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如何实现其遥不可及的梦想？ 作者简介：村田稔雄（1923-2021），日本经济学者，生于日本高知市，曾作为威廉·沃尔克奖学金学生到纽约大学留学，接受米塞斯指导，获得经济学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担任横滨商科大学教授、院长和校长，退休后一直是名誉教授，长年开设讲座。他是米塞斯唯一的日本弟子，几乎以一人之力将奥地利学派引入了日本，也是第一个将米塞斯《人的行动》、《经济学的最后基础》等巨著翻译成日语的学者。 1946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八个月后，我把我的伙伴们从位于中国杭州的陆军野战医院带回了日本。当在同伴家乡的火车站下车时，我们发现整座城市被威力巨大的炸弹（或者是燃烧弹）夷为废墟，放眼望去，不见建筑物、宅子或者树木，四下只有稀稀落落的新建棚屋。 伙伴中有个叫渡边一郎（音译）的，他和家人曾经就生活在那个地方，在火车站附近开有一家店铺。这地狱般的场景让他悲痛欲绝，他突然唱起了摇篮曲，当作一首安魂曲，祭奠他心爱的孩子们。 这座城市的名字叫做广岛。  幸运的是，我在四国岛高知市的家完好无损，尽管城市的主要区域在1945年7月4日的轰炸中严重受损，也因此，从我家里就可以将整座城市一览无余。可以说，日本必须从“归零之地”（Ground Zero）开始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困境 和通货膨胀(1945-1949) 战后归国的士兵和平民，让粮食短缺和人口失业的状况更趋恶化。全国生产陷入一片混乱。在日本约8000万人口中，近千万人不事生产，他们要么在军队服役，要么在政府部门工作。土地改革、废黜华族制度、大财团清算，颠覆了战前的整个社会结构。银行存款被冻结，储户每月只能提取有限的一点存款。 战前的特权阶层如今生活窘迫，而那些曾在国外经历过恶性通胀或者其他灾难的人，已经学会了如何赚点快钱。当时食物严重短缺，农民比大多数人都幸运的多，他们可以从口粮配给不足急需补给的人那里，用大米换取珠宝、家具、和服、结婚礼服或其它原本贵重之物。 在那些战后的日子里，日本人靠观看几个小时美国电影来“逃避现实”。银屏上漂亮的美国住宅和令人垂涎的食物羡煞了日本人。“赶上并超过美国”成为了日本人的目标。但在当时，这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政府试图通过印钞，也就是通货膨胀，来应对物资短缺。新钱接收者对商品的需求上升，导致了价格上涨，这时政府又想要固定价格，至少是主食的价格。政府的物价管理委员会不得不雇用更多办事员，以便及时处理商人越来越多的涨价申请。但是，给日本带来经济发展的，并不是政府管制和政府制造的就业，而是那些自由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企业家们的活力和才能。最终日本企业能够生产钢材、提炼石油、修建船舶、制造汽车，并能够开发出各种款式的消费电子产品。本田、丰田、任天堂、索尼、佳能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 经济开始复苏 1947年1月成立的复兴金融金库发行了债券，其中大部分由日本银行承销，并贷款给食品、煤炭、钢铁、船舶、电力等重点货物的生产商。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增加了煤炭、钢铁和大米的产量，但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通货膨胀加速。 1949年2月，美国顾问约瑟夫·道奇博士（Dr.Joseph M. Dodge）到访日本，来意就是为了阻止通胀。他制定了一系列行动方针，即所谓“道奇路线”，要求减少政府补贴，停止发行复兴金融债券，增加财政盈余。之后，通货膨胀趋于和缓，生产也开始复苏。 1949年5月，为了鼓励经济发展，日本政府改组了商工省，成立了新的通产省。通产省希望通过行政法规来管制和指导日本的生产。它对于钢铁、石油和贸易都产生了有力影响。然而，通产省的影响并不彻底，且并非总是有益。通产省的行政管制并无理当如此的约束力，各家企业所谓“自愿”赞成，往往是迫不得已的，否则迟早会面临“官僚骚扰”。行政指导方针也会被运用来作为放松管制的障碍。 战时，许多生产设施早已灰飞烟灭。因此，日本必须建造新的工厂，引进最新的技术。与美国工厂相比，低劳动力成本的新工厂具有竞争优势；他们也能够削减成本并提高生产率。投资增长迅猛，经济重建的速度也加快了。但在这些年头，日本产品的质量往往低劣不堪。人们过去常说，“战后，只有妇女和尼龙丝袜变得更牢靠些。”然而，巨变即将到来。 1950年后经济开始腾飞 1、汽车 在战后最初的几个年头，交通运输极为不便。