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两个月以来，《文城》已引发了各方关注与争论，作者余华始终未置一词。世界读书日那天，他首次以新作之名亮相，坦言任何一个作家想超越自己都是不可能的，并且希望大家都能骂他，因为那意味着自己还受到关注。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序列中，若论及“群众基础”，除了《平凡的世界》，恐怕就再没有什么作品可以和《活着》一争高下了。从1993年出版单行本开始算起，到2020年的28年间，这本书已累计销售了2000余万册；在各地方、高校的图书馆借阅量排行榜上，也常年可以见到《活着》的身影。尽管余华早在80年代就凭借先锋性的中短篇写作确立了自己的文坛地位，但直到《活着》的横空出世，才让他成为了读者广泛的“国民作家”。 然而，《活着》似乎消耗了余华太多的才气和运气。在那之后，他又写出长篇《许三观卖血记》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黄昏里的男孩》等几个短篇，接着便在小说创作上陷入了十年沉寂。2005年，余华带着《兄弟》归来，换来的却是巨大争议，沉寂、和谐多年的文学批评一时间“重炮齐发”。2013年，《第七天》出版，批评之声借由彼时的互联网热潮变得更加浩荡。此前一年，莫言刚刚摘得诺贝尔奖，作为此前热门人选之一的余华，不仅就此断了至少十年之内获奖的希望，也在国人了却“诺奖心结”之后，随着当代文学的整体颓势，走入了“江郎才尽”的质疑中。 此后，中国的互联网蓬勃发展，出版行业也迎来新的格局，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愈加便利及时的外国文学和短小迅捷的自媒体阅读，彻底改变了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方式。逐渐老去的余华，似乎真的成了一个往日传奇，只是一个停留在文学史上的名字。 当2021年一本名为《文城》的小说上市时，一切似乎又都瞬间破灭。首印50万册，预售当天即加印10万册，连续六周豆瓣热门图书榜首，读者和评论者褒贬不一，争论甚欢。事实证明，余华依然是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甚至没有之一——2020年莫言推出诺奖后的首部小说集《晚熟的人》，市场舆论几乎一片平静。 不过，变化也并非全无。比起《兄弟》和《第七天》，围绕《文城》的讨论显然要少了许多。面对批评，余华本人也没再像《兄弟》《第七天》时一样急于反驳、“自证清白”了。 直到出版两个月后，余华才以新作的名义在公众面前亮相。他说，自己已经被人骂了快四十年了，受关注和受批评是成正比的：没人关注你，也就没人骂你；骂你的人越多，意味着关注你的人越多。所以，他希望大家都来骂他。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余华：作家想超越自己是不可能的，不重复就好 《文城》讲述了一个人和他一生的寻找，以及一群人和一个汹涌的年代。主人公林祥福从北方一路南下，寻找一个叫“文城”的地方，从而引出一段动荡年代普通人在命运的浪涛里艰难选择和生存的故事。 余华说，《文城》其实源于一个错误的契机：“大概1998年或者1999年的时候，当时二十世纪快要过去了，我想写《活着》以前的故事。因为《活着》是从四十年代开始，我们这代作家有挥之不去的一种抱负，总是想写一百年的，哪怕不是在一部作品里写完，也要分成几部作品写完。结果写了20多万字以后感觉往下写越来越困难，就马上停下来。《兄弟》出版以后又重新写，《第七天》出版以后又重新写，一直到去年疫情，才最后写完。” 最初，小说的题目并不叫《文城》，而是叫《南方往事》。“文城”的想法是余华的妻子贡献的，余华觉得这是一个不存在的城，因此所有的故事才都跟它有关系，于是欣然采纳了这个名字。“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读了两遍，'百年’我读到了，别的也读到了，就是没有读到'孤独’，里面所有人都热热闹闹的，哪有孤独？而且，马尔克斯还有一个著名的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所以，孤独是什么？马尔克斯把孤独的原来意义和概念完全扩充到开放式的，大家可以随便去理解。最后之所以选择《文城》，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书名。” 从初生想法到最终完成，《文城》花费了余华21年的时间。这期间，他也由一个40岁的壮年之态，逐步走向60岁的花甲之年。在他看来，如此21年的所有变化正是长篇创作的魅力所在，短篇小说是按照构思来写的，长篇小说则不然。写作过程中，作者的生活也在变化，小说也随之变化。“长篇小说是一种生活，短篇小说是一个工作。”而对于持续20年的原因，余华解释是因为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把握人物最终的结局，因为自己想在这部小说中写出一个时代。“后来干脆让林祥福进入到溪镇的生活，进入到那个时代里面生活。那是一个乱世，乱世不只是在溪镇，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他都无法独善其身。” 21年的时间，最终完成了《文城》这样一部“最接近完成又最难完成的作品”；但如今的余华，已无法想象自己再用同样的时间去创作下一部作品了。“如果再写21年，我已经82岁了。”时光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残忍的一面，尤其对于那些将《文城》视为余华重回巅峰、仍值得期待的读者而言，余华的衰老之谈无疑是难以接受的。可在一个写作近四十年的作家心中，为读者写作，本就是既无法完全做到也无法想象的一件事，因为真正的读者只剩下他自己了。正如余华所说：“作为作者的'我’负责往前写，作为读者的'我’负责修改，它只面对'自己’这个读者。但'自己’这个读者读过很多别人的书，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一个读者可能同时也是一千个、一万个甚至一百万个读者。” 不仅如此，余华也不认为自己可以再写出超越《活着》的作品。他觉得任何一个作家想超越自己都是不可能的，他只希望能够不重复自己就好了。
