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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审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的保护与修复

 大成教育图书馆 2021-06-22

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保护工程的竣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引发了舆论和学界的广泛讨论,公众主要就修复后的千手观音造像在观感上的“新”与“旧”,为什么要髹漆贴金,面貌发生变化等问题提出质疑。针对这些问题,文章从文物的价值认知、保护技艺传承、工程的开展过程等角度做出了深入分析和系统回应。

2015年6月,历时8年的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正式竣工。此项工程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诸如对文物价值认识的讨论、对“修旧如旧”提法的讨论,等等。在这场讨论中,有些疑问得到了解答,有些争议持续至今。舆论的关注、学界的讨论,使文物保护知识在公众中得以普及,推动了业界对文物保护的更深入的思考,对于我国文物保护具有积极意义。在工程竣工一年后的今天,再次就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答疑,既有必要,也是对工程的回顾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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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的重要价值

宝顶山石刻早在1961年即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1999年,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大足石刻的珍贵价值为世界所认识并肯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大足石刻符合下列三条标准:“第一,大足石刻是天才的艺术杰作,具有极高的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第二,佛教、道教、儒教造像能真实地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哲学思想和风土人情;第三,大足石刻的造型艺术和宗教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历史价值

大足石刻造像始创于初唐永徽元年(650年),历经唐末、五代,盛极于两宋,余绪延至明、清,是中国北方石窟于公元9世纪走向衰落之际,在中国南方崛起的又一座大型石窟群,它将中国石窟艺术史向后又续写了近400年。而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1174~1252年)年间的千手观音造像,由于主体为石质雕凿而成,千手刻画细致、层次丰富。通过表面装饰金箔及彩绘封护的手段,才得以历经年岁,保留至今。千手观音是宝顶山大佛湾造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与其他造像有机的融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石窟艺术和宗教文化的传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正射影像图

千手观音造像自雕凿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800多年间,千手观音见证了历史更迭。800多年间,时光也在千手观音造像上留下了痕迹。因此,“年代价值”与“岁月价值”共同构成了千手观音造像历史价值的主要部分。历史价值也包括了历史上的每次修复,它都是文物所经历的真实的历史事件。从1174年开始,仅见诸记载的维修就有四次,而没有记载的就更多了。我们所看到的这四次维修题记,所留下的历史信息是非常稀少的,有的甚至仅有一句话。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维修是在1889年(光绪十五年),直到现在120年间都没有经过整体修缮或者说修复,而新中国成立后对千手观音的维护也仅仅是小修小补。在1992年还发生了人为因素的不当(破坏)活动,将千手观音造像区(大悲阁)作为独立封闭的特龛参观点,做旅游经济开发时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特殊展区,前后封闭了三年。大家试想一下,在大足湿热的气候环境下封闭三年,等于给她盖了一层厚被子,千手观音造像剧烈的破坏状况就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的。当然人们为挽留千手观音观瞻也做出过努力,并对她进行过一些干预措施。但却由于错误的决定和不当的行为致使文物的保存出现了恶化。比如说面部区域,80年代开始出现金箔脱落的情况,当时的人们出于善心,买来金(铜)水进行涂抹,一年以后铜绿锈就出来了。另外,从80年代初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千手观音的手臂还很完整,但到80年代后期有的手臂就断落了,有的信众为了观音看上去是完整的,就往上搭了一块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些历代的修缮行为,虽然我们无法在千手观音造像上一一索寻到对应面貌,但在对造像进行的干预调研中,尤其是在旧金箔的揭取过程中,仍可通过揭取金箔的层数发现前人的修复痕迹。对于现代文物保护工作者和绝大多数的文物研究者、爱好者来说,时间留在千手观音造像上的岁月价值与建造之初的完好面貌同样重要。对这些珍贵的历史痕迹和材料的保护,也是此次修复工作的一个重点。为了尽可能多的保存历史痕迹,修复人员将现状较差(起翘、开裂、易脱落)的旧金箔进行揭取、编号、筛选和清洗,之后将可以再次利用的旧金箔进行回贴。这虽是一项极为繁琐、耗时的修复工作,甚至是收效甚微的教条式理想实现,但对于现代修复理论与石质贴金文物的具体修复保护操作研究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实践。

此外,本次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修复工程的开展实际正是历史的第三个意义层面,即当前进行的修复、保护干预自身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的历史意义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历史影响,这一意义层面直接决定于修复工作者的实际操作活动,因此是我们要更加谨慎对待的。这也是我们就修复本体进行研究、价值分析以及根据修复原则制定修复计划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艺术价值

大足石刻宝顶山造像以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共存和其丰富的内容而异于前期石窟,并以其独树一帜的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特色反映了9~12世纪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和石窟艺术风格的重大发展规律和变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作。

这尊造像也是我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精华龛窟和重要组成部分。7.7米高、12.5米宽的千手观音为佛教密宗形象,头戴八佛宝冠,额生慧眼,盘腿坐于莲台之上。千手观音每只手掌的掌心都绘有一只眼睛,830只手层层叠叠地向观音主尊的左右和上方伸展开,宛若孔雀开屏般的优雅姿态填满了88平方米的龛壁。主尊和手臂全部贴金,千眼、法器和背景以彩绘表现,整个造像充斥了大悲阁正壁,显示出佛法无边、庄重威严之感。千手观音造像历经沧桑岁月,时间的洗礼成就了她的另一种美感,使她的面貌更加古朴、内敛,独具韵味。1946年西南科考队的杨家骆先生对千手观音造像有如下描述:“长广各数丈,制作精绝,今古所无,金碧辉煌,震心耀目。”从杨先生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千手观音造像的艺术成就之高,令人赞叹。整龛造像布局严谨,气势恢宏,是全国同类型造像题材中艺术成就最高的龛窟之一,更是世界宗教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