许多日本工人骑自行车长途上下班。之后的1947年，一家只有12名员工的小公司设计出了一种带有小型发动机的自行车——本田卡布。这辆小摩托车满足了大众迫切的需要。公司管理层积极主动、干劲十足，根据消费者需求扩大了生产。这家公司不仅制造摩托车，还开始生产汽车。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后来，这家公司发展成了现在的本田集团，拥有成千上万名员工，向美国和欧洲出口大量的汽车，以至于引发了国际贸易摩擦。在1973年的那场石油危机中，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阻止了中东石油出口，这对于低油耗的本田经济型小汽车实为意外的盈利机会。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首次超过了美国。很快，日本汽车制造商被要求自行限制出口。后来，他们与美国汽车制造商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并开始在美国生产汽车。 2、钢铁 通产省意图平衡生产，避免过剩和短缺。1950年，川崎制铁总裁西山弥太郎宣布，计划建设一家配备两座新高炉的工厂，这遭到了通产省、日本银行和三大钢铁制造商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钢材供应过剩，批评西山弥太郎的计划是多余浪费的重复投资。这些机构指出，现有37座高炉中有19座因订单短缺而闲置。[1] 但西山弥太郎并没有气馁；他指出，现有高炉中有1/3炉龄超过了30年；他的现代化高炉将大幅降低钢材生产成本。他认准方向、说干就干。1953年2月，通产省终于批准了川崎制铁第一阶段项目，这家公司得以从日本开发银行和日本银行借款。后来川崎制铁成为六大钢铁制造商之一，并于1991年进军化工行业，在1994年6月收购了杜邦化工位于英格兰的一家工厂，生产用于汽车零部件的塑料化合物。像通产省这样的政府机构还在踌躇观望时，拿自有资金冒险的商人，会倾全力去预测未来的事态发展和消费者需求。这一次，西山弥太郎是对的；如果他在1951年向通产省的行政指导方针妥协，那么这家公司就难有起色，更不用说今后发展壮大了。 关于通产省的看法因此出现了分歧。政府管制压制了自由竞争才是问题。1965年经济衰退期间，通产省试图削减钢铁产量；有六家公司同意配合这一计划。然而，拥有全国钢材产量4.5%份额的住友金属顶撞了通产省。这家公司认为对其产量加以限制是不公平的，是对私营企业不必要的干预。社长日向芳斉极有胆识。他是大阪商界的主要领袖，这个城市的民众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而闻名。他拒绝接受通产省要求削减产量的行政指导方针。他和通产省之间的冲突成了头条新闻。起初，日向芳斉得到了其他钢铁生产商的支持，但他很快就陷入了孤军奋战，独自对抗通产省。此外，通产省警告他，不会容许住友进口的原材料超过减产后的生产配额所需。日向芳斉这才不得不妥协，住友金属也只好减少了钢材产量。三年后的1959年，他“自愿”指派了一位前通产省官僚担任董事。[2] 八幡制铁的情况截然不同，作为一家前国营企业，最初成立于1899年，直到战后才私营化。但它与政府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69年10月，在通产省批准下，它与富士制铁合并，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商：新日本制铁。新日本制铁实际上是一家受通产省保护的“卡特尔”，几乎就是通产省基础产业局的“执行机构”。[3] 通产省和新日本制铁协力稳定钢材市场，维持钢材价格，并为此阻止它们认为可能导致价格下降的“过度”竞争。 在它们因循守旧之时，小钢铁生产商正逐渐舍弃原有的平炉，用电炉或旋转式高炉来实现更新换代。1973-1978年，全日本共建造了23座新电炉。1975-1977年，日本已成为世界三大钢铁生产国之一；1976年钢铁出口量创下历史新高。然而，新日本制铁的市场份额却出现了萎缩，从1970年合并时的35.7%降至1986年的26.86%。[4] 尽管由于石油危机爆发，1978年12月日本钢铁出口下降，贸易差额萎缩，通产省坚持要求减少钢铁产量。它把平炉产业定为“萧条产业”，并要求关闭一些生产设施。受通产省保护、依靠“成本加成定价”的大型高炉钢铁制造商以及中小钢铁制造商，一起加入了“衰退卡特尔”。然而，私营的东京制铁誓不退让。它极富勇气地与通产省和卡特尔进行抗争。东京制铁社长兼会长（池谷太郞）多年来一直强烈倡导自由开放的竞争，他表示: “由一个包罗万象的行政指导方针实施的管制如今遍及整个钢铁行业，严重阻碍了正当的竞争（…）我们可以不依赖通产省指导，自己生存下去。”[5] 东京制铁使用电炉和大型高炉钢铁制造商开展竞争，一跃成为钢铁行业龙头。这家公司以高效著称：
