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居：安大简《邦风·侯风·十亩之间》解析 | 中国先秦史

先秦子居 202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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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简《邦风·侯风·十亩之间》解析

子居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所收《十亩之间》篇，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简本《十亩之间》二章，章三句，与《毛诗》同。”[1]对于此诗，《毛传》言：“刺时也。言其国削小，民无所居焉。”很明显“刺时也”出自《毛传》所抄旧说，清代魏源《诗古微·毛诗明义三》：“《毛诗序》凡言'刺时’者十有一篇。自《园有桃》、《鸨羽》而外，如《静女》、《氓》、《伯兮》、《有狐》、《著》、《东门之杨》、《泽陂》，皆男女之诗。而《魏风·十亩之间》、《陈风·东门之池》，亦皆序云'刺时’。《十亩传》云：'闲闲然，男女无别往来之貌，’'或行来者，或来还者。’《东门之池》传云：'晤，遇也。’相遇而歌，其为刺男女时俗之诗，一望可见。乃《续序》不察，于《十亩篇》则造为'其国削小，民无所居’之说。岂知地去则民随，安有地去民存之理？”所说是，《小序》中言“刺时”例甚多，基本皆是认为其诗为刺时风或刺时政，与此诗《毛传》后文臆想的“言其国削小，民无所居焉”自然是全不相合，魏源所指出的“地去则民随，安有地去民存之理”正可见《毛传》多为臆说，但魏源以《毛传》后文为卫宏所续，则并无确据。至宋代以来，则出现归隐说，但如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言：“盖以「桑者」为妇人古称，采桑皆妇人，无称男子者。若为君子思隐，则何为及于妇人耶。毛传解「闲闲」之义曰「闲闲然男女无别往来之貌」，盖已知桑者为女子，微见其意矣。曹植诗云「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亦得此意。古西北之地多植桑，与今绝异，故指男女之私者必曰「桑中」也。此描摹桑者闲闲、泄泄之态，而行将与之还而往，正类其意。不然，则夫之呼其妻，亦未可知也。因叹此诗若杂《郑风》中，《集传》必以为淫诗，今在《魏风》，遂不之觉。于此见其有耳而无目，则其谓《郑风》为淫诗者，其非淫诗可知矣。”故可知归隐说只是六经注我式的理解而已。明代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别立“齐姜劝晋公子重耳去齐”说，然《国语·晋语四》“子犯知齐之不可以动，而知文公之安齐而有终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与从者谋于桑下。蚕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言于公子”的情境一望可知与《十亩之间》不合，重耳去齐后也并非直接还晋，与《十亩之间》言“还”更是不能对应，因此何楷说虽然很有思路，但并非《十亩之间》成文的原因。笔者认为，由《十亩之间》诗的内容来看，该诗很可能描述的是贵族妇女“桑于公桑”的仪式，但作者并非“桑者”，或可考虑该诗是晋平公时期晋臣按《桑间》新乐填词所作的诗篇。