(三)科学研究价值

千手观音石刻造像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龛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且多为高浮雕;表面有贴金、彩绘装饰。如此精心的设计和繁复的工艺可以认为是我国古代川渝地区石刻造像高超技术的集中体现,而其设计的灵感来源,具体的雕刻方法,以及工艺的实施过程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对象,且对我国古代技术史、艺术史和现代文物保护的方法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另除法器外,千手观音造像整体几乎都有金箔装饰,采用工艺正是大漆贴金工艺。大漆工艺适应川渝地区高温高湿的气候环境,是经过历史检验的贴金材料和手段,但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传统大漆的利用场合急剧减少、工艺也少为人知。大足石刻雕造时针对石材特性和气候特点所进行了充分考虑,其独具匠心的雕刻手法、疏导水流的工艺,以及使用材料都具有较大的科学价值,尤其对川渝地区文物保护技术的研究有借鉴作用。

(四)宗教价值

千手观音蕴含价值除上述三个方面之外,还包括另一个根本性的价值,即作为崇拜对象的宗教功能价值。

首先,千手观音石刻造像作为南宋的民间石刻宗教类文物,也是南方密宗佛教造像的主要研究对象,其原本的宗教性质不能忽略。千手观音手持的众多法器一方面彰显了观音拯救众生一切苦难的佛教职能,另一方面,由于常见千手观音造像多表现32只手或48只手和背光象征性地表现“千手”,手持法器也多表现日、月、宝剑、如意珠、宝瓶、莲花、宝镜等等常见法器,而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则对830只手和272件法器给予了具体呈现,这对宋代的观音信仰研究、对密宗教义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图像资料。除此之外,千手观音造像呈现的一些独特的法器对于外来宗教与地方文化融合的相关研究也应是十分具体、重要的案例之一。

其次,观音信仰虽然早在魏晋时期便传入我国,但是千手观音崇拜的盛行则与隋唐时期印度密教传入中土有关。她所具备的形象、品质和宗教精神等与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宣扬的平等、仁爱思想和价值观念也十分契合。因此,观音信仰才能在中原文化中迅速地适应、改善,与地方文化、信仰相结合,成为民间信仰中的重要崇拜对象。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石刻造像的出现,正是由这样的文化历史背景环境所决定的。

古谚有云:“上朝峨眉,下朝宝顶”,在现代佛教信仰中,大足石刻仍然是信众祈求、崇拜的主要对象。每年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观音菩萨的三个生日期间,会有成千上万的信男善女前往大足宝顶山向千手观音焚香祈祷。

千手观音的宗教价值决定了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不仅要遵循文物修复的规律,而且要遵循宗教活动的规律、宗教文化的规律。否则,就无法全面地认识她的价值构成,就有可能将活态的文化遗产狭隘地认识为丢失原有功能价值的遗迹,在修复的过程中也无法科学合理地就遗产的整体价值予以保护。

综上所述,我们认识到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作为宝贵的世界遗产,她具备“历史”“艺术”“科学”“宗教”等各方面的重要价值。在具体的修复方案制定和具体的干预实践中,项目组工作人员也就这几个价值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合理取舍,以符合现代修复理论原则的精神内涵和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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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工程概况

大足千手观音造像是我国最大的集雕刻、彩绘、贴金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重要代表作品,被誉为“世界石刻艺术之瑰宝”。800多年间,千手观音造像虽然经历过4次修缮,却仍然病害缠身,更因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而面临损毁的威胁。对此,国家文物局予以高度重视,将“大足宝顶千手观音抢救加固保护项目”列为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自2008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积极组织本院的骨干科研力量参加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同时还邀请敦煌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河海大学、大足石刻研究院、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江苏金陵文物保护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合作,开展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

整个工程分为前期勘察、方案设计、方案调整、实施修复四个阶段。2008~2009年,开展了前期勘察研究工作与工艺修复试验,并启动了千手观音修复效果及本体稳定性跟踪监测工作;2010~2011年,开展千手观音修复试验,初步得到了国内专家和文物管理部门的认可;2011年7月,项目组人员正式进入施工现场,修复项目启动。在工程实验进行过程中,由于前期修复材料、工艺试验未能经受住保存环境的严酷考验,2013年修复人员进行了样块和本体的中期试验。随后对方案进行了调整,并得到了业内专家和国家文物局的进一步肯定。

经过前期、中期在实验室及千手观音造像本体上进行的修复材料和工艺试验,项目组对修复方案进行了调整,将原先的回贴旧金箔方案,改变为使用传统髹漆贴金工艺和同尺寸新金箔进行表面贴金层的修复。修复方案的改变决定了千手观音造像最终的修复效果——尤其是修复后的视觉效果——正因如此引发了公众对该工程的热议。另外,此次涉及本体效果的修复工作还包括:造像手部及法器残缺处的补全与精修、彩绘的补绘、主尊和错位胁侍造像石质胎体的调整与补配、主尊面部补塑材料的揭取等等。2015年4月,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成功通过国家文物局验收,同年6月对公众开放。

项目组与专家组合影

(一)修复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和《威尼斯宪章》的相关阐述,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修复工程在保证干预对象的安全稳定性的同时,以“真实性”为根本原则指导修复工作。而由于修复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特点,每一项修复项目都是具有唯一性、独特性的实践,因此修复工作在以相关原则为根本操作原则的同时,也要根据具体干预对象的保存状态和价值构成来制定具体的修复保护方案。

首先,根据上文所介绍千手观音的保存现状和病害情况可以明确的是:“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修复工程”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千手观音石刻造像的材料稳定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阐述宗旨是“对文物古迹实行有效的保护”。现代著名修复理论家切萨莱·布兰迪(Cesare Brandi)在其著作《修复理论》(Teoria del Restauro)中也强调材料具有优先性。布兰迪认为艺术作品的图像要依赖材料作为物质媒介才得以向个体显现,才有可能向未来传递,因此保证艺术作品物质层面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同样,“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修复工程”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千手观音的物质存在,并通过修复保护工程使其能够更加健康、稳定地传承给后人。因此,修复方案的选择,在不违反修复原则的前提下,以修复效果的稳定性为重要考虑标准之一。

