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十二家集题辞笺注》，（明）张燮著，王京州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要籍丛书”之一种，王京州先生正是凭借该书获得了“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图书奖”，可见本书笺注之精审。 对于原书之价值，王先生在前言中有系统的梳理。他首先简述了张燮的生平，而后谈到在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下，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汉魏六朝文学受到了愈发的关注，但因流传下来的总集和别集较少，故有些学者致力于从类书中辑佚前人别集，张燮所编《七十二家集》正是其中之一种。 对于本书的编纂源起，王京州认为，张燮乃是受梅鼎祚和焦纮等人的影响，梅鼎祚辑有《古乐苑》《唐乐苑》《八代诗乘》《历代文纪》等书，张燮盛赞梅氏“肴核百氏，炉冶千秋”。焦纮则编校了《陶渊明集》《谢康乐集》《陶隐居集》等。但此两人对张燮的影响是间接的，对其产生直接影响者，应该是汪士贤编刻的《汉魏诸名家集》。 然汪士贤所编该书中，有些篇署名是他人所校，比如《谢康乐集》是焦纮校，《潘黄门集》是吕兆禧校，《鲍参军集》是程荣校等等，由此可知，汪士贤的这部书乃是汇集他人所校而成，故该书水平参差。张燮在《七十二家集》的“凡例”中说：“近所刻汉魏文集，各具一脔，然挂漏特甚。即耳目数习惯者，尚多见遗，因为采取而补之。” 王京州认为，此段凡例中提到的“汉魏文集”，有可能是指汪士贤所刻的《汉魏诸名家集》，王京州给出这种推论的理由乃是，他发现《七十二家集》的各集卷首题辞中，明确标出“重纂”的计有15家，而这15家恰好都在《汉魏诸名家集》收录的范围内，这说明，张燮看到汪士贤的所辑后，认为该集中有些错漏，于是予以重新编纂，所以他会在这些集中标出“重纂”二字。 对于《七十二家集》的成就，王京州认为“半数以上作家别集具备开创性价值”，因为张燮在辑佚和校刊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但是，这部有价值的《七十二家集》却流传不广，少有人知，王京州认为这是因为该书成书不久，就被另一部更大型的丛书总集取代了，此书就是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张溥在《百三名家集》的叙中称：“余少嗜秦汉文字，苦不能解，既略上口，遍求义类。”张溥说他从小就喜欢秦汉文字，他这么说的目的，乃是想表达自己编纂该书并不是受了张燮《七十二家集》的影响，但是他不否认在编纂《百三名家集》前，已经看到了张燮的这部书：“近见闽刻七十二家，更服其搜扬苦心，有功作者。” 张溥以此说明，他在编纂《百三名家集》时并没有看到张燮之书，只是在他编纂或编纂完成之后，才看到《七十二家集》，言外之意，并没有蹈袭张燮之书。然而王京州经过对比，发现《百三名家集中》有71家直接袭取张燮的《七十二家集》。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四库提要》称：“溥以张氏书为根柢，而取冯氏、梅氏书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之，而成是集。” 正因如此，王京州说，张燮之书乃是张溥之书成功的基石，但是张溥的做法却掩盖了张燮的功劳：“近世中国并不重视学术规范，对张溥的《百三家集》，学界多有肯定其继往之功，而绝少讨伐其蹈袭之弊。” 王京州发现，张溥在编纂此集时，刊漏了张燮原有之附录，而傅增湘首先发现了这个问题。对于刊漏的原因，王京州认为，张溥既然袭取张燮，又担心被读者看出，所以只能去掉张燮所纂附录。既然张燮所编比张溥所编更为精审，但为什么张燮所编不如张溥的畅销呢？王京州觉得，《百三名家集》能够盛行跟张溥的复社领袖身份和地位有关系。王鸣盛在《蛾术篇》中也认为张燮所编“藏版稍僻，播在中土者甚少”，可见，除了地位的高低，还有地域传播问题，张燮的书刊在福建，而张溥的书刊刻在江南。 对于张燮在书中所写的题辞，王京州引用了名人黄佐在《六艺流别》中给出的定义：“题辞者何？题诸前后，提缀其有关大体者以表章之也。