【宽式释文】

十亩之肩，桑者间间，行与子还。

十亩之外，桑者大大，行与子逝。

【释文解析】

十（畝）之肩（間）〔一〕，喪（桑）者𨳿〓（閒閒）〔二〕，行與子還〔三〕。

　　整理者注〔一〕：“十之肩：《毛诗》作「十亩之间兮」。简本无「兮」字。「当」，从「田」「母」声，「亩」字异体。《说文·田部》：「畮，六尺为步，步百为畮。从田，每声。畞，晦或从田、十、久。」《释文》：「古作『畮』，俗作『亩』，皆同。」上古音「肩」「间」皆属见纽元部，音同可通。”[2]敦煌伯2529、2669《毛诗故训传》残卷“十亩之间”、“十亩之外”皆无“兮”字，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卷三十六：“古本《经》'十畞之间兮’、'十畞之外兮’并无'兮’字。”与敦煌残卷合，是《毛诗》古本也仅各章后两句有“兮”字。唐代乔潭《素丝赋》第二：“爰求柔桑，宁止于十亩；既登分茧，乃布于三宫。至若三盆既缲，八月成绩，方勤水练，爰去地尺。”唐代白居易《白氏六帖》卷二十三：“采帝女之桑，爰求十亩；献后妃之茧，遂布三宫。（《周礼》：'仲春，诏后率外宗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昕朝良日，苟三宫夫人，时展北郊之礼，则十亩桑柘，尽趋南陌之功。（汉仪，《晋·礼志》：'汉仪：皇后亲蚕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窳妇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侍中成齐草定其仪，取列侯妻六人为蚕母。择吉日，皇后着十二笄步揺，衣青，乘油画云母安车，驾六騩马。女尚书陪，载筐钩。外命妇皆步揺，青衣，各载钩筐。先桑二日，蚕室生蚕，着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质眀以太牢祀之祠，毕班余胙于从桑。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采五条，郡县已下九条，以桑受蚕母也。）”虽然不知乔潭、白居易将“十亩”与“公桑”、“始蚕”联系是否是取自《韩诗》说，但二人对“十亩”的理解皆是认为其相关于《礼记》的“桑于公桑”则非常明确与《毛诗》不同。据《礼记·祭义》：“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积，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种浴于川，桑于公桑，风戾以食之。岁既单矣，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为君服与。’遂副、袆而受之，因少牢以礼之。古之献茧者，其率用此与。及良日，夫人缫，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妇之吉者，使缫。遂朱绿之，玄黄之，以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又《吕氏春秋·上农》：“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公桑”即植桑的“公田”，“十亩”也正合于公田之数。《周礼·天官·内宰》：“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郑玄注：“蚕于北郊，妇人以纯阴为尊。郊必有公桑蚕室焉。”《礼记·祭统》：“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吕氏春秋·季春纪》：“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无观，省妇使，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堕。”虽然有仲春、季春的月份差异，但类似于天子、诸侯、公卿有籍田仪式，诸书所记天子、诸侯、公卿的夫人有“桑于公桑”、“始蚕”仪式则是可以确定的，那么既然《毛传》的“其国削小，民无所居”如魏源所言“安有地去民存之理？”，则《十亩之间》的“十亩”自然最适合如乔潭《素丝赋》、白居易《白氏六帖》所言即“公桑”，也即植桑的“公田”。

