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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 【作者简介】 毕光明，湖北浠水人，武汉大学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海南省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与作家作品研究，出版有《文学复兴十年》《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批评的支点：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纯文学视境中的新时期文学》《纯文学的历史批判》等学术专著，有论文和专著获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专著类一等奖。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史”。 毕光明：朋友圈随笔（4） 知青一代的遗憾人生 ——看《文革仅存的一部纪录片》有感 “到农村插队落户，是为了革命。为革命离开家可以一生一世，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离开一分一秒。”影片里说这是下乡知青的深刻认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被高度政治化的。这里所说的革命，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 历时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没有达成这样的革命目标呢？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潮流做了回答。1700万下乡知青，后来有多少人心甘情愿扎根农村了？知青运动失败了吗？如果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无法就业的城市青年，他们的出路应该在哪里？广大的农村，有没有知识青年的舞台？这些问题，有的已经由历史事实做了回答，有的还需要由现实来作出回应。 这个拍摄于文革期间的纪录片，记录了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面相，仅从画面，你无法相信文革可以被称为十年动乱。这里看不到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里知青离开北京那一刻的惶乱与迷茫，也没有任毅《南京知青歌》里青年学生在异乡修补地球的绝望与忧伤，画面上有的是热烈、喜庆与昂扬，坚定、温暖与希望。这大概就是宣传和媒体的力量，而在宣传和媒体的背后，是无远弗届的领导意志和强大无比的组织能力。 不要说文革是一场动乱，文革从来没有乱过，从城市到乡村，从革命到生产，从限制到流动，从学习到宣传，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依靠各级组织有序地开展与进行的，那么多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城市青年，被动员离开父母，离开亲人，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去往陌生的远方，经历他们原来想象不到的生活，创造的是人类动员史上的奇迹。 知青里是出了很多能人，然而如果没有学校停课，学生下乡，升学制度废止，这代人里会出多得多的能人；如果不是没有完成中学学业就被迫离开学校，不能正常升高中、念大学，后来成为能人的人会更有能力。不是吗？ 2020.07.21 少年意气毕飞宇 今天的“文学的故乡”节目，毕飞宇是主角。 在60后作家里，毕飞宇是成就最高的实力作家之一。他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但他的创作前景值得期待。毕飞宇说他的文学创作要使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文化自觉很难得。本世纪的文坛上，毕飞宇从一开始就很活跃，中国小说学会的小说排行榜，他是上榜次数最多的作家。 2003年，中国小说学会第七届年会由海师承办，那次年会请来了三位获奖作家，长、中、短篇的获奖者分别是红柯、毕飞宇和杨显惠。那次会还来了一批评论界的帅哥，吴义勤、谢有顺、洪治纲、贾梦玮、路文彬、倪厚玉、徐德明、梁向阳…… 至今我电脑里还留着会场内外的照片，是我专门请了一位摄影师为会议拍的。毕飞宇和洪治纲的这张是在酒店简陋的大堂里抢拍到的，照片留下了新世纪文学的璀璨一刻，相信毕飞宇看到了也会眷恋上一个十年里他的少年意气。 2020.07.21 大学为何挤压专业课 我是个守旧派，跟不上改革步伐。 我固执地以为，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大学四年应该尽全力学好专业基础课，即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理论基础，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要通过课堂教学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从课堂上悟到专业学习的意义和方法，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阅读作品和理论书籍，结合考察对象查阅研究性资料，提高运用理论知识解释语言和文学现象的能力，培养对任何事物都持研究态度的习惯。 因此，课堂教学是重中之重，因为如果没有教员的讲授，学生就是读过作品也可能一无所获。现在的大学教师，多半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他们在课堂上的引导，能够使学生的专业学习事半功倍。 可是新世纪以来，高校的课程设置不断改革，所谓改革，就是压缩专业基础课的授课时间。且以现当代文学为例。这里有一份琼州大学1995年的专业教学计划，在课程设置上，现代文学开一学年，114课时。