前曰引，后曰跋。”王京州统计出《七十二家集》各集卷首中有57家有题辞，这些题辞均出自张燮一人之手，同时他注意到张燮在题辞中善于使用比较，比如将嵇康与阮籍进行对比，将刘孝绰与谢灵运进行对比等等，从总体上说，张燮撰写题辞的方式，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知人论世法”。 经过这番系统梳理，既凸显出《七十二家集》有着何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又因其流传稀少，使得该书更具出版价值。而王京州的笺注方式是先引用张燮所撰题辞，接下来对该题辞一一予以笺注，之后再作总说，总说之后另有附录，以此来阐述张燮对每一位别集作家的态度及观念，脉络如此清晰，可惠士林多矣。     《万松书院》，邵群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8月16日，我在浙江图书馆与禇树青馆长和陈谊主任举办了一场网上直播的对谈，当时杭州附近的几位朋友听说后，纷纷称要赶来捧场，我感谢了朋友们的美意，同时告诉他们说，这只是网播，现场没有听众，虽然直播室内也有几个座位，但是网上直播只是我们三人在那里说来说去，其他的人不能吭声，也不能进行互动，想一想都替朋友们受罪，于是谢绝了众友的美意。 然而在直播现场，除了几位工作人员外，还有两位老师坐在那里，一位是我刚认识的孙田女史，另一位则不相识，直到直播结束后，孙田介绍说，这是杭州西湖凤凰山管理处邵群书记，而我在《书院寻踪》一书中写到的万松书院，就是归邵书记管辖。我们今日直播的主题就是古代书院，没想到现场坐着一位行家，我马上请邵群多提批评意见，她对我的所讲进行了鼓励式的表扬，而后送给我这本书，我一见此书，脱口而出：“之前我写万松书院时，主要的参考书就是这一本！”天下之事如此之巧，因为这个缘故，原本严肃的邵书记顿时春风拂面。 邵群女史的这部书总计分为七章，涉及到了万松书院的方方面面，其第一章讲述的是该书院的历史沿革，同时谈到书院之名本自白居易的一首诗。而后她一路讲下来，谈到了明弘治年间周木对此书院的重建，同时也提及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毁天下书院，幸而在徐阶的支持下，万松书院得以保存。 书中配有大量的插图，有些照片是书院的各个细部，还有一些是与书院有关的书影，由此可以窥得邵群著此书下了不小的工夫。书中还有一些万松岭上摩崖刻石照片，上次我前往万松书院时，未曾留意到它们，看来下次去万松书院，还会有新的收获。 重读此书，又有了新的发现，原来万松书院附设有文庙，这也是我未曾留意的细节，近期我正在进行文庙之旅，可惜本次行程安排得太紧，待下次再去杭州时，一定会前往万松书院寻访文庙遗迹。    《汉字的世界》，一苇著 齐鲁书社202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承刘玉林先生美意，他请该书作者赠送给我一本此书，并且题了上款。该书约32开大小，然却呈正方形，内容全部彩印，每页讲一个汉字，全书总计讲了200个字。作者在序言中谈到了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他认为汉字： 仍然保留了人类最原始文字的基因密码，原因是中国的文明虽然也曾经遭受过一次次打击，但每一次都能死里逃生，顽强地延续到今天，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特例。而这个从未中断的文明，特征之一，就是文字形态虽几经巨变，却保留了纯正的血统。 正因如此，作者说他想通过本书做一个试验，想看看能否打开追溯汉字生命世界旅程的一个通道，走进汉字的世界，为此他选择了200个常用汉字，设置了几个版块，来对汉字进行相应的解读。 本书的第一个字是“木”，作者将“木”字排在该页的中上方，左侧作释字，也就是古人怎样来看一棵树，通过分析，他认为甲骨文、金文中的“木”字原本就是一棵大树。“木”的右侧则是知识拓展，作者讲到木乃五行之一，而后讲述了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同时提到《周易》中的八卦，木对应的是“巽”卦。 