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

      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

——21世纪世界政治、文化和科学展望

顾又彰

2003年4月初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人类文明进程遇到了深刻的挑战，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思想理论上和实践上还没有达成共识。最根本性的问题是工业革命后的世界人口爆炸趋势与基督教（新教）精神为文化内核，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为推进器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高歌猛进之间的矛盾。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国际形势已经预示着这种矛盾已经到了爆发的前夜，人类自身力量难以逆转这个趋势！21世纪对人类来说是危机与发展机遇并存的世纪，且主要是危机。这种危机的本质是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资本文明与人类社会自然历史过程内在规律之间的矛盾。矛盾的思想根源是现代人尤其是新教精神支撑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自身和人类整体缺乏清醒认识，主流社会对人和人类的形而上问题缺乏理性思考，比如，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人类的使命是什么？代替对这些形而上问题进行理性思考的是一种称为“天职”的非理性宗教精神。正是这个精神哺育了一个充满贪婪活力而没有灵魂的资本主义机器，从而使争夺生存空间、争夺自然资源、争夺市场空间、争夺科技和经济金融主导权成为主导当代国际形势变化的根本因素。上世纪的残酷场面本世纪很可能以一种新的格局再现，这也是美国等大国为什么对世界上存在的恐怖主义和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如此敏感的原因，也是美国为什么对先行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决进行战略遏制的根本原因。

上述矛盾的能量经摩擦和爆发而消减后，世界将会迎来一个文化大变革大重组的时代，基督教文化主导世界文明发展的时代将会成为过去，人类将会进入东西方文化融合所主导的新文明发展时代。

事实上，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进程在思想学术领域几百年前已经开始，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种种问题的暴露，西方社会产生了对其自身文化基因进行反思的种种思潮，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宗教思想表现出空前的兴趣和热情。

随着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相互交融，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呈现出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上世纪中叶以来诞生了一系列新兴学科：“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 “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科学、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等；以及一些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的新学科，如计算神经网络、元胞自动机、进化计算、实验数学、人工生命等。上述学科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及生命的本质回归。上述科学领域有层次上的区别，又相互联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1）尚未成熟，还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存在争议。但它们已被为数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认为是当代重大科学发展前沿；2）它们在人类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方面已经表现出巨大潜力和实践上的有效性，这也令许多人感到既兴奋又困惑；3）它们看上去没有经典科学中那些高深理论，往往源于直觉和一些哲学思想，似乎缺乏如西方近、现代实证科学具有的令人感到“塌实”的一系列定律和公理以及严格的理论体系作为其科学基石；4）这些学科在最深的层次上都是面向信息和抽象意义上的系统，在研究和应用领域上广泛贯穿并超越传统科学技术领域，且高度依赖计算机和哲学思辩。上述特点已能揭示出这些学科属于一个正在诞生的新科学范式，它采用的是基于复杂性原则的整体有机论思维方式，超越了十七世纪诞生的以基于简单性原则的机械还原论思维方式为核心的近代经典科学范式。但目前为止，在这个新科学范式本身的“科学性”和上述新学科的“科学”基石方面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个新科学范式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渊源及浓厚的哲学和文化色彩。上述新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最广泛的交叉性和横断性，并且哲学味道和技术味道均很浓。也许在基于实验观察、理论演绎和机械还原论思维方式的西方传统实证科学范式下，永远找不到这些新学科的真正“科学”基石。当新科学范式下的科学基石真正建立以后，以上述学科作为先导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将会到来，使其迅速成熟并与经典科学一起使人类能够认识和解决单独靠传统经典科学无法真正认识和解决的一些根本性重大科学和工程问题，比如：生命和生命体的起源、本质和运行机理；大脑的奥秘；社会问题的科学描述；精确中长期气象预报；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精确预报；超复杂人工系统建立；复杂流体及凝聚态物理的计算机仿真；材料失效机理；新概念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计算机辅助设计；人工生命系统的建立……。这些问题的解决将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经典科学范式下的现代理论物理、天体物理、宇宙学、生命科学的最新前沿进展也把其自身推到了认识和思维的尽头，并迎来了一丝人类新世界图景的朦胧曙光。

一场主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为文化内核，以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为物质基础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已经处于爆发前夜，西方发达国家或许已经走在前面，而中国人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可以认为基本上处于同一个起点。在这个战略性努力中，中国人的一个当然楷模就是世界级科学家钱学森。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科学界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所谓现代科学技术的跟踪和发展中，并且主要固守于传统科学思维方式，没有真正注意到，西方发达国家大约50多年前就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在开辟科学发展新道路，自觉、不自觉地在奠基未来科学新范式，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中许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情有独钟。上面列举的一些学科几乎都是西方科学家开创的。当然，钱学森在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领域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的科学哲学界对此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十五”计划已经把“复杂性科学”列为战略性重大创新领域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不是孤立过程，而是与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和思想文化发展内在必然性密切相关。科学的发展更多地溶入了文化因素，历史进程涌现出的文化思潮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渊源于华夏传统文化基因）成为上述新学科和新科学范式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动力，反过来也会引起未来哲学思想和群体思维的突破和创新。

上述方面的深刻变化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因此，21世纪将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也将体现在哲学和宗教思想、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和个人价值观、科学的世界图景等诸多方面。

可以这样说，东方思想、学术和文化是建筑师，西方文化（包括近、现代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是结构工程师，他们携手合作才能为人类建起一个安身立命于现在和未来的天堂建筑。没有建筑师在场，不能任由结构工程师乱来。

中华民族只有勇敢地面对世界，掌握未来世界文化和科技制高点，才能真正实现崛起，成功贯彻毛泽东主席对中国人的教诲：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而中华民族是否能够掌握未来世界文化和科技制高点最关键的环节是人才培养，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其核心是实现高端人才培养的文化性、全面性、战略性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