　　整理者注〔二〕：“丧者𨳿〓：《毛诗》作「桑者闲闲兮」。简本无「兮」字。「𨳿」，即《说文》「閒」之古文所本。《说文·门部》：「间，隟也。从门、从月。，古文闲。」《释文》作「间间」，曰：「音闲。本亦作『闲』，往来无别皃。」《说文·门部》：「闲，阑也。从门中有木。」段注：「古多借为清闲字。」”[3]网友斯行之指出：“全篇'丧’字均应直接释'桑’。”[4]所说是，安大简各诗篇中整理者隶定为“丧”的字皆明显从“木”，当是“桑”字，整理者隶定为“丧”不确。《穆天子传》卷五：“甲寅，天子作居范宫，以观桑者。”郭璞注：“桑，采桑也，《诗》曰：'桑者间间兮。’”是郭璞所见诗经版本即作“间间”，合于《释文》所言，而非如《毛诗》作“闲闲”。唐代白居易《白氏六帖》卷二十三“采桑”条：“十亩之间，桑柘闲闲。”唐代李翱《李文公集·答朱载言书》：“《诗》曰：十亩之间兮，桑柘闲闲兮，行与子旋兮。”可见唐代有作“桑柘”而非“桑者”的异本，但“桑柘”无从言“闲闲”、“泄泄”，故“桑者”应是较“桑柘”更为合理。“桑者”是第三方性质的指称，由此可见《十亩之间》的作者很可能并非“桑者”中的一员，《十亩之间》应只是拟作性质。宋代李樗《毛诗集解》卷十二：“'十亩之间，桑者闲闲。’毛氏谓男女无别往来之貌；'泄泄’，毛氏以谓多人之貌。然未见有所据也。苏氏则以谓'十亩之间，桑者闲闲’其可乐也；'泄泄’闲貌。王氏则以'闲闲’为暇而不遽，以'泄泄’为舒而不迫，则是闲闲、泄泄又以为闲暇之貌然。以此诗观之，当从王苏之说。”其对“闲闲”、“泄泄”的解说远优于《毛传》，当可从。而作“闲暇之貌”的“闲闲”、“泄泄”又显然不是普通劳动者采桑会有的辛劳样貌，真正的采桑养蚕实际上是非常辛苦的劳作，如唐代来鹄《蚕妇》：“晓夕采桑多苦辛，好花时节不闲身。若教解爱繁华事，冻杀黄金屋里人。”明代毛晋《六十种曲·玉玦记上》：“啼鴂惜余春，采桑多苦辛。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胡兰成《陌上桑》：“又有时半夜蚕饥，母亲叫醒我，命我提灯笼，母子二人开出后门去采桑叶。外面月黑风紧，那时我还只六七岁，也知做人当着大事，不可以害怕。一次蚕已三眠，有十几大匾，家里叶尽，父亲和四哥都不在，我母亲急得哭泣，恰好宓家山娘舅路过，他一见如此，就大骂外甥，又埋怨姐夫，叫姐姐不要哭泣，像泼水救火一样，他去其他沿山采了一担桑叶来。李白诗：'蚕饥妾欲去，五马莫留连。’我才知道这样的写美人实在有斤两。”[5]《老知青写真》：“下乡3年后，我被调去养蚕。原想养蚕比大田劳动要轻松点。没想到，活更累人，每天两班倒，既要采桑叶，又要喂蚕。一个月10元工资，不够吃饭。”[6]孙幸《中山客·岭南草木知味录》：“原以为蚕虫吃桑叶很慢，只是一点一点地啃。其实，一条蚕虫要吃掉一块桑叶，仅是十来二十分钟的事。蚕对桑叶的要求还蛮高的，不能喂打了蔫的桑叶。小蚕不能喂湿了水的桑叶，大蚕又要将鲜桑叶打湿了才能喂。待蚕快要结茧时，是绝对不能断食的，否则就会前功尽弃。所以养蚕必须'昼夜巡视’，及时补上桑叶。因而不管天气如何，不论白天黑夜，都要备有充足的新鲜桑叶。当发觉桑叶不够时，即使中午大太阳或刮风下雨也要去采摘桑叶。我还曾半夜打着火水灯去摘桑叶。经历过后才知道，养蚕一点也不轻松。”[7]故《十亩之间》所描述的“闲闲”、“泄泄”盖只是贵族夫人进行“公桑”仪式时的娴静容姿，毕竟仪式只是做做样子，如《晋书》载汉仪所言“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采五条，郡县已下九条”，自然无需真正如蚕妇般劳苦。《文选·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鸧鹒喈喈，群女出桑。”李善注引《毛诗》曰：“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虽然是引《毛诗》，但其以《十亩之间》来注宋玉赋的“群女出桑”，明显并不是用的《毛传》“闲闲然，男女无别往来之貌”为说。《文选·曹植〈乐府四首·美女篇〉》：“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李善注：“《说文》曰：'闲，雅也。’《上林赋》曰：'妖冶闲都。’又曰：'闲，幽闲也。’”曹植诗不难看出即是受《十亩之间》的影响，而其所用“闲”字如李善注是娴雅义，同样不是《毛传》之说。