在此页的下方，作者先作出了“木”字的字形演变，顺序乃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演变的下方则为字族链接，从一棵树讲到了树根，从树根讲到了“本”字，又从树梢讲到了“末”字，同时在文末抛出一个小游戏：一个人走累了，靠在大树上休息休息，猜一猜这是什么字？ 谜底已经出现在了谜面上，可见这本书的目标读者应该是幼童，而这样一部书，能让孩子们了解到汉字的演变过程，以及其独特的含意，实在是一本难得的普及读物。 《写在开卷边上》，董宁文著 文汇出版社202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乃是董宁文先生的文章结集。他在自序中称，近二十年来编辑《开卷》这本读书刊物，已经融入了他的日常生活，每一天都在看稿、编稿、校稿，虽然没有大的波澜起伏，但他觉得很踏实。然而，编辑《开卷》的工作使他少有自己的写作时间，即便如此，他还是围绕着《开卷》内外的熟人熟事写了几十篇文章，这些文章包括他的自述、序跋、访谈和书评。 我与董宁文先生的相识也是缘于《开卷》，《开卷》还与每年举办的民间读书年会有着必然关系。书中有《民间读书报刊年会缘起》一文，让我了解到相关的一些细节。比如《开卷》创刊于2000年4月，这个薄薄的小刊物始终是一个印张，单色印刷，但经过三年多的连续出刊，在读者群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003年中期，董宁文跟《开卷》主编蔡玉洗聊天时，谈到国内有哪些内部读书小刊物，他们觉得应当将这些同道召集到一起，交流各自的办报办刊经验，之后他们又与南京的薛冰、徐雁等进行了几次商议，最终定名为“首届自办读书报刊讨论会”。自那时起，该会每年一届，在不同的城市举办，后来又改名为“民间读书年会”，今年10月15日将在成都举办第十八届年会，能够持续这么多年，足见在读书界有着何等的吸引力。 我与董宁文相识十几年，最初的几年他时常来北京，去向一些老先生约稿，有时一天会见好几个人，如此的紧张忙乱，让我了解到办一份刊物是何等之不易，每次与之相见，都难以有时间坐下来聊些闲话，因此我对他的人生经历知之甚少。而本书中有篇《我的读写四十年》，使我了解到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因为从同桌的女同学那里借到了一本关于打仗故事的小说，自此之后就迷上的读书，直到中学毕业，他始终迷恋于战争题材的小说，在年轻之时，他除了买书、看书，还开始研习中国山水画，参加过不少的展览，而我此前一直以为他只是个读书人而已。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故董宁文前两年赠送给我他的画集时，颇令我感到意外，而今读到该文，方了解到，画画儿曾经是他的正业。 后来，他参军后在政治部宣传科放电影，因为喜欢写文章，又自编自印了一份名叫《绿太阳》的文学刊物，转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译林出版社的社长蔡玉洗先生，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开卷》。再之后，董宁文又效仿范用先生所编的“读书文丛”，开始策划“开卷文丛”。据我所知，该文丛已经出版了三辑，每辑十本，颇受爱书人欢迎。如今董先生继续编辑着该文丛，期待他所主编的“开卷文丛”能够网罗到更多的作者和爱书人。 《有斐君子》，王锷主编 凤凰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此书为王锷先生所赠，乃是他所主持的“学礼堂访谈录”之一。该书收录了三篇访谈，访谈对象分别是江庆柏先生、董恩林先生和程章灿先生，而我与其中的江、程二位先生相识。 其实我与江先生仅一面之缘，大约是在十几年前来新夏先生主持的一个会议上，记得当时交谈不多，然在此前及此后的年月里，我读到过多部江庆柏先生的专著。王锷先生在采访江先生时，他谦称之前就收到了王先生的邀请，但有两个原因让他将采访拖了下来，一是他看过之前采访的各位，自认为跟那些学者比起来没什么成绩，所以不敢登学礼堂；第二个原因则是江庆柏认为“学礼堂访谈录”主要是从经学角度来谈，他说自己没有做过经学的专门研究。 我知道王锷先生是研究经学中礼学的专家，他主编的这套访谈录我也一路读了下来，感觉王先生的这部书系主要有两个关注点，一是经学研究，二是版本目录学研究，而江庆柏先生正是版本目录方面的著名专家。 