其次,“保护的目的是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其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 如前文所述,千手观音石刻造像作为南宋雕造、传承至今的古代艺术精品,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为尊重千手观音作为文物古迹的多重历史价值,修复工作务必要尽可能多地保存文物的历史痕迹,包括其形态、表面贴金、彩绘、保存环境等。因此,尽可能多地保存原材料等历史信息是修复的另一重要目标。

著名的文物修复理论家布兰迪曾说:“所谓修复,一是对艺术作品的物质性存在和其美学、历史两方面性质的认识;二是考虑将其向未来传承的方法论。”所以说,文物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而传承什么则需要我们修复操作前对文物的价值进行分析和判断。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问题(事实),那就是:试图保存文物的所有价值是不可能的,一旦干预就意味着某些信息的损耗或丧失,而不干预则会加速文物所有信息的丢失。同时,文物的价值具有多样性,不同的人看到的文物价值都不尽相同,修复者对此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与科学的判断。因此,价值的评估以及干预后果预判是文物保护修复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本次修复工程的一个重要干预手段即不稳定金箔的揭取、清洗和回贴操作。采取这一操作是考虑到虽然千手观音表面金箔保存状况差、病害情况复杂,但仍有部分金箔稳定性较强,可以保留或再利用;并且在金箔清洗过程中发现局部有叠加多层金箱的情况,这些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综合以上情况,在保证材料稳定性的根本性要求下,在尊重、保护千手观音历史价值的目标下,以“真实性”等原则为指导,修复工作对表面金箔层采取了揭取不稳定金箱、回贴可利用旧金箔的干预方式,以实现对历史信息和材料最大程度的保留。旧金箔揭取和回贴的做法是本次修复项目的一个重要突破性操作,这对于“真实性”“可识别性”等原则如何在石质贴金类文物的修复实践中运用和体现等问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和贡献。

再次,作为宗教类文物,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保护要求相对其他文物具有一定特殊性。考虑到千手观音造像的宗教功能和信众信仰需要,以及其艺术价值的要求,修复后的整体统一性和艺术效果也是需要给予关注的修复效果,只能尽可能地满足千手观音各个方面的价值要求,才能尽可能完整、真实地将千手观音保护好,传承好。

“真实性”原则是现代修复理论中的根本性原则,而这一原则如何在具体修复操作中予以实践的问题却一直存在争议。根据国际、国内相关法律和指导性文件的阐述,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工程将“真实性”总结为:千手观音本体保存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干预材料采用与本体同种材料的真实性、修复工艺采用传统工艺的真实性保存空间环境的真实性。

(二)修复工艺

千手观音本体的修复主要依据来源于前期试验对材料的选择上,再结合对川渝地区各地方的石刻造像表面材料的分析结果。对原材料的开发和使用被采纳为修复的基本原则,这一方面因为传统材料有着得天独厚的材料稳定性,尤其是天然漆的许多特性至今不能被现代材料所取代;另一方面是对文物本体历史价值与信息的最大尊重,通过原材料的使用,将最大限度地保存文物的基本信息。

通过造像的正射影像图,修复人员发现了千手观音雕刻设计的规律:有三条隐线把整龛造像分为四块区域,这三条隐线是当时雕凿之初用来标注位置关系及比例的,并辅助于整体布局和雕刻分工;此外,以主尊为中轴线,两侧手的姿势走向、法印和持握法器具有较高的对称相似现象。虽然千手观音每只手的雕刻手法不同,但通过对称位置可以捕捉到相对称的两者间的表现主题、形制等基本信息。这种对称性的发现,不仅使我们了解了古人雕刻造像的方式,为今天的保护、修复工作分区提供依据,更对辨识、修复千手观音残损手、残损法器有着重要参考意义,使一些原本找不到修复依据的手印、法器的修复成为可能。

千手观音造像区域划分及对称性示意图

截至目前,发现最早的千手观音大悲阁修缮题记为明代洪熙元年(1425年)的刘畋人撰《重开宝顶碑记》,碑刻中有“于是历载以来,重修毗庐殿阁,石砌七佛阶台,重整千手大悲宝阁”的记载。明代以前的有关于宝顶千手观音以及大悲阁的记录至今不明,由此,宋、元时期千手观音的开凿情况和修复情况较难确定。因此无论是哪一种关于宋、元时期千手观音的状况与效果推理都是基于理论层面的。宝顶千手观音的贴金工艺和材料,从目前肉眼所观察的效果而言,基本上保留了明清时期的贴金工艺特征。

千手观音造像主尊的贴金材料和工艺是:1.石质胎体,2.石膏地仗层,3.金胶漆层,4.金箔层。主尊贴金工序中与其他部位最大的差别就是使用了石膏作为地仗层,而未在其他部位发现大面积使用地仗的情况。而手臂的贴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贴金状况,尽管工艺大致相同,但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贴金层采用的封护材料的差异。两种情况分别为:A:1.石质胎体,2.生漆层,3.金胶漆层,4.金箔层。B:1石质胎体,2金胶漆层第一道,3金胶漆层第二道,4金箔层。

对彩绘的补色我们主要采用了大足千手观音造像的传统工艺和传统材料,这种绘制技法与传统建筑彩绘中简单的效果截然不同。一方面千手观音所保存彩绘部分的技法没有复杂的色彩变化和细节,色彩在这里主要是为了烘托整体的宗教主题。其次,千手观音具有复杂纷繁的“千手”立体造型,各种立体造型形成的面已经满足了雕塑中对于“线”的追求,因此毋需采取复杂的技法,制造更加纷繁的效果。在千手观音彩绘的修复中依据了保存现状的色彩类型和技法特点,使用传统技法,如叠晕法、对晕法、点法、涂法和绘法等。

(三)项目进程

在对千手观音造像的价值进行分析、认识,并充分讨论保护修复原则在此次工程的对应体现的基础上,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确立了如下技术路线:

(1)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的根本保护原则包括:“真实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等,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2)修复试验、实践与千手观音造像的本体、环境等具体情况相结合,密切跟踪、关注本体试验效果,研究与实践相结合;(3)修复材料以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为首选,具体使用方法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4)利用三维激光扫描、近景摄影留取详细资料,通过3D打印及虚拟修复技术等为修复实践提供科技支撑;(5)以红外热成像、回弹仪岩体硬度检测、电导率脱盐效果检测等无损科学检测手段指导、检查修复工程质量;(6)执行严格的大型保护工程监督机制,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定期参与指导与评估等。

