以抵抗，只得下令退却。红军乘胜追击，9月在老营盘等地，又歼敌不少。此役历时3个月，共歼敌4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粉碎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步伐的形势下，蒋介石却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于1932年底又调集50万军队，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打法进犯中央根据地。1933年2月至3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优势兵力，在黄陂、东陂战役中歼敌近3个师，俘虏了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敌军王牌十一师师长萧乾负伤逃跑。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又以失败告终。 蒋介石不甘心，向美国借了款，又聘请了外国军事顾问研究新的作战方法，准备发动新的“围剿”。到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各根据地发起了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在战略战术上又完全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听从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实行冒险主义。接着又根据洵口遭遇战的偶然胜利，主张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全线出击”的错误方针。攻打硝石、资溪桥两仗不能胜，遂陷于被动。在反“围剿”已无法在内线取胜时，又不能乘“福建事变”之机将红军主力转入外线苏浙皖边区以寻找破敌之机。等到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回师向广昌推进时，他们又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与敌军进行阵地战，结果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1934年4月，广昌失守。到10月，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已没有希望，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从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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