《文城》，余华 著，新经典文化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版 杨庆祥：余华的《文城》与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 《第七天》出版时，作为评论家的杨庆祥曾批评其为一部仓促而成的作品，停留在浮光掠影的记录上，小处精彩，大处失败。但这一次他却读了三遍《文城》，并给出了“杰出的经典作品”的评价。 在他看来，《文城》回应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小说的故事比现实精彩。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认为现实比小说精彩。不是。现实是平的，每个人只能获得现实的一个维度；但是，真的好故事和原创故事能进入立体空间。《文城》就是非常立体的、多维度的、好的、原创的小说。所以故事比现实更精彩。 第二，故事比意见更重要。现在是全媒体时代，大家很愿意看意见、看观点；但有一个问题，意见和观点很容易过时，但真正有价值的小说和原创性故事不会过时。当然，这里有争论，比如萨义德认为意见比故事重要，所以他写很多小说，但从来不发表，他认为意见比小说重要。但是，余华老师这本小说回应了萨义德的观点，原创性的故事和小说重要得多，因为它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过时。 最后，小说和故事的魅力在于生命本身的魅力。我读余华这本小说的时候感觉到一股气息，这个气息和生命本身的呼吸是一致的，我认为这是衡量一个小说和一个故事能否流传下去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更为重要的是，杨庆祥认为，余华以往的写作基本都是在南方的地域里建构故事空间，但《文城》提供了新的叙述，黄河以北的风土、人情、生命存在的样态也被放入了框架之中，很多经典作家到一定年龄以后是没有办法提供这种新叙述的。“《文城》里有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个是小美由南入北，另外一个是林祥福由北入南，两种文化在溪镇交汇，生成一种生命的、信义爱的乌托邦的信念。” 关于小说中“文城”这一意象，杨庆祥将之与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写的佐贝伊德城相媲美。“卡尔维诺说佐贝伊德城是关于男人的欲望和现代资本主义的隐喻；文城是关于信、义、爱的隐喻，而信、义、爱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所以溪镇是低阶版的、变异的一个文城，这两者之间构成呼应、互文和镜像。在这个意义上，文城可以变成像卡尔维诺的佐贝伊德城那样可以被不停解读的城市的象征。” 作家孙频从十七八岁开始读余华，她直言《文城》有两各地方让自己深受震撼。一个是人物身上高贵、温暖的人格光芒——忠诚、信义、一诺千金、九死不悔，“以我的理解，《文城》是余华老师想以一种寻找的方式抵达精神上的乌托邦”；另一个则是小说的结构，以一种出其不意的、温柔方式揭示真相和解决。 第一届PAGEONE文学赏首赏得主陈春成，则被《文城》的细节质感所吸引。他特别提及了其中描写木匠的一段：“那一段罗列了好多橱子、柜子、各种家具，我可以感觉到做这些细节质感的时候应该下了一番功夫，余华老师不是为了罗列，而是享受这个过程的。”
余华谈阅读：为了把生活扩张开去，让心理变得健康 活动举行的当天，恰好是世界读书日。因此，余华也在现场谈及了自己有关阅读的回忆与看法： 我们开始阅读的时候，主要是文学杂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很多书开始出版，但你买不着，因为起印量很低，所以我们主要读文学杂志。当年把我引向文学道路的是日本的川端康成，我在当时的一本杂志上读到他的《伊豆的舞女》，被深深打动了，那是把我引向文学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从小学到中学没有读过什么书，主要是“文革”之后，一边写小说一边读书，所以我读书并不多。我年轻时候读书快，一年下来估计50本左右，现在我一年最多能读20多本，因为眼睛花了。偶尔有一本非常吸引我的书，眼睛花着也能读完，一般情况下都要休息。而且很多书没有必要读完，你读了一半、读了三分之一，差不多行了。 阅读的意义，就是为了把自己现在的生活扩张开去，让自己的心理变得健康。 读一本非虚构类的书，你感觉到你是否判断到了什么；如果读虚构类书，你是否感受到什么。假如这两者都没有的话，这本书就放下，哪怕这本书所有人都说它有多么好，你也把它放下，不要读下去，因为你没有感受，没有判断。一种原因是这本书没有那么好，被那帮人瞎吹吹出来的，尤其互联网时代，大家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还有一个原因，那确实是一本好书，但是你没到与它相遇的时候，读了也是白读，就像我小时候读鲁迅读不进去，后来等到我35岁的时候重读鲁迅，才知道他是多么了不起，我和鲁迅命中注定是35岁相遇，而不是在10岁的时候相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