千手观音修复初期是以“保旧”为目标的,为此从2008~2010年期间做了多次修复实验。当初计划采用旧金箔和部分新材料结合的方法进行修复。所谓的新材料,主要是贴金箔所使用的黏结性材料,纠结之处在于究竟用传统的大漆还是用化学黏结剂。在前期试验中,使用现代化学黏结剂进行旧金箔回贴,但时间不到一年,金箔很快出现了开裂起翘和脱落现象。后来中期实验的时候开始使用大漆材料回贴旧金箔,虽然效果比化学制剂好,但还是无法达到稳定性要求,这其实与旧金箔的老化有关。后来把修复工艺做了较大改动,改成使用大漆,用“减层法”进行修复,终于达到了满意效果。

同时,修复工程也参考了国内外一些与贴金有关的修复案例。如台湾地区的妈祖像修复案例,这是台湾文物保护界的同行修复的,他们对妈祖庙的修复方案进行了公众投票,最后的选择就是将黑色的妈祖头像恢复到了原本的贴金状态。另一个案例是日本的国宝中尊寺金色堂,也是世界遗产地,而且金色堂髹漆和贴金工艺与中国的工艺几乎如出一辙。还有日本国宝圣天堂彩绘修复,彩绘基本上已经消失了,但经过高光谱探测基本清晰了矿物颜料的成分,日本民众经过投票决定进行重绘,后经过六年的修复再现了圣天堂彩绘。再一个案例是意大利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金门,修复之前人们都认为这就是一个铜门,但其实它的表面是馏金的,由于铜锈蚀产物穿过金层到表面形成了铜绿色,从而掩盖了金色,通过激光清洗铜绿锈以后,金色大门呈现出本色。这些文物古迹的成功修复给了项目组很大的启发。

因此,在通过了修复实验的效果评审,和多次的专家论证后,专家意见认为:千手观音造像1.9平方米“贴金与彩绘修复实验区”从材料的稳定性、修复原则、整体效果进行了总体考虑,思路方向正确,应继续开展下一步工作。修复方案的变化意味着修复效果的变化,也就决定了视觉呈现时的“新和旧”。当时的试验区我们给予了充分保留,在这里可以呈现当时做的探索工作、历次试验的痕迹,它是此次修复过程的历史见证。

随着项目推进研究的深入,修复人员发现千手观音主尊面部与大佛湾其他菩萨、佛像的面部表现风格不太一样。按照千手观音主尊石质修复工艺,在对千手观音主尊面部除尘、不稳定金箔层揭取后,进行脱盐清洗时发现主尊脸部后期补塑部分。因材料老化,与本体已经有脱落现象,且补塑部分高于本体,甚至将本体的部分未风化石质遮盖。为了更好地了解千手观音主尊的原貌,将后期补塑部分用壁画揭取的方式,将其完整的揭取并进行保留。修复后千手观音双目微睁,嘴角上翘,似乎在微笑地注视着芸芸众生,有“庄严中具慈悯相,远望自生敬心”之感。

根据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项目要求,在项目结束验收后,还要继续对千手观音修复项目进行为期一年的四次定期回访及安全检测。项目组到现场对千手观音修复后的整体保存状况、本体稳定性等进行跟踪检测。经过对千手观音整体观察与检测分析,髹漆贴金修复未出现金箔起翘、空鼓、脱落、点状脱落等现象;彩绘修复局部出现霉变,虫害、平行于地面本体附着有较多降尘等,但未出现彩绘起甲、粉化、疱疹、片状脱落等现象;石质胎体未出现脱落、粉化、空鼓等现象;千手观音整体稳定性和保存状况较好。

(四)组织管理

由于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的复杂性和难度,在项目的组织管理、多学科交叉攻关、专家团队意见咨询等方面均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工程的顺利实施得益于各方的大力支持与合作:

工程的前期研究和实施阶段,国家文物局作为文博领域行政主管机构,重庆市文物局作为地方行政主管机构,对该项目审批的高效流转、关注度和经费投入等方面始终给予大力、持续的保障,并对项目组织与实施过程严格督导;重庆市政府和大足区政府对项目给予极大地配合;文物管理单位大足石刻研究院在技术、场地、设备资源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作为项目组织实施单位改变以往工作方式,凝练科研方向,划拨专项经费支持研究工作的开展。

由于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涉及保护修复技术与工艺、水文地质、环境、微生物、材料学、艺术史、数字化技术等领域,故项目围绕造像本体修复面临的不同领域难题,采取开放、共享的研究方式,联合国内文博科研机构、高校等优势技术资源,采取多学科结合的方式进行联合攻关,研究与实施并行的原则在前期研究和工程实施中始终保持,成为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直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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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与回应

历时8年抢救修复,800岁千手观音涅槃重生,金身重现。然而,对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效果,官方和公众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反应,在官方表示肯定和赞赏的同时,部分公众舆论则发出质疑的声音。

一些公众认为,将文物修复得如此之新,是对前人技艺的不尊重,更是对文物历史价值的破坏;一件文物的动人之处,并不是它的初始模样,而是它与时间相伴形成的样子;修复前的千手观音虽然有很多伤,但能隐约看出原来的材质和工艺、历代供奉和修复的痕迹,以及自然环境对它的作用;正是这些“不完美”显示出800年岁月的信息,让人感到历史的宏伟、个人的渺小,并心生敬畏,好比一张沧桑的脸庞,比一张光洁的脸庞更能给人以庄严和神圣之感。也有评论以日本招提寺千手观音木刻造像的修复为例,认为日本的修复做到了“修旧如旧”,这才是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修复的正确节奏。参考《日本人怎样修复国宝千手观音》,《壹读》2015年6月16日;《揭秘:“一号工程”宝顶山千手观音修复的背后》,《澎湃新闻》2015年7月3日。)