与东京制铁的效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通产省支持的新日本制铁总部有1700名员工，根据其1994年3月31日合并损益表，新日本制铁亏损达到了540亿日元。[6] 3、石油 1962年颁布的《石油工业法》初衷是给通产省扩权，并阻碍未来的放宽进口限制，法条包括：
炼油厂憎恶这个管制其生产设施的法规，赶在法案颁布之前就扩大了产量。这样的扩张出乎通产省的意料。它要求炼油厂限产，并迫使石油协会去协调其成员的生产。 1970年10月，欧佩克开始提高原油价格，但通产省不许煤油价格上涨。为了补偿生产厂商的损失，通产省采用了行政指导方针，允许其他品种价格上涨。通产省和石油产业合作控制石油和煤油生产和价格，事实上导致了一个“黑色卡特尔”出现。 1973年10月6日，第一次由欧佩克限产引起的石油危机爆发。由于日本工业严重依赖中东石油，所有石化产品价格都上涨了334%，家庭主妇疯狂抢购一切物资，甚至包括卫生纸和洗涤剂。通产省以管制石油分配和分销来应对。石化产品价格被冻结。那些无法将更高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生产厂商，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损失。然而，私营企业奋力压缩成本和开展创新，既降低了石油消耗量，也提高了生产率。 1986年，狮子石油社长佐藤太治试图进口石油，想要以低于通产省操纵价的价格在日本销售。当时石油进口没被禁止。但当得知狮子石油的油轮靠近日本时，通产省禁止油轮进港，阻止银行贷款给狮子石油支付运费，并说服日本政府向外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狮子石油的购油合同。[7]虽然这家公司如今不复存在，佐藤太治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由于来自内、外部的压力，通产省的权力正在受到抑制。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放宽石油进口这个问题，终于被提交给石油审议委员会的石油政策基本问题小组委员会。此外，通产省现在打算在1995年底之前废除管制某些石油产品进口的法规。管制开办加油站的法规亦将被陆续废除。 私营化和市场经济（1980-1985） 20世纪80年代初是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的时代。日本首相中曾根梦想的私营化在1981年开始落地。1985年，日本电信电话公共公司被私营化，成为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同一年，日本专卖公司被私营化，改名为日本烟草产业公司。1987年，日本国家铁路公司被分割为六家客运公司和一家货运公司，在此过程中解决了其累积的37.5万亿日元债务问题。这些私营化改革不仅是中曾根及其内阁的巨大成就，也是这些公司的伟大成就：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各自的财务状况都得到了改善。 日本市场上的后起之秀任天堂就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任天堂最初只是家制作传统的花牌的小公司，之后制作其他种类的纸牌，再后来又生产印有迪士尼卡通人物的塑料卡牌。然后，就在1983年，任天堂为儿童开发了游戏机，一下子风靡全球。全世界孩子都成了任天堂的狂热粉丝。1993年，拥有890名员工的任天堂就赚了1637亿日元。相比之下，拥有72000名员工的丰田公司在同一年创下了营业利润新高，也只赚了2800亿日元。然而，在市场上没有什么是可以抱残守缺的。为了维持自己在市场上的地位，每位企业家都必须在每一天重新赢得客户的支持。任天堂的地位如今正受到新电子游戏制造商世嘉的强烈挑战。 我们不太可能跟踪日元对美元的波动起伏，以及这些波动起伏对日本进出口的影响。日本银行有时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日元贬值；有时则提高利率，使日元升值。这些政策变化在短期内交替促进或阻碍国际贸易。然而，在这些波动中，日本人民勤俭节约，将储蓄投资于股票、债券、房地产甚至外国房地产。正是日本人民的活力、勤奋和聪明才智促成了日本的长期经济发展。 通产省权力缩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产省指导日本生产的尝试并非一帆风顺。当通产省试图通过限制钢材产量来维持钢材价格，从而使其卡特尔成员受益时，一些更活力四溢的钢铁制造商予以了抵制。