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小米粥粥 | 南方的记忆

小米粥粥，女，出生于1970年代。湖北大冶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黄石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黄石市散文学会副秘书长。诗歌、散文见《中国诗歌》《诗歌周刊》《西南军事文学》《诗中国》《河南诗人》《南方诗人》《抵达诗刊》《核桃源诗刊》《白天鹅诗刊》《五彩石》等文学刊物及选本。组诗《在人间》获第四届白天鹅诗歌奖全国诗歌大赛二等奖。

南方的记忆（外一篇）

“过去”是我的母亲，并不是已经死亡的事物，我的未来不断使她们出现在我的记忆中     —— 梅瑞狄斯
　
  　　关于南方，记忆中最深刻、最厚实的是一个村庄。如果把记忆当作我的身体，那么这个村庄应该是我的血液，而只有当血液流干，对这个村庄的记忆才会消失。
      袅袅炊烟，泥泞小路，干涸的港口，圆口的古井；田堰，煤矿，农具，硫酸厂；一些树木，一些庄稼，一些人，一些笑声，还有一些哭声，一些坟山。这些元素组成了村庄一幅完整的版画图。
      厚实的村庄界于还地桥和保安的交接处，我不知道她在那儿躺了多少年，繁衍生息了多少代．我所知道的是:我在那里出生，成长，我的身体我的发肤受之于此；在那里我有幸走进学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那里我沐浴晨光踏着夕阳走过的时光是我童年幸福的源泉。在那里我生活了13年。村庄有一个我至今还不知晓她的典故或者来历的名字---黄亿珠。
      村子里一间一间的青瓦红房由一条条狭长的泥泞小道连接而成，行走在小道上面，犹如阅读佶屈聱牙的文字，很多时候我总是光着脚丫吸着泥浆撑着破旧的洋伞，颤惊惊的穿梭在奶奶，细毛婶以及那个夸赞我好看而我成天屁颠屁颠跟在她身后的秋英姑姑家。
      村子通向外面的世界是一条近千米但不大平坦的柏油路，就在这条路上，婚嫁丧葬的队伍，赶集的乡亲，上学放学的孩童，还有夜晚的小偷以及无数身份可疑的人在行走，凸凹不平的柏油路承载起整个村庄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八七年七月底的一个下午，母亲插好最后一季晚稻，施好肥料灌溉好田垄的水，收拾了家中那些油漆班驳但还用得上的家具：五屉柜、立柜、钢丝床、桌椅板凳、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以及全家八口人,一起打包装在一辆东风车上来到了我现在的栖居地。那个热辣的下午，记忆中感受最深的是“潮湿”两字，我的那些站在禾场上为我们送行的伙伴、乡邻、亲人，他们的目光都是潮湿的，至尽我还清澈地记得。

      从这条路上出来后，我很少回到村庄，但这并不代表我记忆的结束。我不是为了梦想离开，离开村庄时我还小，我或者我们只是为了不当农民而选择离开。离开村庄，经过这条路，我继续前行。在武汉上学的那几年，我最亲的几位亲人：我的婶婶，我的爷爷，我的奶奶很巧地一年一个相继离开我们而去。因为我的学业，因为我晕车的厉害，几位亲人的离去，父母一次也没有让身在武汉的我知晓。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这成为了我心中永远的痛。一直以来，我以为我的离开没有背叛，而这些永远的痛是否意味着是对我自己一相情愿的解释的最好惩罚？！今天，当我用那口职业习惯练就的纯熟普通话行走在这个城市时，面对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人们投来的疑问：你是外地人吧？你是北方人吗？我总是告诉他们：我是地道的大冶人，然后补上一句：还地桥的。
　    瓦莱里说：“一切事物都是陌生的，当我们不想找到某种事物的相似物，而是专注于它的内在本质时，一旦它停止发挥作用，人们会对它感到陌生。”我注定是一个怀旧者，我总是打听着来自乡村的消息和声音：堂弟刚刚盖了一栋两层的小洋楼，细鹏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学，小时候患脑炎智障的军民已经死了，春香在深圳当坐台小姐，在台湾的四爹一家来信了，开荣姑姑带着全身重度烧伤的儿子离家出走至今生死不明……
　    此刻，对家乡的记忆有时是透亮，有时如迷途的羔羊，目光迷惘。
　    记忆中的村庄总是忙碌而又喧嚣。当晶莹的露珠还在翠绿的嫩芽上未睁开惺忪的睡眼时，大人们或扛着锄头，或扶着犁耙，或牵着牛儿的朦胧身影匆匆行走在去往田垄地畈小道上。而当第一屡晨曦透过后背山上的果林映射到房间，我们准备起床上学时，大人们已经做完了＂半山＂的生活开始回家清理房间，扎柴火把子，为我们准备早餐。到现在我还准确地知道，我一天中最害怕的是清早的到来，那个时刻我总是心慌，如蝉一般。我总感觉蝉在夏天不停鸣叫的原因是心慌。蝉儿总是在一天中最躁热的时候声嘶力竭，但我又和蝉儿心慌的时辰相反，在最躁热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最安宁的，因为这个时候村庄才是最安静的，我的那些劳累了大半天的乡亲们才可以在这个时候或坐在后门的青石板上靠着门楣打盹，或在家里的竹床睡个囫囵觉。