从江先生的自述中了解到，他的研究生老师是诸祖耿，诸先生则师从章太炎，可见江先生师承之显赫。他谈到诸老因为患了白内障，故全凭记忆来指点研究生，书中配图中有一页正是诸老手写的方案，我看到很多字都叠在了一起，可见诸老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认真治学，只是这种叠在一起的学习方案，估计学生们很难看得明白，不知道他的弟子们靠什么办法明白老师的布置。配图中还有诸老的两副书法作品，字写得颇具功力，这样的学人却因视力欠佳，难以畅快地阅读和书写，真是令人感慨。 对于江庆柏先生的学术研究方向，王锷先生认为主要在于文献学和四库学。1984年，江先生刚到古文献研究所，所长赵国璋给了他油印本的《古文献要略》，这是王大隆先生的著作，因为油印本中有些文字错误，所长让江先生进行校对，而那时没有互联网和电子书，只能依靠通查全书来核对引文。由于大隆先生的引文不注明卷次，江先生核对时就只好把原书一页页的翻看，他说这么做反而让自己接触到了更多的文献，无形中得到了新知识。后来，江先生用三年的时间编纂了十一卷15册的《江苏艺文志》。 王锷问到江先生《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和《近代江苏藏书研究》两书的编纂思路，江先生说，这正是他在编纂《江苏艺文志》时产生的想法，因为他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江苏一地的文人，同姓的非常多，尤其是无锡和苏州两地，所以他有了前一书的撰写，但江先生同时提到，撰写此书“也是和当时考核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大家觉得目录书，像《江苏艺文志》这样的不算成果，必须有分章分节的才能算书，才可以用作考核。” 江先生说，他在写《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的时候，在搜集材料的阶段，就发现里面有不少与江苏藏书史有关的文献，于是又有了写作《近代江苏藏书研究》的想法。他想通过对藏书的研究来反映一些文化观念，他举例出蒋维乔在《诂林精舍记》中的所言，蒋认为自古读书人不善治生，甚至不能自给，但有的人又自命清高，以孔子“谋道不谋食”来掩饰自己的无能，蒋认为这种人是“生民之病态，非为人之正轨。”而丁福保凭借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优裕的生活条件，以此购得丰富的藏书，蒋夸赞丁：“用能润身以润其屋，一洗向者不能治生之耻。”对于这句话，江先生评价说：“蒋维乔的这段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讲得非常精辟，且切中读书人、藏书人弊端的。在今天似乎也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江先生又举出了邓邦述的例子，他通过邓写的题跋，认为邓在许多方面的看法都很有见地，比如邓在跋《乌台诗案》时说，中国历史上常用君子、小人来区分王安石和苏东坡，西方政治就不是这样的，一进则一退，因此无所谓君子、小人，这种做法使异己者也有容身之地。从以上的这些叙述和举例，即可看出江先生的治学态度和观念颇为宽容。 近几年来我在寻访与《四库全书》有关的遗迹，在撰文之时多有参考江先生的《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以及他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由此感受到江先生对于四库学研究之深入。 程章灿先生的大作我也拜读过多部，后来在南京大学因一场讲座而结识。相比较而言，我觉得程先生本尊更为活跃诙谐，他的研究成果却基本是正襟危坐式。他在采访时跟王锷先生聊到了这种人生态度：“香港电影常说，人生的关键是开心就好。对我现在从事的这个职业，我是非常喜欢的，也是开心的。教书之外，每天读书写作，夜以继日，乐在其中。这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 话虽这么说，其实任何成就都是努力得来的，比如他当年考大学的成绩乃是福建省的状元，他却说这是运气好，因为他觉得历史没有发挥好。