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大业 一半贞观 隋炀帝的幸与不幸

《望野》 杨 广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

隋炀帝这首诗触景生情，“消魂”借取于南朝诗人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两句，足见他对汉文化的熟稔和向往。

从现存的文章诗稿看来，杨广绝对算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甚至连李世民都称赞：“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处事何其反也？”

这么好的诗之所以知者甚少，多半是后世偏给了隋炀帝一个“桀纣”的恶名。真实的历史是否如此？则要从他是否弑父杀兄说起。

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称帝的时候，立杨勇为太子，杨广只是晋王。

其时，太子杨勇获得了关陇集团中多个力量的支持：包括高颖高颍、虞庆则为代表的关陇旧勋；太子妃元氏和宇文家族；隋皇室诸王；京兆韦氏、陇西李氏、河东柳氏、弘农杨氏等望族，因而成为隋帝国中央的第二个核心。

开皇五年冬至，大兴城内发生了朝臣“集贺东宫”的僭越事件，次年洛阳又有个叫高德的人公开表态，要求隋文帝退位，让太子杨勇继位。

这些都让隋文帝深感不安，他试图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警告关陇集团中的反对派，通过限制东宫权力来减弱太子勇的威望，但适得其反的是，在杀掉王谊之后，东宫和反对派阵营结合的更加紧密了。

 开皇八年，隋文帝任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和越国公杨素为行军大元帅开始伐陈，势如破竹，一年功成。

晋王广以扬州大总管的身份经略江南，变铁腕镇压为安抚，大量笼络启用江左士子。

被新近启用的这些江左名流包括：南朝梁明帝后裔萧瑀、孝明帝孙萧铣，虞世基，我们所熟悉的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大书法家褚遂良的父亲褚亮等一批贵族精英。

特别是启用萧铣之后，晋王广几天就赢得了数万人的归附。

经略江南十年，在关陇集团、山东集团之后，第三个政治集团进入了隋的政治舞台，悄然改变了原有的平衡。

建造隋文帝所向往的文治帝国的密码，居然掌握在晋王广手中。

也许他认为，晋王广比太子杨勇更有决心和实力对抗关陇集团势力、推进隋帝国去鲜卑化的改革进程。

至此，太子勇的地位岌岌可危。

其间，晋王广迎娶兰陵萧氏为妃。兰陵萧氏开基于东海郡兰陵县的望族，初次兴起是源于西汉宣帝时期的大臣太子太傅萧望。后东晋南渡江左，是中国古代顶级门阀之一，因而晋王广得到了一大批江左贵族集团的拥护。

对此，隋文帝也十分满意。

太子勇处理家务事，远不如他的弟弟有政治智慧。

他非常偏爱的云妃不过是被北魏所灭的匈奴夏宗室赫连氏之后，为此居然气死了出身鲜卑皇室独孤氏的太子妃元氏。作为太子勇的母亲，独孤皇后认定是他与云妃合谋害死元妃。

皇后的震怒，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开皇二十年，经过缜密准备，隋文帝终于易储，废太子勇为庶人，改立晋王广为太子，册封萧妃为太子妃。

杨勇、杨广兄弟的太子位之争，其背后则是坚持或者放弃关中本位政策之争，是强大后者弱化关陇集团势力之争，同时也是北周、北齐和南陈所遗存的三股政治暗流在隋帝国政治舞台上的角力。

关陇集团势力暂时被边缘化，隋文帝和杨广父子如愿以偿，看似赢了——战利品不过是未来隋帝国十八年江山。

下面，隋史上最大的谜团开始了。 

 对于太子广弑君父的指控最早见于《资治通鉴》所引《大业略记》的记载：“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而高祖暴崩。”

很显然，《大业略记》所载是不可全信的。

要知道，在《隋书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里关于“调戏未遂”之后的事情，当事人是这么说的：“太子遣张衡入寝殿，遂令夫人及后宫同侍疾者，并出就别室。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

隋出于魏、周，胡人“父死妻母、兄死妻嫂”本是常例，何况身为太子的杨广和权臣杨素已经控制了宫廷和朝局，实在没有必要冒弑君的风险。

再看被指控为弑君执行人的张衡，他死后，唐高祖李渊对其不薄，“赠大将军、南阳郡公，谥曰忠”。

如果张衡真的弑君，唐高祖还为他平反，等于是鼓励大唐的太子及诸王幕府同样炮制，可见张衡弑君说不可足信。

真实的情况大致是，独孤皇后薨逝后，隋文帝则沉溺于后宫，导致健康出现严重问题，只得将政务尽付太子，归于仁寿宫休养，最终病死。

至于后世关于杨广弑父的各种版本的说辞，并不起于当时，而是后世，包括唐朝的建立者对隋炀帝的抹黑。

新朝取代旧朝，必然要制造出若干合法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旧朝末世之主妖魔化，这一特点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夏桀宠妹喜失朝，殷纣宠妲己亡国和周幽王宠褒姒丧邦，这类故事如出一辙，惊人的雷同自然降低了可信度。

