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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山出土铜钱来历及去向 修江堤挖出古钱窖 1967年11月，黄石市东郊的历史名山西塞山之东南麓，来自咸宁专区鄂城县石桥公社（今鄂州市鄂城区汀祖镇）的一队民工，在该处掘地取土以加固江堤。发现一个大型钱窖。 11月21日，湖北省博物馆派员会同黄石市文教局开展抢救性发掘，到12月13日，终于将钱窖挖掘和清理完毕。挖出的铜钱以荷载四吨的卡车装运，共计62车次，以每次2.5吨计，总重量约155吨，合310000斤。一次出土30万斤古钱币，这不仅在湖北，就是在全国也非常罕见。 这批铜钱不仅数量之多前所未闻，而且品种之多也是世所罕见。 从挑选出的部分标本看，此次发现的古铜钱，有自西汉至南宋的各类铜钱68种。其中有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国铸造的乾德元宝（公元914年），南唐铸造的唐国通宝（959），有西夏国铸造的天盛元宝（1149），有金铸造的正隆元宝（1156）。以宋代钱币为最多，含太祖建隆元年的宋元通宝（960），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的太平通宝，仁宗天圣元年（1023）的天圣元宝，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圣宋元宝，高宗建炎元年（1127）的建炎通宝等，共计49种。最早的一种为西汉半两钱，铸造于汉高祖五年（前202），最晚的一种为淳祐元宝，铸造于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时间跨度长达1400余年。如果按大小和字纹分类，则多达200种以上。要知道，这只是30万斤铜钱中的部分标本！文物本是无价之宝，但如果以黑市的“行情”计，这批铜钱价值多少？！ 这批铜钱的主人是谁？要揭开这个谜底，就不得不提及西塞山下历代发现钱窖的往事。 西塞山六次发现古钱窖 在1967年发现钱窖之前，西塞山周边发现钱窖见诸文献记载的已有五次。 第一次：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西塞山麓道士洑发现一座古代墓葬，棺椁内陪葬品众多，既有大量的金银饰品，又有沉甸甸的金砖和银元宝。计有金牌一面，方二尺厚二寸。金童一对，乌金炉并烛台、金茶壶。金面盆重六斤半，金大盆重二十四斤。金古钱、金木鱼。尚有左右窖未开.....明神宗朱翊钧闻报，派遣湖广矿税使陈奉亲自办案。陈奉一伙拷掠居民，伐冢毁屋，一场普通的盗墓案导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和钱财掠夺，兴国、大冶百姓深受荼毒，苦不堪言。此事《明史》卷三○五有载，同治《大冶县志·治忽志》亦载：“（万历）二十九年，内官陈奉参逮分巡冯应京，激变地方，杀伤多命。……按变始于道士洑究窖金一案。”说的就是此事。 第二次：明崇祯七年（1634），“前地数武外，得钱一窟，方中丈余，皆满钱贯，铁线已朽。”“崇宁通宝大可径寸，间以五铢、半两、朱砂、翡翠、石青、古色种种。”（同治《大冶县志》卷十七） 第三次：乾隆八年（1743）冬，仍是西塞山附近。“楚多痘殇， 有贫家夫妇瘗儿于道士袱，坎土见钱，悉以铁线贯，取之竟无尽， 明晨复往取时，奇寒，道绝人踪，任其携归，渐塞两茅屋。”从头年冬至次年二月终，“居民犹掘如故，坎土二三里，凡易之时钱三倍云”。时人纽学乾的《蕖村笔谈》（稿本）记载了相关情形。 第四次：1938年，日寇从九江溯流而上，沿江攻掠。驻守西塞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82师，在今石油库地段又挖出钱窖一个。日寇于同年十月攻占西塞山，并于1940年驱使民工将钱窖盗掘一空，铜钱悉数运往日本。 第五次： 1955年5月，大冶钢厂水利工程指挥所于西塞山东麓采土场取土时，发现一缸宋代银锭，共292个，重135. 38 公斤。1956年，其中的12件一级文物上交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1962年，5件一级文物拨交黄石博物馆收藏，其余的上交湖北省博物馆和中国银行武汉分行。 