有些公众则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他们发出质疑:到底何为“旧”……是石刻雕琢成型的最初?是首次贴金的时候?是第一次贴金开始出现脱落的时候?还是后期修缮时又再贴补金箱的时刻?还有一些公众对所谓文物的沧桑美感进行了思考,他们的观点包括:中国的建筑需要定期修茸,佛像需要的是法相庄严;许多人老是说什么时光的痕迹、沧桑的美感,文物的落满灰尘是沧桑,千疮百孔断壁残垣更是时光的雕琢。但是没有什么建筑、宗教造像是为几百年后的人们获得沧桑审美而修建的;一些人并不关心文物本体的死活,只是用他们的伤痕来装点其审美的超凡脱俗而已!……

一年里,种种争议此起彼伏,项目组并未仓促作出回应,而是继续做着大量工程的后续工作。现在,在一年后的今天,在稍微冷却的温度下,我们再来分析这些讨论,也许能引发一些冷静的思考。总结人们对于千手观音造像修复的争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千手观音造像修复没有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保留其沧桑的外观(部分人们认为日本修复千手观音像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千手观音造像为什么要髹漆贴金;修复后的千手观音造像是否恢复了“南宋面貌”。

(一)关于千手观音的“新”与“旧”

不得不承认,一直以来,“修旧如旧”可谓是文物保护的最具争议的话题。究其根本,是因为“修旧如旧”并非一个含义明确的原则,因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可以说,在文物保护专业领域,“修旧如旧”一词让人又敬又怕。敬的是,最初由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文物古建筑“整旧如旧”的修缮原则,超越了当时文物界对中国文物保护理念的认知,是更加全面地认识文物历史价值的先进理念;怕的是,如今大多数人对“修旧如旧”望文生义,并不了解它的提出背景和内涵,只将其视为评价文物古迹保护的唯一“修复效果标准”,从而只片面关注修复的外观效果,导致最终修复工作往往以“做旧”来解决,否则就难以保证文物的安全。从根本上来说,每一套理论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时空语境和完整的知识体系,要想获得正确的理论观点,需要进行全面了解,“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对于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都无益处。关于“修旧如旧”的含义和将其用在文物保护实践中的适用性等论题,已有很多文章进行过细致的探讨。我们希望这些客观、科学的观点也能被非专业领域人士和普通大众所了解,这将对中国文物古迹保护知识的普及产生重要影响。

至于文物修复经验,历史上曾与中国有着密切文化往来的日本,在文物类型、制作工艺,乃至修复理念等方面都与我国极为相似。同样作为拥有大量木构建筑的国家,日本古建筑修复理念往往是落架重修,甚至材料、位置也会发生变化,伊势神宫便是例证。这与国际通行的欧洲修复理念也不相同,但却是传统的继承和修复操作的实际需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4年11月1~6日在奈良举办的“与世界遗产公约相关的奈良真实性会议”,再次讨论了有关“真实性”(或“原真性”)的标准,并通过了《奈良真实性文件》。《文件》肯定了“真实性”应是出于对所有文化的尊重,必须在相关文化背景之下对遗产项目加以考虑和评判。所以日本坚持着伊势神宫每20年重建一次的传统;修复国宝中尊寺金色堂时重新髹漆贴金,恢复原初样貌;圣天堂彩绘的修复,也是采用了按原样复原的方案进行。

招提寺千手观音像

那么,招提寺千手观音菩萨像的修复为何没有重新贴金或者修复一新呢?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有基本的操作原则和标准,是为了将类型丰富、价值多样的各民族文化的文物都纳入到共同的标准中进行认识和管理,并为其保护方式的选择提供一个范围。日本人在修复木雕千手观音造像时,对它进行拆卸、整理,并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有材料,替换不可用材料,这是必要且可行的修复方式,这种修复方式符合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基本操作原则和标准。日本木雕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实践可以成为我国许多同类型文物修复参考的案例。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日本的修复既有招提寺千手观音像的修复方式,也有中尊寺金色堂那样的修复方式,两种不同的修复方式都是在现代文物保护原则下,综合考虑文物价值和文物本体保存状况后选择的修复操作。因此说,没有包治百病的一方良药。修复对象情况各异,正确的修复方法也并非只有一种。用招提寺千手观音像的修复方式作为唯一标准,去对照、批评大足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这种做法有失公允。两个修复对象的材质、保存环境、价值构成等诸多因素都不相同,岂可相提并论?

中尊寺金色堂

(二)千手观音造像为什么要髹漆贴金

由于经历四个朝代、八百多年历史,千手观音造像表面多次贴金,所累积的旧金箔普遍有4层,最多处达8层。面对如此多的旧金箔,项目组最初的方案是回贴旧金箔。具体方法是,将旧金箔进行揭取回收,经过清洗、软化、熨平等操作后,再将其回贴到加固、补全后的造像胎体上。这样既可以保证千手观音造像的安全,极大程度地保留历史材料和信息,也可以保证文物古朴的外貌。这是项目组最初希望实现的预期效果。然而在试验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最理想的方案是无法实现的。

首先,旧金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方面,都无法满足回贴需求。留存在千手观音造像表面上的旧金箔历经百余年的岁月侵蚀,极其脆弱。经过回收、清理和软化处理后,能保留下用来回贴的金箔量不足20%,远远不够回贴之需。同时,这些保留下来用于回帖的旧金箔在质量上也无法满足修复效果的要求。由于金的物理性质和古代贴金使用的是髹漆贴金工艺,经过清理后,旧金箔上金颗粒脱落情况严重,许多旧金箔只剩下了大漆壳。如果将这种“金箔”回贴到造像表面,姑且不论其稳定性如何,就外观效果而言,也无法实现项目组的预期。事实上,如果按照原方案进行旧金箔回贴,并不能实现部分人所期待的古朴美感,而是满目疮痰,疤痕累累。