　　整理者注〔三〕：“行与子还：《毛诗》作「行与子还兮」。简本无「兮」字。《说文·辵部》：「还，复也。从走，瞏声。」毛传：「或行来者，或来还者。」”清代王引之《经传释词》卷四：“颜师古注《汉书·杨雄传》曰：'行，且也。’（案李善注《文选》《洞箫赋》《魏文帝与吴质书》并云：'行犹且也。’盖旧有此训）《诗·十亩之间》曰：'行与子还兮。’又曰：'行与子逝兮。’言且与子归、且与子往也。”现代《诗经》注释颇有取此说者，但王引之所举皆是汉魏以降的辞例，实际上并不能证明先秦时期“行”有此词义，《十亩之间》的“行”按原字原义理解也完全顺畅无碍，故王引之关于《十亩之间》“行”字训“且”之说实属不必。《释文》：“还，本亦作'旋’。”唐代韩愈《韩愈集·答刘正夫书》：“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旋兮。”明代李攀龙《沧溟集》卷二十九：“《诗》曰：十亩之间，与子旋兮。”即正与《释文》相合。

◎十【八十二】（畝）之外〔四〕，喪（桑）者大〓（泄泄）〔五〕，行與子（逝）〔六〕。

　　整理者注〔四〕：“十之外：《毛诗》作「十亩之外兮」。简本无「兮」字。”[8]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七：“笺云：'古者一夫百亩’云云，按：若作削小，则'十亩之外’复何说哉？”所言切中《毛传》臆说之弊。“十亩之间”、“十亩之外”说明二者有明确的界限差别，若是山林归隐，执着于桑林是否“十亩”且着意区别“间”、“外”显然毫无意义，因此可知归隐说也是不确的。

　　整理者注〔五〕：“丧者大〓：《毛诗》作「桑者泄泄兮」。简本无「兮」字。上古音「大」属定纽月部，「泄」属心纽月部，音近可通。《史记·周本纪》「子灵王泄心立」，《国语·晋语》「泄心」作「大心」（参《古字通假会典》第六三四页）。毛传：「泄泄，多人之貌。」”[9]《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杜预注：“泄泄，舒散也。”姜氏所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正可与《十亩之间》的“十亩之外，桑者泄泄”对观，故可知《十亩之间》的“泄泄”亦当为舒散貌，清代姚炳《诗识名解》卷十四：“《字书》：'泄泄，弛缓貌，又散也。’十亩之外，则地又宽广，采桑者散舒自得，较'闲闲’更觉从容矣。《传》训'多人’，于字义絶不合，《正义》乃谓'地旁径路，行非一家。’则岂十亩之间定是一家所有耶？以此益证十亩之非削小之说也。”

整理者注〔六〕：“行与子：《毛诗》作「行与子逝兮」。简本无「兮」字。「」，参前《硕鼠》注。”[10]《方言》卷一：“逝，徂，适，往也。……逝，秦晋语也。”故“逝”、“还”互反，在桑林中则共返城邑，在桑林外则共往桑林，可见姚际恒所说“夫之呼其妻”的可能性也是基本不存在的，会共往只说明《十亩之间》的“子”与“行与子还”、“行与子往”者最可能皆是采桑女子，而这则可以对应《吕氏春秋·上农》的“后妃率九嫔”和《周礼·天官·内宰》的“后帅外内命妇”。