此外，在西塞山西南约15公里的陈伯臻粮库地下，曾多次发现南宋钱窖。20世纪60年代出土一批金器，70年代出土大量铜钱，计解放牌卡车四车。在西塞山东北约5公里处的西塞山区河口镇，也发现了南宋名将吕文德亲族的墓葬和一批金银器物。 钱窖实为南宋军库 明万历二十六年道士洑掘墓案发生后，地方纷传那是唐朝宰相李林甫妻子杨氏之墓。巡按御史王立贤亲至兴国州调查走访。不久，他将了解到的情形上报明神宗：村民所掘，乃宋朝武官吕文德妻程妙静之墓，而非唐朝宰相李林甫妻之墓。同治《大冶县志》在记载崇祯七年发现钱窖的经过后，加有评述：“按金钱皆吕文德宅中遗物也。当时宋室沦亡，将军厚自封殖，纳之地中，以贻后世。”两个重要文献都将西塞山下发现的钱窖与吕文德联系起来，那么，吕文德是何许人呢？也许你对他一无所知，但如果你看过金庸武侠名著《射雕英雄传》的读者，想必记得那个驻守襄阳的南宋大将吕文焕，没错，吕文德正是吕文焕的亲兄长和顶头上司。 吕文德（？—1269），南宋末期抵抗蒙古军队入侵的军师统帅之一。据《宋季三朝政要》载，吕文德本是安徽霍邱县的一个樵夫，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南宋淮东安抚制置使赵葵的赏识，自此从军，跟随赵葵南征北战。淳祐三年（1243）二月，吕文德被提拔为福州观察使、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总统两淮出战军马，捍御边陲。吕文德统帅的黑炭军，是南宋最为著名的军事集团之一。南宋朝廷对吕文德极为倚重，封其为崇国公、卫国公。1269年吕文德病死，谥“武忠”，1275年被追封为“和义郡王”。 随着蒙古军队的大举南侵，南宋军队节节败退，长江以北土地大半丧失，长江成为对抗蒙军的前线。西塞山雄峙江南，为长江中游仅有的几个天然屏障之一。吕文德于西塞山麓之道士洑建兵营固守，并举家迁移至道士洑。他死后，就葬在西塞山下。同治《大冶县志》载：“太保吕文德墓，在道士洑，其故宅基亦在道士洑虎塘池正当前。先年为便民仓，后仓废，而基址浸没民间。”西塞山下另有若干遗迹与吕文德有关。山间原有蕲竹山场，“世传宋太保吕文德种竹之所”。“宋太保吕文德墓，在县治西西塞山上，即今道士洑矶也。”“报恩观，在县东西塞山之右，世传吕文德葬此，其子创观以报父恩，故名。”以上数条，均摘自嘉靖《大冶县志》。 西塞山历次出土的金银铜钱，总重量以百万斤计。也许仍有钱窖尚未出土。虽然有野史记载吕文德贪财好货，但如此多的钱窖和钱币，决非其一家所有。1955年出土的南宋淳祐六年（1246）银锭上标有文字，其一云：“账前统制官张青今解到银七千陆百两，每锭系市秤五拾两重，匠人张焕、宋国宁、扈文炳、何庾。”（标点为引者所加，下同。）其二云：“军资库银重拾贰两半，霸北街西苏宅韩五郎验。”其三云：“潮州经总银鄂州交纳重贰拾五两铁泉巷南朱二郎。”其他还有多种铭文。《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嘉定五年（1212）三月二十八日，诏湖广总领所于鄂州（今武昌）大军库取拨铜钱一万贯、银一万两，及于江陵府大军库取拨会子二万贯，各就本库令项椿管。” 出土银锭的印记和历史的记载可以相互佐证，西塞山钱窖或是属于军库。也许是鄂州军库辖下分库，从上游运送军资，沿江而下，十分便利。有人推测，江防失守后，南宋军队仓皇撤退，钱库不为元军所知，故沉埋于地下。也有人推测，吕文德担心南宋不免于覆亡，故有意将大量金银财物掩埋，“纳之地中，以贻后世”。各种正史、野史的记载表明，西塞山钱窖确与吕文德有关。
出土铜钱的下落 1967年12月从西塞山脚下挖出的约30万斤铜钱，后来去了哪里？此事在当时知道的人极少，今天知道的人就更少了。笔者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查到了相关的文献和档案，揭开了其中的秘密。 发掘工作结束后，黄石市文教局将全部铜钱运到华新水泥厂，寄存于烧成车间的值班室。该室面积约50平方米，四壁均为钢筋混凝土构筑，十分坚固。同年11月，市文教局给将发现经过和发掘情况写成报告，分别报送给湖北省文化局和黄石驻军8206部队。8206部队及时转报武汉军区，武汉军区又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了。 中央“文革”小组收到报告后，组长陈伯达批示由李富春处理。