也有人说,最初的方案既然不可行,就应停止修复工作,或者在加固本体后不做其他干预。这些做法都是完全不可取的。如果放弃修复,等待未来更高端技术的出现,那么本就炭炭可危的千手观音造像随时都有毁灭的可能。2008年国家文物局考察组视察现场时,恰巧造像的一个手指掉落下来,我们才意识到,拯救这位病害缠身的千手观音迫在眉睫。否则,任其发展下去,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它。因此,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项目才会迅速立项、组织研究、制定方案,作为一项“抢救性”保护修复工程。而只加固本体,不做其他干预,这种做法不符合任何一个时期的文物保护修复理念。历史上的千手观音造像,不论在最初开凿时,还是历史上的多次修缮,或是此次修复前,无论在哪个时期它都不曾裸露过胎体的外观。况且,在不稳定金箱揭取后,本体外观剩下斑斑驳驳的漆层或金箱层,远远望去,已经面目模糊,分不清手、脸和法器了。如此这般,造像的艺术价值从何谈起?千手观音造像的宗教尊严又如何体现?因此,千手观音造像的金箔层必须修复。

(三)关于千手观音造像的“南宋面貌”

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后,细心人发现,她的面容和修复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有报道说,千手观音造像恢复了“南宋风格”。那么千手观音造像的面部在修复前后有何变化?项目组又是怎样修复的呢?

首先,根据碑刻记载和学者研究,大佛湾造像的雕刻年代已经不存在争议,即“南宋赵智风于淳熙至淳佑年间(1174~1252年)开凿”。大佛湾石刻造像被专家学者认为是将宗教与世俗密切结合的突出代表,反映了宋代川渝地区的艺术水平和世俗风貌。也有学者认为,大足石刻雕刻技术、艺术造诣之高可能受到晚唐艺术的影响。800多年间,千手观音造像经历了至少4次整体妆金。这些修缮活动保证了造像的健康状况和宗教功能,使其得以保存至今。在历次的修缮中,千手观音造像的整体特征应未发生变化,但他的面部五官确实产生了变化,但他经历了多少次、多大程度的改变,我们目前还难以确定。千手观音造像面部修改现象是此次修复中的重要发现。

千手观音造像保留的历史多次贴金痕迹

作为造像的视觉核心,千手观音造像主尊是参观者和宗教信众关注的主要对象,也是塑造整体形象、凸显其艺术风格的主要对象。主尊面部属于整体雕刻的突出部分,且刻画比较细致,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大。从保留的修缮痕迹看,历史上主尊面部经历的干预最多。主尊花冠局部保存有目前所发现的最多金箔层,共计8层。面部除贴金外,还有较多绿色物质,且存在多种病害。在对面部不稳定金箔层进行揭取后,修复人员发现,面部有修补痕迹,且在天目、眼睛、鼻子、嘴唇等部位存在材料补塑的情况,因而构成了千手观音造像五官略微突出的面部特征。这些补塑始于何时?通过对比20世纪40年代以来千手观音造像老照片,发现其主尊面部并非一直如此。由于这些补塑材料与造像原材料不同,因而出现开裂、老化、变形等问题。为了保证造像修复后的安全稳定性,并尽可能保留其历史信息,彩绘修复人员利用壁画揭取技术,对千手观音面部的补塑材料进行了整体揭取。揭取后千手观音的面部与保存现状不同,而与大佛湾其他菩萨、佛的面容相仿一雕刻清晰,垂目微笑,面容安详。于是,项目组立即召集专家商讨论证,会议形成一致意见:祛除可能是近代干预操作产生的补塑部分,依照胎体保存面部情况进行修复。所以,我们在修复主尊面部时,祛除了不稳定的添加部分,并依据保存的文物现状进行修复。对千手观音造像主尊和其他部分的修复,也均以实际保存痕迹为基础,以对称性为主要依据,辅以大、小佛湾同类造型作参考。千手观音面部的修复也是此次修复中遇到的特殊部分,其处理方式反映了项目组坚持以文物本体现状为原则、坚持真实性修复的工作方法和态度。而有关千手观音造像的时代风格,希望能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研究和讨论,提出新的佐证,或者给出答案,为将来的保护修复提供更多的学术依据。

千手观音造像面部补塑揭取前后及翻度

4

“一号工程”的总结与探索

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在立项之初即被认定为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这一方面是因为造像具有极高的、综合性的价值构成;另一方面是由于千手观音造像自身工艺的复杂性和修复难度。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的顺利实施和竣工,有着非常重要的经验值得总结,这个工程是在国家文物局领导和重庆市文物部门的鼎力支持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会同大足石刻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敦煌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十多家单位共同开展的,是一个多学科联合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探索性和突破性。现在千手观音的修复工程虽然完工了,但对她来说长久的保护之路才刚刚开始。

(一)对于千手观音造像价值的全面认识及探索

千手观音造像作为世界遗产地的代表性作品,又是佛教石窟造像的经典作品,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宗教文化价值以及传统工艺研究价值都十分独特、珍贵。造像规模大:占崖壁面积达88平方米,是国内外现存最大的千手观音石刻造像;造像涉及工艺层面多:千手观音造像涉及石刻雕凿工艺、探漆工艺、贴金工艺和彩绘工艺等多个层面;病害情况复杂:造像存在病害严重,从表层贴金层和彩绘层到石质胎体部分存在病害种类34种之多。石质、金箔、彩绘3大类病害分别占造像展开总面积的5.56%、66.84%、40.92%。其中有石质病害4类共8种、金箔病害5类共11种、彩绘病害5类共15种。可以说,千手观音造像的病害已经穿过了表皮,深入石质胎体,金箔的分层、劣化、脱落程度,彩绘的粉化、脱落程度,以及内部胎体的粉化、断裂、脱落程度,均远远超乎项目组的预判。根据X光探伤结果显示,千手观音80%的手印内部,都有断裂或裂隙的情况。凸出岩面的雕刻整体稳定性较差,中部和西区发生裂隙的情况最为严重,而上部和东区发生风化的情况最为严重。正如前文所说:造像所累积的旧金箔虽然多达4层,但经过回收、清理和软化处理后,保留下能用于回贴的金箔量却只有约20%。数量上,旧金箔基本不能实现回贴修复的预想;质量上,由于老化、金颗粒脱落等各种状况制约,它也不能满足修复效果的要求。我们常说理想很美好,但是现实很残酷,文物修复实践往往如此。