当代文学也是开一学年，106课时。到1996年我当中文系主任时，课时又有增加，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是144课时，加起来288学时。 当时琼州大学还是专科。而到了新世纪的2009年，在一所本科院校里，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只开一个学期，各72课时。到了2019年，压缩得更厉害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各自只有32学时，除去实践课时8课时，实际上才24课时，只有1996年的六分之一。24课时，能够讲完现代文学三十年（姑且掐去晚清至1917这一段）吗？能够讲完新中国文学七十年加台港澳文学吗？ 我不知道教务部门依据什么把专业核心课程的授课时间压缩到这么少，为什么各个学院在课程设置上都没有发言权。学生上大学不听课，他们又能学到什么呢？听课不听专业课而尽听些跟专业无关的课，岂不是让他们鼫鼠五技而穷。那么，不让上专业课，大学四年的课时又去哪里了呢？原来都被所谓通识教育课夺走了。要真是通识教育那还好了，我们的通识课又是些什么课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现在大学的专业教育被什么教育严重挤压。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直至新世纪初，中文系专业课不仅基础课课时比现在多得多，另外还要开设很多门选修课，选修课有必修的，还有任意选修的，比如文学理论教研室，一定会开西方文论、古代文论和美学，这是必修的，此外还有诸如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心雕龙》研究、诗话研究、西方现代文论研究等任意选修课，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会开设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新诗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研究、左翼文学研究、延安文学研究、沈从文研究、张爱玲研究、百花文学研究、文革地下文学研究、革命样板戏研究、新时期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台港澳文学研究、莫言研究、新移民文学研究等选修课。 这些选修课，对学生考研选择研究方向和毕业论文选题都有帮助。重要的是这样的课程体系能够培养学生的专业意识、学习语言文学的兴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大学期间能在教师的引领下摸到进入专业领域的门径，以后从事任何工作，都会从知识入手，以科学的态度和分析的方法对待要处理的对象，抓住问题，解决问题。专业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没有专业训练，科学精神无从谈起，而缺乏科学精神的人，绝对不会成为人才。 补记： 专业核心课程才34学分，而通识教育课里的必修课就有40学分，更不用其他公共课占了很多课时。这样的课程结构是否合理？问题是，如此大力压缩专业课的课时，并不是各个学院经教授委员会讨论后决定的，而是学校教育部门按照上级要求，强令各学院落实所谓改革措施的结果，各学院教学一线的教授、博士，压根儿就没有教学改革、课程设置的参与权和发言权，而只能被动地接受一再调整的也就是读过专业课课时一砍再砍的教学计划，大幅度地删减专业课的教授内容。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教员，看到专业课被砍成这个样子，决定学生专业素养的讲授任务无法完成，本专业的学生来到学校得不到专业训练，难有真才实学，都会打心底为学生感到遗憾。要是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大学里原来是这样接受教育的，不知他们作何感想。 通识教育课不是不该开，而是禁忌太多，许多值得开、应当开的课开不出来，而开出来的课无法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倒让专业课受到挤压，学生两头都吃亏。 除了所谓公共课、通识课，公共外语和体育课也夺去了很多课时。基础教育的外语教育没完成，导致学生进入大学后还要听公外课，占用了大量专业学习时间。中小学的应试外语教育，使得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学了十二年外语还是不会英语。 语言是在应用中习得的，如能按语言学习的规律来教外语，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本科生还要用几门专业课的学时来学外语，而是一进入大学就能阅读外文报刊，查阅外文资料。 大学除了专业外语教育，不应该开设公共外语课，也不应该考英语四六级，而只需办出国留学外语培训班和科技外语、商业外语、旅游外语培训班，向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低价有偿服务。这样可以把很大一部分学生从学而无用的外语应试教育中解脱出来，还能为所有的学生赢得专业学习时间。 中小学外语教育要大改革，让学生从小在说中学外语，通过降低数理化生和政文史地的学习难度，让学生腾出时间练习外语，师资也要相应大幅度增加，通过高校外语专业扩招加以解决，大学公外教师回归专业外语教学。我国的外语教学违背了语言教学规律，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再不改革，本科专业教育质量很难提高。 从课表上看，体育课占的学时也不少。大学还需要上体育课吗？可不可以多组织体育活动，让学生自愿参加，用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代替集体上课。 20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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