　   10多年了一直不曾回去过，去年冬天堂妹出嫁，由于婶婶早已不在人世，我的母亲便责无旁贷地以一个母亲的名义带着我们全家回到了久别的村庄，村庄一切的变化太大，一些儿时的印记和痕迹被历史的车轮掩盖，比如村口的那个硫酸厂，已经不复存在．而有些东西注定是无法改变的，比如那口方塘，那口祖祖辈辈在那里浆洗，放养鱼虾的方塘，她依旧静静地躺在那儿。这两个地方，却是记忆中村庄带给我疼痛的伤口。就是这口方塘，她夺取了我儿时好友水英的生命，那时迷信的乡亲还怪罪她的父母取名字取什么不好，偏偏要带个＂水＂字。而硫酸厂流出的硫酸，那种我见过美丽的浅浅蓝又近似无色的恶魔般的液体常常在我梦境中反复出现。这种曾经在瞬间腐蚀我弟弟衣物进而腐蚀我弟弟肉体的液体，这种曾经差点夺去我带大我疼爱的唯一弟弟生命的液体，使我至今对这它心有余悸。

那时侯弟弟一岁多，我六岁多，平时照看弟弟的任务由我承担，那天经过村庄硫酸厂门口时实在背不动，就放下了背上的弟弟，我自己本身也是孩子啊，弟弟一屁股坐在了厂子门口搬运过硫酸但没有冲洗的地上。令我疼痛的一幕在那一刻发生，很长一段时间弟弟在铁山的医院治疗，而我常常因害怕、恐惧而饮泣。在弟弟的身体上至今还留有一个圆形的疤痕，这疤痕同时也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中。
　   很长时间我试图遗忘那些使人疼痛的东西，但没有成功。其实深刻的东西永远不会忘却。“你已经忘却的事物，常常会在你的梦中尖叫”，那么就把这句话作为这篇南方记忆的结束吧！就象我对南方的记忆一样，永远也不会结束。

说出你的忧伤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放/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 /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他们都老了吧 他们在哪里呀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啦……/想她， 啦…/她还在开吗/ 啦……/她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每次听到朴树这首充满沧桑和悲凉的《那些花儿》时，总觉得生命真的是件很沉重的事，那时总会想到我童年年纪相仿的玩伴、我的堂妹阿香。87年，我离开了生活的村庄，也就离开了阿香。在以后的时间里，我很少关心她，但是还是能从亲人口中断断续续了解到关于堂妹的一些情况。我是个善于忘却的人，童年的记忆在我这里是如此苍白、无力和空洞，但是堂妹总是以一种疼痛的方式进驻在我的内心。
       堂妹一出生就有着一张沧桑和没有一点血色的脸。可能和那个年代有关，我想。在70年代中期，那时候田地还没有包产到户，农村的物质生活还非常的匮乏，大人一个工分才一角多钱。那是一个凭工分吃饭的年代，没有劳动力意味着没有饭吃。而她的母亲，我的婶婶，那个矮小柔弱的女人正患了肺结核，一种称做“富贵病”的病。这种病需要病人吃药、需要病人休息，这注定了这个家庭盼星星盼月亮盼到过年的时候能买点肉添置一件新衣时，只能在生产队拿回一本超资的帐簿。

至今，我的脑海里还经常浮现出那个镜头：寒冷的冬天，白亮的雪地上，婶婶在不停咳嗽，大片大片暗红色的血伴着撕心的嘶哑的咳嗽声从口中喷出。这病等同于我们今天的癌症。这个柔弱、愚昧、勇敢的女人，我不知用这样的笔墨描述她是否准确，在那样重病的情况下、在那样贫瘠的年代，在生下她儿子两年后又生下了女儿阿香，我的堂妹。这个家本象一辆破旧、已经报废还在高速行驶的车辆，而堂妹的出生等于给这辆超负荷运转的车辆在继续地增加着负荷。所以，堂妹的出生就带有悲剧的色彩。
       很多年以后，我回娘家的时候正好也碰到了她，她在南方打工回来办理证件。这是我近20年来见到她有限次数中的一次，她哭着对我母亲说：娘（对我母亲的称呼），如果我能读到小学毕业的话，我的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那天下午我能够读到堂妹心中的无奈、酸楚和苦难。那个下午她对着我母亲整整哭诉了一个下午。我很少见到她哭，在我记忆中，她不哭，也不笑。许多的时候她都是静静的，象在思考着什么，整个人有点象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过的一本书，百年孤独。包括在她九岁那年，她也没有哭。