李富春当即批转给周恩来总理派驻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刘于1968年8月安排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两名干部，会同湖北省文化局到黄石市进行调查。调查组听取了黄石市的汇报，并将发现钱窖头一天获取的两麻袋铜钱进行清理，然后挑了一套标本带回北京。 1969年12月，遵照湖北省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的指示，省博物馆又派了一个小组会同黄石市文教局再次开展调查，并挑选标本。由于铜钱数量大，只从表面挑选了200斤标本，另带回去250斤未清理的铜钱。1970年2月2日，省博物馆向省革委会教育革命小组写了关于这批铜钱的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提出组织有关单位对全部铜钱进行一次清理、分类、鉴定，分别采取不同措施： 一、稀有的珍贵品种，概交省博物馆保存。 二、一般的品种，各精选一千元枚作为标本资料，由省博物馆保存，供研究单位参考或交换。 三、鉴于这批铜钱数量多，如中央认为可以出口，在挑出标本资料后，还可由外贸部门提出一部分换取外汇。 四、经拣选后，不作文物留存或出口的其他铜钱，交工业部门作为原料。 然而，在此之前，1969年11月29日，湖北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向国务院业务组报送了《关于处理黄石市出土古铜钱的请求报告》，全文如下： “我省黄石市在1967年第四季度修筑水渠的时候，挖出一批锈蚀很严重的古铜钱，其数理估计有15吨之多。据文物部门说，这批古铜钱都是唐、宋朝的。因我省今年铜材很缺，回收的废铜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工农业生产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1967年5月14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的指示精神，我们意见，为避免这批古铜钱继续锈蚀，拟准备将其式样及字纹不同的由省博物馆各选拣三百只留作考古用，其余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以上报告，请批示。”这份报告强调挖出的古铜钱“锈蚀很严重”，其目的不言自明。 1970年1月27日上午，国务院业务组值班室王华新用长途电话答复，同意处理这批铜钱。湖北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易华章记录如下：“六九年十一月廿九日你省报告请求动用黄石市出土古铜钱已收到。经负责人研究，同意你们的意见，不再另行文了。” 其实，就在钱窖发掘之时，黄石文教局的同志就在工地接待了一个手持“中南金属回收站”介绍信的不速之客，此人声称这是一批废铜，应由他们回收处理，毫无意外地遭到拒绝。发掘完成后，此人又找到黄石市原副市长韩次肖，提出同样的要求，韩明确回复：这是文物，与你们无关。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1969年11月29日向国务院业务组报送的请示，同时抄送给了国家计委、物资部军管会、金属回收局中南办事处。中南金属回收站与金属回收局中南办事处，应是同一单位的两个名称。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向国务院提出的处理意见，也许就与当初出现在挖掘现场的陌生人有关。 湖北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给国务院业务组的上述报告，事前未征求文物部门意见，直到1970年2月上旬，才告诉省博物馆。省博物馆要求重新研究处理办法。经与生产指挥组协商，决定一起派人到黄石市共同研究处理办法。但生产指挥组后来没有通知省博物馆去黄石市。1970年2月，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的几个军人在黄石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的陪同下，拿着调令来到黄石。这些军人后面，多了一个随行者，他就是那个曾经的不速之客。