晋地带“桑”字的地名甚多，因此采桑应是很平常的事，而《十亩之间》能入《侯风》，当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前文解析内容已言《诗经世本古义》“齐姜劝晋公子重耳去齐”说当不确，可以排除，文献所记与晋地带“桑”字地名有关的事件又多只是战事，也与《十亩之间》内容不合，那么余者可以考虑的当即是晋平公好新声事，《国语·晋语八》：“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据《释名》所记，此新声主要当即著名的桑间濮上之音，《释名·释乐器》：“箜篌，此师延所作，靡靡之乐也。后出于桑间濮上之地，盖空国之侯所存也，师涓为晋平公鼓焉。郑卫分其地而有之，遂号郑卫之音，谓之淫乐也。”其事见于《韩非子·十过》：“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车而放马，设舍以宿，夜分，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乃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其状似鬼神，子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静坐抚琴而写之。师涓明日报曰：'臣得之矣，而未习也，请复一宿习之。’灵公曰：'诺。’因复留宿，明日，而习之，遂去之晋。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酒酣，灵公起，公曰：'有新声，愿请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师涓鼓究之。平公问师旷曰：'此所谓何声也？’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征。’公曰：'清征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古之听清征者皆有德义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听。’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愿试听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道南方来，集于郎门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闻于天。平公大说，坐者皆喜。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征乎？’师旷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有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整段故事是用来溯源性解释《濮上》曲名来源的特征非常明显，故当只是传说而不能据以为信史。晋平公死时仅三十来岁，“寡人老矣”明显是后人造说，同样可说明这个情况。但这段内容的背景信息，也即桑间濮上是晋平公时期受郑卫地区音乐风格影响而形成的新声，这一点则正可与《国语·晋语八》所记“平公说新声”相印证，而桑间又正合于《十亩之间》的诗境，因此《十亩之间》值得考虑有可能是晋臣据桑间新声的曲调所拟作的诗篇，类似后世词人按曲填词的情况。后世汉乐府《陌上桑》、晋乐府《采桑度》等，盖也多有受《桑间》曲影响的成分。

矦（侯）六〔一〕

　　整理者注〔一〕：“矦六：「矦」，即「侯」字。「矦六」，指简本《汾沮洳》《陟岵》《园有桃》《伐檀》《硕鼠》《十亩之间》六篇。但在《毛诗》中，这六篇属于《魏风》。黄德宽认为「矦」即「王风」，疑《魏风》六篇乃抄手误置。「矦六」下有「句」号，表明《矦》共六篇，抄录完毕。”[11]笔者在《安大简〈邦风·侯风·汾沮洳〉解析》中曾提到：“网友汗天山则提出：“矦［疑为“疾-晋”之讹？］风”，所说当颇值得考虑，不过王化平先生《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指出：“在《毛诗》十五国风中，'周南’'召南’'邶’'鄘’'卫’'齐’'秦’等，不是古国名、古地名，就是封侯较早的诸侯国名，只有'秦’似乎是例外（若相信季札对《秦风》的评价'此之谓夏声’，'秦’也就不算例外）。从季札观乐的记载看，也没有'晋’。在历代《诗经》研究中，有学者将《魏风》《唐风》视作'晋诗’，主要根据是地域相近和晋国灭古魏国的历史。纵然如此，也没有人说在《魏风》《唐风》之外有'晋诗’。安大简中有《魏》，自然不宜分出'晋诗’。”所以这个情况恐怕仍有待更多先秦《诗》版本的发现来说明。以《邶》、《鄘》实皆《卫》诗来看，《魏》、《唐》自然也当实皆晋诗，但何以传世《诗经》中未列《晋》诗类别，从先秦至明清“也没有人说在《魏风》《唐风》之外有'晋诗’”，都较难推知原因。尤其是安大简在《侯》、《魏》之间列入《鄘》，而不是将《侯》、《魏》相邻排序。或是可以考虑是因为收录各诗是阶段性的，在收录了《侯》、《鄘》之后，《邦风》编者又得到了另外一部分晋诗，但这部分自题为《魏》，于是才录编《魏》在《鄘》风之后。”[12]现在再考虑的话，则实际上还可以有另一种可能，“侯风”或本当是“虞风”。“矦”字的“厃”符及下面“矢”字的“”符写得较接近的话就会与“虍”符形似，“矢”字下面的“大”形则与“虞”字的“夨”形似，故从字形角度“矦”、“虞”存在形讹条件。“矦”、“互”皆为匣母侯部，“虞”、“牙”皆为疑母鱼部，“牙”、“互”相通[13]，故“矦”、“虞”也存在通假条件。可见无论从形近方面讲，还是从音近方面讲，“矦”都存在原为“虞”的可能。出土文献中确曾出现“虞诗”，郭店简《唐虞之道》引《虞诗》曰：“大明不出，万物皆暗。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坏。”即可证，所以安大简“矦风”或也可考虑本当为“虞风”。正如春秋时期“邶”、“鄘”皆已属卫，故卫风可以分出“邶风”、“鄘风”一样，“唐”、“虞”、“魏”皆已属晋，所以晋诗自然也可以分出“魏风”、“唐风”或“虞风”，唐、虞在先秦文献中每每连言，由此影响到传世《诗经》中“唐风”部分在安大简中称“虞风”也是不无可能的，甚至可以考虑《邦风》中原本就是如安大简作“矦（虞）”，后人因晋始封于唐，所以才以“唐风”更易“虞风”。