正是由于造像的工艺丰富、病害复杂,要求干预层面深入,而同时我国此前并无同类型文物保护修复实践案例,这就要求此次工程不能急于求成,而必须一边研究、一边修复,将“思”与“行”紧密结合。在三年的前期调查研究中,联合多家文博单位、大专院校、多学科联合攻关;在四年的保护工程中始终坚持修复、研究、实践相结合,把“思与行”贯穿于全过程。结合文物本体病害严重、工艺复杂的特点,现代文物保护理念在修复工程中科学尝试及灵活应用。

我们对千手观音造像的价值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詹长法:《八百年瑰宝千手观音石刻造像的遗产价值》,《世界遗产》2015年第6期)简单来说,大足千手观音造像的价值体现在历史、艺术、科学、宗教、社会诸方面。作为修复者,我们需要综合地看待各方面的价值,虽然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但不能只看重某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保护千手观音造像的价值。而千手观音的宗教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本次修复中也格外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

有人认为,千手观音造像本是文物,而此次修复却将“宗教修缮”与“文物修复”混为一谈了。这种观点的谬误在于,不了解“宗教文化遗产”的概念。2008年,为了唤起人们对“宗教文化遗产”的全面认识和保护,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以“宗教遗产和圣地”作为当年“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提醒人们关注宗教遗产。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这样解释他们选择的原因:“一般看来,宗教活动和信仰引导人类社会标志生存空间、营建场所、完成作品或者建立充满深远意义和历史记忆的档案,使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一遗产主题在景观中通过地名、宗教仪式以及与特定自然要素相联系的朝圣活动得以体现。此外,在创造这一遗产的过程中,许多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团体融入了他们所有的艺术和科学成就,建造了或宏大或简朴的建筑物及其中的各类精美物品。对这一遗产的保护和展示已成为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内容。”由此可知,千手观音造像属于宗教文化遗产。

2015年《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改后,将文物价值由原来的三项增加为历史、艺术、科学、社会、文化这五类价值。社会价值,主要是指文物古迹在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文化精神的传承、社会凝聚力产品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和价值。文化价值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文物古迹因体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的多样性特征所具有的价值;文物古迹的自然、景观、环境等要素因被赋予了文化内涵所具有的价值;与文物古迹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价值。《准则》的修订也是为了引起文物古迹保护实践对于文物的非物质层面价值的关注,正是由于它们具有的社会、文化价值成就了此件文物的诞生和传承,是我们当下可以认识她、欣赏她的基础条件。千手观音造像作为宝顶山石刻的主要造像,更是当地每年一度阴历二月十九的观音诞辰、“宝顶香会节”进香朝拜的对象。这一习俗承传逾几百年,影响遍及川渝地区。总之,千手观音造像承载的社会价值、文化值毋庸置疑。此次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在这个层面上进行了一次开拓性、探索性的实践,不仅针对不可移动石质文物保护的特点进行施工,在保证文物安全及文物价值真实性、完整性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千手观音造像的宗教文物属性特点,在文物保护与艺术效果和公众需求的平衡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这是我们保护其价值的努力。

ICOMOS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

(二)对于千手观音造像中保护技艺及技术的传承及实践

对文物古迹进行保护修复,除了研究和理念分析外,保护技术是极为关键的因素。文物的研究、理念的分析以及技术的选择与应用,这三者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也会互相影响。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中所使用的保护技术都是经过多次实验室、本体试验,且经过一定的时间和保存环境检验的;是我们在综合各方面因素后,在目前能够掌握、应用到的技术中做出的对造像保护最好的选择。

显微镜下金箔层状态

如上图所示,就贴金材料和工艺,项目组进行了多轮、多种试验。2008年、2009年,修复人员选取造像局部进行第一次本体试验。试验采用的金箔黏结材料为现代化学材料(15%ZB-WB-J-1和20%ZB-WB-1-2)。在对本体表面金箔层进行清理后,利用黏结材料对本体金箔层下的风化岩体进行加固,对起甲金箔进行直接回贴处理,最后对经过加固的部分进行封护处理。这一试验效果并不理想,经加固处理的金箔很快又出现开裂、起翘和脱落等情况,且内部的石质胎体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加固,安全性没有得到改善。考虑到造像赖以保存的材料的安全性、稳定性,直接加固旧金箔的方案由此基本被否定。

根据第一次本体试验的结果,修复人员确定对不稳定金箱进行揭取操作。将揭取下来的金箔进行筛选,对金颗粒保存较多、整体保存状况较好的金箔层进行软化和整平,留在修复时进行回贴。2010年,修复人员使用经过改性的ZB-WB-J材料和传统大漆两种不同的黏合材料进行试验。之所以选择传统大漆作为试验材料,首先是因为千手观音造像本身的贴金工艺所采用的就是传统的大漆贴金工艺;其次,大足石刻周边的川渝和云南地区是我国漆树集中分布的地区,从就近取材的角度考虑,使用传统大漆具有优势;再次,采用造像原有的传统工艺和材料进行修复试验,对于文物非物质层面的传统工艺的研究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振漆贴金工艺的基本流程图

在2010~2011年的髹漆贴金层修复试验中,适合石质加固补全修复的现代材料ZB-WB-J无法实现金箔修复的稳定效果,而传统大漆和髹漆贴金工艺却表现出更多的优势。生漆,作为一种天然、极具稳定性的有机材料,具有粘接性强,防虫、防水、耐火、耐腐的特性,至今没有任何一种合成涂料能在坚硬度、耐久性等主要性能方面超过它。干燥后的漆膜结构是非常紧密的网状立体结构,几乎不溶于任何溶剂,坚硬而富有光泽,具有良好的耐久性、耐磨性、耐水性和耐腐蚀性及绝缘性能。虽然生漆具有一定的毒性,但漆膜却是无毒无污染的,是一种优秀的绿色生态材料。)观察试验效果发现,生漆的特性尤其适合川渝地区高温高湿的气候环境。使用传统大漆工艺不仅增强了旧金箔回贴的稳定性,还实现了回贴后使用新金箔协色或全色的可能性,从而实现整体性和远观一致的修复效果;而且由于生漆的渗透作用,原有石质胎体和补全胎体部分的结合性、强度都有所提升;此外,由于大漆和金箱良好的封护作用,能够更好地保护石质胎体,减少外部水分对胎体的不良影响。(关于千手观音造像探漆贴金层的修复试验,详见徐琪歆、李元涛、左洪彬:《千手观音造像探漆贴金修复方法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3年第3期。)