他们到了华新水泥厂储存铜钱的地方，强令看守者交出钥匙。调令是给黄石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的，内容如下：“关于你市在1967年出土的古铜钱，根据国务院业务组1970年元月27日电话指示，现决定全部调省。兹派万振兴同志前来联系办理，希接洽，并望协助办理。”调令上盖有公章，时间是1970年2月12日。 1970年3月16日，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才通知省博物馆：这批铜钱已用船运到了汉口扬子江冶炼厂。次日，省博物馆派人前往该厂了解情况，见所有铜钱已堆放在冶炼炉旁，正在筛去泥土，准备入炉。为了保护好这批文物，省博物馆即向省革委会文化教育局（1970年3月成立）报告了上述情况，要求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将铜钱全部交文物部门清理后，再行冶炼。 省文教局用电话向省革委会政工组作了汇报，并派人与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进行联系。生产指挥组没有同意这些意见，只同意派人去选标本。但是，拣选标本工作还未开始，扬子江冶炼厂已开始将铜钱入炉冶炼。在此情况下，省博物馆又口头提出留两万斤作为选标本用，也未获同意。这样，省博物馆只好动员全馆力量，突击两天，赶着在剩下的零散铜钱里拣选了约30斤标本。 1971年8月13日，湖北省革委会向武汉、黄石市和各地区、县（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鄂革[1971]165号）。略云：根据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的通知精神，为了进一步搞好我省文物保护工作，特作如下通知。共有六条，其中第三条强调：“各地在工农业基本建设及国防施工中，如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发掘、拆除、迁移时，应逐级上报，分别经中央和省批准后，方可施工。施工中，如新发现重要文物古迹，应立即停工，保护现场，并报告当地文教部门，派人鉴别处理。”第四条明确了文物的归属：“地下文物概归国有。严禁以任何名义非法挖掘古墓，盗窃文物。出土文物，一律交当地文教部门保管。各地人民银行，不要收购古代金银器皿；已收购的，应移交文教部门。”第五条规定：“各地清理查抄物资部门、炼铜厂、造纸厂、废品收购单位，对于收到的文物一律不要处理或销毁，应妥善保管，经当地文教部门派人鉴定、拣选后，再行处理。”这一文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许正是与黄石铜钱案类似的事件屡次发生，引起了省革委会的警觉和重视吧。然而，其时黄石的这批珍贵文物已经化为铜液了。 湖北省文化局于1973年6月26日给省革委会文教办公室呈送了关于这批出土铜钱的情况报告，其中说：“黄石市这次出土的铜钱，保存于省博物馆的约有480斤，其中230斤已经清理、分类，但品种、数量不齐，还有250斤尚未清理，准备继续清理、分类，以供研究之用。这次出土的铜钱可能与南宋大官僚吕文德有关。这些铜钱无疑是研究我国历史的难得的宝贵资料。因未经全面清理、拣选，即仓促处理，必然有许多的珍贵货币品种被遗漏。就已清出的部分标本看，有些品种为数也很少，有的仅有一、二枚，也是残缺不全，对文物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参见拙作《西塞山道士洑掘墓案钩沉》：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MzA4MzM2Ng==&mid=2650739129&idx=1&sn=179d53d595da4be7c16f58c5ee748097&chksm=f24af5b0c53d7ca683263ddf408194a2b2190dee18d622ca1938e8f7a60a04e9dfb347b3f655#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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