当通产省试图通过控制价格和分销而不是鼓励进口来应对石油短缺施时，石油产品消费者发起了抗议。在过去的45年中，一直意图促进日本经济发展以及协调供需求，通产省的权力如今正在受到限制。 1994年2月8日，细川内阁宣布了放松管制的政策。拟议中的计划会废除许多由通产省（还有交通部、农业部、林业部、渔业部、财政部、卫生部和福利部）所颁布的12000多条法规。仅从字面看，这项放松管制的计划十分出色，如果得到实施，必将提高生产力，缩小日美之间的价格差距。问题仍然在于，大规模放松管制这张牌能否打出来，而不是在那些想保住权力的官僚阻挠下胎死腹中。 通产省产业结构课前课长并木信义揭示了《石油工业法》的真相： “全世界将日本1985年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功劳算给日本产业政策，但事实绝非如此。日本经济确实取得了高速发展，但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日本勤勤恳恳、忠诚可靠的劳动者努力奋斗的精神，以及工作于'极端’竞争环境下、永不轻言放弃的企业高管坚持到底的意志。”[8] 1994年2月26日版的《经济学人》报道了关于通产省的最新研究。阿尔伯塔大学教 理查德·贝森（Richard Beason）和哈佛大学教授大卫·温斯坦（David Weinstein）指出，在1955-1990年期间，通产省对于日本经济的13个部门采用了4种工业政策工具，即低息贷款、净转移支付、贸易保护和税收减免。贝森和温斯坦质问：“受到最多援助的行业是否增长的最快呢？”他们发现“援助总体上给予了增长缓慢的行业（…）。几十年来的经济成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表示，“但根据这一证据，产业政策极有可能阻碍而不是推进了日本经济发展的事业。”[9] 贝森和温斯坦肯定了并木信义的观点。通产省已经不像先前那么强势了，它的权力已被大幅削弱。在万花筒一般千变万化、涉及广泛领域的成熟国际贸易世界中，除了给垂死挣扎的行业提供补贴以外，通产省基本上是无能为力。 日本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 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不在于通产省 的“产业政策”，而在于优秀的传统美德——节俭积蓄、努力工作、减少政府开支和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与巧妙的营销技巧和相对自由的世界贸易相结合。 【注释】 1.《朝日新闻》1951年11月3日。 2.详见查尔默斯·约翰逊《通产省和日本奇迹：1925年-1975年的产业增长政策》（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Charles E. Tuttle Co., 1986, pp. 269-271.） 3.新日本制铁总裁稻山嘉宽吹嘘道，“钢铁就是国家”，反映了八幡制铁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 4.《新日本制铁失败案例研究》（Hajime Tainaka, Shin Nittetsu niokera Shippai no Kenkyu） 5.同上。（Tainaka,ibid., p. 62.） 6.《钻石周刊》1994年6月4日。 7.见村田稔雄“聚光灯下：咆哮的狮子”（Toshio Murata, “Spotlight: The Lion That Roared” Reason, May 1986, p. 43.） 8.见并木信义《通产省之终结：社会构造的变革是可能的吗?》(Nobuyoshi Namiki,Tsusansho no Shuen: Shakai Kozo no Henkaku wa Kano ka, Diamond-Sha, 1959, p. 61.) 9.引自1994年2月26日《经济学人》“增长、日本的规模经济和目标定位”（“Growth,Economies of Scale,and Targeting in Japan (1955-1990),”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1644.） 10.储蓄率的国际比较(1971-1991)
总储蓄率=总储蓄（储蓄+固定资本损耗）/国民生产总值 家庭储蓄率=家庭储蓄/家庭可支配收入。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国际储蓄率比较》数据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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