但有意思的是，他后来读的就是历史系。他到北大报到时还未满16岁，这样的学霸真是可怕。 后来，程章灿先生考取了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程千帆先生乃是一代名师，我尤其喜爱他写的《校雠广义》，该书分为四编：《校勘编》《典藏编》《版本编》和《目录编》，正是因为读到了此书，使得我对版本目录学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程章灿先生是他的弟子，我也就不奇怪于他为什么对文献学如此之谂熟。 从程章灿先生的早年著作来看，他更多的偏重文学史，比如他所撰的《魏晋南北朝赋史》，乃是根据他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余外他还写过《世族与六朝文学》《刘克庄年谱》等重要著作，在他看来：“一个教文学史的人，最好写一部自己的文学史。”同时他认为，作为教师，最好能把文学史的各个阶段都教一遍：“不要一辈子就只教很短的一小段。其他时段也摸过、也了解一些，对教学科研都有好处。” 近些年来，我在验看碑帖版本时，常参考程章灿先生的《石刻刻工研究》，他说自己关注刻工乃是因为看到了曾毅公的《石刻考工录》，后来他在翻阅《石刻史料新编》一百册时，从中发现了不少刻工，而后又陆续集到了刻工资料40多万字，为此他总结说：“翻书搜集材料的同时，总要接触周边的材料，多少也能产生一些联想。我个人很看重这一点，就是材料最好自己去收，别人编的也可以用，但是不如自己动手有感觉，收集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联想的过程，这个过程很重要，是别人不能代劳的。” 程先生在研究刻工时发现，很多刻工都是家庭式的，同时刻工和文人关系密切，比如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文徵明都有专用的刻工，文徵明的专用刻工名字叫章简甫，文所写之碑有不少都是章刻的，此人有时还能替文徵明代笔，可见这位刻工颇具书法功底。 王锷先生问到石刻刻工和雕版刻工有没有交叉之处，程先生说在宋代就已有之，并且他还讲到有些刻工不仅会刻碑，会刻书版，同时还会刻印。另外他还讲到，除了研究刻工外，还有些拓工也很重要，而他的这些研究成果都对碑帖鉴定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通过碑刻，又谈到了墓志铭。程先生发现墓志上很少有刻工的名字，这是因为墓志通常要埋到土里去，而那时的人们认为这样不吉利，所以就不署名。他还谈到了另外一种墓志的陈列方式：“还有一些墓志，不埋入土，只是作为书法作品展示，嵌在家庙或者园林或者祠堂，甚至某处碑廊里。那就把墓志当作帖来看，当作书法作品来欣赏。” 王锷先生又与程先生聊到了当今所刻墓碑的情况，对于现在的这些乱象，程先生认为也不易过份提倡复古，因为：“中国人很多事就是一窝蜂上，弄不好会变成汉末那个样子。汉代好多人要当孝子，葬父、修墓、立碑，互相攀比，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把自己搞破产了，后来曹操看不下去，就全力打压这个歪风邪气，提倡薄葬。” 本采访中还谈到了程先生其他的治学方向以及他的个人才艺，比如他闲时喜欢打诗钟，同时在书法方面也下了不小的功夫，虽然他研究碑石，但他平时除了临碑之外，也会临帖，如此才艺广泛，令我大为叹服。 《小残卷斋藏珍本：〈冬心先生集〉七种》，孟宪钧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乃是“小残卷斋藏古籍碑帖精品展”与会者所得礼品之一，大32开精装，一函两册，全彩印刷，颇能显现珍籍之美。书前有孟宪钧所撰《金冬心著作版本知见录》作为代序。 孟先生在此序中先介绍了金农的生平，而后谈到他自创一格的漆书，接下来对七种不同的金冬心集一一予以介绍。比如他谈到《冬心先生集》时，首先标出卷数、刊刻时代和地点，而后说：“此集依创作年代先后编排。”