根据中期评估专家组的评审意见,为了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千手观音石刻造像贴金层修复的合理方案,自2013年1月至6月,修复人员在试验区34只手的范围内,实施新一轮的修复效果试验。经过四个试验,项目组最终研究开发出相对满意的修复工艺,其修复方法和效果也获得了专家组和国家文物局的认可。我们对所有本体试验区都予以了保留,一方面将其作为此次修复工作的一个见证;另一方面也可以继续观察试验区状态,为今后的保护修复操作提供参考。

此次金箔层的修复,使用了川渝地区造像制作的传统髹漆贴金工艺。这是在大足当地漆工所使用的传统霖漆工艺的基础上研究的工艺,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使用。此种修复工艺的运用,既保证了文物修复的安全、稳定,也保证了造像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同时研究、记录了传统髹漆贴金工艺,对川渝地区的同类造像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此项工作将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科学手段有机结合。一方面注重传统修复技艺的传承,发掘和整理了我国传统髹漆、贴金技艺,延续了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寿命。优先研发新型保护材料的应用,同时结合地域特点,继续使用原材料(大漆、金箔、矿物颜料)、原工艺修复。另一方面注重现代科学手段的创新应用,借助“X光”探伤技术,首次针对岩体雕刻结构稳定性研究与分析,指导了大型不可移动石质文物的保护修复工程。利用红外热成像、回弹仪岩体硬度检测、电导率脱盐效果检测等无损科学检测手段指导、检查修复工程质量。利用数字技术三维激光扫描、近景摄影详细留取资料,通过3D打印及虚拟修复技术应用为修复实践提供科技支撑。利用紫外、红外、高光谱现场无损检测分析,彩绘颜料、胶结物、纹饰机理指导彩绘修复效果。

此次修复工程中还建立了立体常态化微环境监测体系,流场效应预警设计在大型石质文物预防性保护中首次得到综合性应用研究。工程中还建立了严格的工程监督体系和有效的公众互动关系:执行严格的大型保护工程监督机制,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定期参与指导与评估;装置半开放式修复工作平台,开启大型、长期调查问卷活动,建立遗产与公众的互动关系;采用数据库集成系统,引用、归纳、整理、查询、演示等及科学完善的修复资料留存。

千手观音造像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大足石刻的重要单体文物,而其自身的独特性更是在国内外专业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宗教文化方面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同时千手观音造像本体保存环境特殊、病害严重、历史工艺复杂,目前国内外尚未有可供借鉴、参考的案例和技术经验。这样一尊文物造像该如何认识、如何保护,是对我国文物保护专业领域就文物的认知程度、高度和保护实践能力的一次考验,但同时也是一次机会。对千手观音造像的历史工艺、病害的考察、研究,对现代文物保护原则在保护修复具体工作实践中的认识、思考,对现代科学技术、材料在保护工作中的科学运用,既是对我国文物保护实践问题的反思,也是我国文物保护领域极具探索性、突破性的积极尝试。希望通过此次修复工程的开展,对现代修复原则在具体修复工作的实践方式进行较深入研究,以期成为现代修复原则与中国文物古迹修复实践结合中的范例,特别是要积极参与到宗教类遗产这一既特殊又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遗产修复原则的探讨中,为今后类似修复工作积累宝贵经验。

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与许多其他的文物保护工程一样,都是在对文物本体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其文物价值、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等诸多因素后进行的保护实践。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各科研机构、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团队开展了大量的、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修复实践。这些研究与实践包括:对文物本体与价值的研究、工艺的发掘、现代科技参与的试验、保护理念的思考和实践、保护与维护工作的探索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对文物保护体系进行的一次全面探索和突破性实践。我们不愿被禁锢在某些不成熟或未成系统的含糊观念中,希望通过自身的思考与实践,在以传承文物古迹为目的的前提下“现身说法”。我们在此次工程中一直坚持将“思”与“行”相结合,我们的文物保护行业也只有在不断地思考和实践中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而探讨文物保护的理念应是什么、该怎么做,也是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当然,作为具有创新型和探索性的重点保护工程,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也不免存在一些遗憾之处。首先,在工程开始之初,修复师和技术人员对千手观音造像本体进行了士分细致的本体和环境调研,但是在对造像的宗教、历史及艺术方面的研究却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没有达到本体调研的深度。这也使之后修复过程中某些部位修复依据的寻找增加了工作量,也在公众宣传中对价值导向的强调欠缺力度。其次,正如前文所述,囿于千手观音造像本体病害的复杂程度、材料的地域适应性等客观因素影响,对是否能有更好介入方式保留更多的旧金箔等未进行更多研究,这无疑是千手观音保护修复的另一大遗憾之处。另外,此次工程中尝试使用了三维虚拟修复的技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理想的效果,没有为造像本体修复提供有力的支撑、发挥预想中的作用,仅在千手观音的修复完成后的效果呈现进行了三维效果展示。该技术还在不断进步和完善过程中,在今后的其他工程中应该会得到更多运用,发挥出更好效果。

“一号工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是令人欣慰的,这些关注引发的讨论交流对文物保护知识的普及,以及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是有所裨益的。我们希望,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多研究、多发言,从而促进各个学科的良性交流与共同进步。我们也希望,通过“一号工程”,社会各界更加重视我国的文物事业,共同关注我们共有的文化遗产。

(本部分执笔人:詹长法徐琪歆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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