（作）魚寺〓〔一〕。

魚者索人見，隹心虫之，（黍）者虫之〔二〕。【八十三】

　　整理者注〔一〕：“鱼寺〓：简文此句抄于「矦六」之下，与「矦六」二字间隔开，并加墨点，表明其独立成句。「」，从「人」「TI」声，「作」字异体。「寺〓」，又见前《驷驖》。”[14]“鱼寺〓”四字的字间距与诗篇相当，且其后有清晰的墨点符号，“鱼者”以下则各字间距甚小，每两字及字间距仅与诗篇中一字及间距的距离相当，因此“鱼寺〓”应是依旧属于抄手抄写的《邦风》原有内容，与下文“鱼者”等内容并不是一个性质。整理者另在《安大简〈诗经〉“侯六”考》[15]提出：“简本'侯六’之'侯’为晋国自称，故无须再标出'晋’。简文'侯六’之下有'鱼寺=’，应读为'作吾之诗’。'作’字异体。'鱼’，读为'吾’，第一人称代词，指上文'侯六’之'侯’。《上博六·孔五》'鱼道之’之'鱼’，整理者读为'吾’。《韩诗外传》九：'皋鱼。’《说苑·敬慎》作'丘吾子’。《国语·晋语二》:'暇豫之吾吾。’韦注:'吾读如鱼。’'寺’，右下有合文符号，读为'之诗’。”[16]所说当有可能，但安大简《邦风》中未再见“XX之诗”的辞例，“作吾”也嫌不辞，故或还有别解。笔者认为，如果“之诗”的读法成立，那么不排除“作”字前原有“一”字，原简字形已模糊，抄手不查，就只抄了“鱼寺〓”，如果原是“一作'鱼之诗’”，则可以理解为“侯”字另有版本书为“鱼”，“虞”、“鱼”皆疑母鱼部，故“虞风”可以说“一作'鱼之诗’”。

　　整理者注〔二〕：“鱼者索人见，隹心虫之，者虫之：徐在国认为是习书，比如「」「寺〓」等字，均见于上述简文。因为写完「矦六」后简有空白，抄手就写了一些简文中的字以练笔。再比如「」，此即「索」字，与《伐檀》「不索可」之「索」作「」形同。其余诸字或均可作如是观。”[17]不过“「」「寺〓」等字，均见于上述简文”并不能成为将“鱼寺〓”的性质等同于“鱼者”以下各字的理由，二者差别前文已言。“”下整理者隶定为“者虫之”的三字墨痕甚浅，似是因为接近残断处而严重磨损所至，其中整理者隶定为“者”的字与其他各篇的“者”字字形不同，与前面“鱼者”的“者”字也有明显的差异，疑非“者”字。简84下段残缺了很大一部分，残缺部分的文字是否可以有助于对“鱼者”以下各字的理解，目前实不可知。残缺的部分是否与安大简《鄘风》末简书“柏舟”、《魏风》末简书“葛屦”类似而书有《矦风》首篇“汾沮洳”的篇名，亦属未知。由书写特征来看，整理者所说“练笔”的书写“鱼者”以下各字的这个抄手显然不是《矦风》原文的抄手，也就是说不属于“因为写完「矦六」后简有空白，抄手就写了一些简文中的字以练笔”这个情况，所以“练笔”的这个抄手为什么非要用已经抄录《矦风》的简来练习书写，而不是用空白简来练习，这一点颇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