接着谈到所收内容的时段，以及诗作的首数，最后说这部别集“是金冬心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接下来，孟先生描绘了该书的编排顺序，其中提及书前有冬心先生木刻小像一幅，小像右侧篆书一行“冬心先生四十七岁小像”，右下则有隶书“广陵高翔写”，孟先生形容此像：“小像神态自若，栩栩如生，以后很多书中所收冬心先生像，皆摹刻于此。”接下来孟先生谈到小像背面有像赞，其文曰 ：“尧之外臣汉逸民，蓍簪韦带不讳贫，疏髯高颡全天真，半生舟楫蹄与轮，诗名到处传千春。”经过这样的描绘之后，孟先生点出了他的心得： 值得注意的是，刘仲益这一像赞并非每部都有，寒斋所藏一部《冬心先生集》以及北京市拍卖场上所见，均只有小像而无像赞。故“像赞”究竟是初印本所无，后印本增补，还是初印本所有，后印本铲去，还是一个待解之谜。 孟先生的所言颇为客观，有些问题因为资料阙如，很难断定版本的先后，有人以初印后印断之，其实翻刻本也有初印本，原版也会有后印本，以此来分先后，显然属于想当然，而孟先生本着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来叙述这件事，这份客观令人敬佩。 但是，孟先生对于书的妙处也会不吝其辞，比如他说这部《冬心先生集》的字体：“全书为仿宋字体，气势磅礴，”并且他认为该书“是清代写刻本中的代表作品，堪称私家刻书之白眉”。他也提到许多著录中称《冬心先生集》的字体是金农手书上版，同时点出这个误会最早出现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孟先生认为叶德辉没有细查原书，以至于给出了想当然的结论，但叶的这种结论却在书界长期流行。孟先生还提到，黄裳先生数出了《冬心先生集》有六个刻工，但经过他的细数，其实是七名，所以他认为：“这一记录，足以填补清代版刻刻工录的缺失。” 孟先生多次谈到过他喜欢收藏清代精刻本，主要是受黄裳先生的影响，所以他时常拿自己的所得与黄裳先生的所藏进行比较，比如他所得的这部《冬心先生集》，他在文中写道：“与黄先生相比，我似乎更幸运一些。寒斋所藏《冬心先生集》，竟是开化纸初印的，精刻初印，书品宽大，真所谓纸白如玉，墨凝如漆，见之令人赏心悦目。” 对于《冬心先生集》的市场认可度，孟先生在此文中发了如下感慨： 因为《冬心先生集》是清代名集，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人别集丛刊》时，曾经将其收入，底本用的是南京图书馆收藏的雍正原刊本。据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见告，该书是他经手入藏南图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上海福州路古籍书店（当时书店名称我忘记了）访得这部《冬心先生集》时，仅仅用了八元钱。可见当时清刻本真是无人问津，贱若泥沙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二〇〇六年中国书店海王村书刊资料拍卖会上，一部雍正原刊本的《冬心先生集》二册竟拍出了十六万元的高价。二者相较，真是天壤之别，不能不令人百感交集，慨叹唏嘘。 孟先生所提到的这场拍卖会，恰好我也在现场，而竞得此书之人与我仅隔一座。当时那位小女孩将几千块钱的一部书，一直举到了16万，其举牌的姿态毫不犹豫，而今想起那种状况，只能以后浪可畏来形容之。 看来好看的东西总是令人喜欢，好看的书就成了藏书家眼中的尤物。孟先生谈到《冬心斋研铭》时说：“近年来拍卖市场上也曾出现过《冬心斋研铭》，旧纸精印，戋戋小册，总共不过十多叶，竟拍出五十多万的高价，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不过也反映出该书的稀少罕见和艺术魅力。” 孟先生与几位朋友在拍场上狂争清代精刻本，最终价格争到这个地步，当然孟先生也“难辞其咎”。而今这种风气仍然在蔓延中，如果能出现一部久觅未得之本，还不知会争成什么状况。孟先生的这篇代序中还写到了他待访的《景申集》，他说此书乃是金冬心著作中最有名的诗集之一，并且是其早年的作品，但是这部书至今未见任何公私藏家的著录，如果某天《景申集》出现在拍场上，大家猜一猜，它会拍到多少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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