那一年，她的母亲终究没有抵抗住病魔的侵袭，撇下了11岁的哥哥，9岁的她，还有5岁的弟弟独自走后，在一个她放学回家做完中饭坐在大门口的石头门岬上休息的时，听到奶奶对她父亲说：女孩最终是给别人家养的，阿香还是叫她不读回家做饭洗衣裳。。。阿香是听得到的，因为奶奶的声音很大还带有一种长者的威严。她没有哭，没有血色的脸上双唇紧紧地抿着，显得脸色更加的苍白，双手抱着瘦弱的双肩，眼睛空洞地望着远方、她母亲长眠的方向。孤单、无助？还是……？我不想猜测她此刻复杂的心情。

那天下午，她回到她就读的二年级教室，搬回了上学时自己带去的那套破旧的桌凳，带回的还有她认识的几百个生字、两位数的加减法。那天她回来得很晚很晚，那段不是很远的路回家时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想那段路是她这一生中最难走的道路之一……
       九岁那年，她开始了每天挑水，做饭，洗衣服，扫地，放牛，割谷，翻苕藤的日子，家务活农活她都做。有一次放牛时被牛触得满身伤痕，幸亏同一湾子的国桥伯把牛赶走救下她。回家后她父亲把牛狠狠地打了一顿希望牛放乖些，但牛毕竟不是高等动物，虽然还得接着放，只是每次都心惊胆颤。

这样的日子重复了两年。两年后她的哥哥患了骨结核，由于没钱治疗，由于误诊以为是骨折摔断，请来了一个赤脚医生，在没有采取任何麻醉措施下说是来给 “接腿”。她感受着哥哥那似乎要穿透天堂和地狱的哭喊声。她少有地缩在门角落泪了，无力地看着这一切.这哭喊声犹如一张网，将这个家庭彻底笼罩在了悲剧舞台的中央。她哥哥落下了终身残疾。
       14岁那年她想出去挣钱，但丢不下亲人，来到了离家不远的黄石，一没技术二没书墨的她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理发店学徒，每天超负荷的工作时间，老板的刻薄加上那些看起来或高贵或卑微男人的骚扰，使她义无返顾地选择了离开。在黄石灯泡厂、饮料厂都曾留下她倔强的身影。

1990年代初她随着打工潮南下打工，后来辗转于宁波、上海、广州等地，在这期间，我不曾知道她受了多少委屈和苦难，我也不想想象她做的是哪些工作，她用她赚的钱先后给依旧在农村的弟弟哥哥成家，她用她赚的钱把那个贫穷的家里里外外置换一新，她用她赚的钱给他的父亲穿上了暖和的皮衣…惟独自己还是自己，除了不断增长的年龄和日渐爬山眼角不易察觉的细纹。2000年，她用所有的积蓄5万多元钱准备在黄石花湖建一栋房子，想把她受苦了的亲人、他的父亲哥哥弟弟接出农门享享清福，房子没有做起来反被老板诈骗走，至今还没有结果。
       大前年，听母亲说堂妹结婚了，男方是在宁波打工时认识的。得悉这个消息，发自己内心高兴，妹妹，我不知道你的红盖头被掀起那一刻是哭了还是笑了？
      去年腊月二十四，我们的表妹结婚，阿香曾和表妹在一起打工，她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回到老家庆贺。我纳闷：她丈夫怎么没有来？母亲说堂妹刚离婚，那个男人在她之前曾经结过婚有过孩子，但他不知珍惜反而老病重犯：赌博、输了钱回来打她。

腊月二十五，阿香在武汉南站给我母亲打来电话，我看到我的母亲哭了，母亲告诉我说：阿香刚离婚本想带着孩子回来过个年，这些年在外漂累了想和一家人团聚。但她父亲不肯，说是嫁出去的女儿在家过除夕会扯娘家的风水，所以她只好带着孩子返回宁波，她还说她没有母亲，在临走之前只好给我母亲说说话透透气。

一下子，我的心嘶扯般的疼痛，眼泪漫了出来，我夺过电话对妹妹说：妹妹，回来吧！我知道你这些年受了太多的苦难，我们都在等你！电话那端的阿香终于忍不住大哭了一场，还有小孩的哭声，然后，依旧是那样冷静的声音：我走了，忍一忍吧，忍一忍，一切苦痛，都会过去。
       直到今天我一直在想：妹妹，那天你回去的路上没有亲人目光的抚摸，是否频频回顾？
       忍一忍吧，忍一忍，一切苦痛，都会过去。 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