太子广即位，即隋炀帝，改元大业，立即矫文帝诏，赐杨勇死。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隋炀帝继位后，做的第一件事，竟然也是营建新的宫室，打造新的政治中心。无论是他父亲修建大兴城，还是他修建东都洛阳，都是致力于摆脱、甚至制衡关陇集团势力的作为。

在这一点上，隋炀帝比他的父皇走的更快、更远。

彼时的长安乃国家重地，天子宫禁所在，是西魏以来关陇集团的根脉所系，大小官僚门阀盘根错节，始终在这片土地上积蓄能量。

更重要的是，自西魏到北周以来，关中本位政策一直是国家战略，但拓跋宏和隋文帝都看到了更为先进的文明维度，正如当年建设周礼的周公旦一样，他们需要一个长治久安、繁华富庶的国家。

隋炀帝更是近距离的看到并倾倒于江左汉人社会的文明里——要知道他本就是一位才华横溢、具有艺术气质的诗人。

隋炀帝希望营造东都洛阳，脱壳于关陇，并利用山东集团和江左集团反制关陇，只有这样，才能碾碎阻挡他构建文治帝国道路上的绊脚石。

不能说隋炀帝没有汲取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的教训，他也并不敢玩迁都洛阳的游戏，仅仅是再造一个东都洛阳，谋求与长安达成一种平衡。

另一个办法是开边衅，通过与林邑、吐谷浑和高句丽的战争逐步减损消耗关陇势力。

此外，隋炀帝也诛戮陈旧势力，先后以各种罪名将高颎等关陇贵族处死；他也改良科举制度，打开寒门士子向上的流动通道；他修建大运河和广通渠，使长安可以通过漕运联系山东、江左地区……

隋炀帝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假以时间使关陇集团急剧边缘化，从而在无冲突、不流血的过程中完成改革，就像随后贞观到武周的政治作为一样。

单项看以上举措，似乎都是没有错的，非但无错，而且看起来都是“圣君”之举，但如果这些政治措施在同一时间齐头并进，就等于将所有的既得利益者推向对立面。

直到隋炀帝废除了九等爵，只保留虚化的“王、公、侯”爵的时候，就等于彻底切断了关陇集团下一代子弟通过袭爵而出身，继承权力的机会，这是对隋政权严重的撕裂，最终导致其身死国灭。

大兴土木，营造宫室，开挖运河，造成了山东地区的空前压力，民变首先在这里出现了。

大业七年（611年），山东邹平铁匠王薄发动首义；同年，山东平原刘霸道、河北漳南孙安祖、北景脩人高士达相继起义；在这个过程中，关陇集团这支军事力量保持了“理所当然”的沉默。

于是，大业九年，大规模民变遍布山东、河北，民变力量发展到百余支，人数百万，几成燎原之势。

在隋炀帝第二次出征高句丽之际，关陇集团才解除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不过，不是镇反，而是造反。

时谶：“李氏当兴”。

去除迷信的成分，谶语可被视为一种隐晦的共识。隋炀帝因为这句话，果断诛杀了开国勋臣郕国公李穆之子李浑，并且对“八柱国”李虎、李弼之后李渊和李密高度戒备。

但按照二李当时的影响力，还不足以被关陇集团选作代言人。

第一代言人是出身弘农杨氏——越国公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凭借其父的威望，李密成为核心参与者，其他如韩世谔、斛斯政、李子雄等也都参与发难。

李密给杨玄感献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袭涿郡，目的是困隋炀帝于关外；

中策是克长安，占据关中形成对峙；

下策是打洛阳。

杨玄感果断的选择了下策，最终也果断的兵败身死，关陇集团的A计划就此终结。

没关系，B计划随即启动。

大业十三年，唐公李渊以“匡复隋室”的名义正式起兵。他比杨玄感聪明的地方在于没有打乱仗，而是直驱关中，力克长安城。

这也是李密呈献给杨玄感三策中的中策，其精妙之处在于，掌控关陇集团的根脉，就控制了在隋炀帝身边的属于关陇势力的骁果军。

这个事情搞的非常顺利。

起兵五个月后，李渊就攻陷长安，立隋炀帝之孙杨侑为帝，即隋恭帝，改元义宁。而后，李渊假隋恭帝进封自己为唐王，完全控制了关中局势。

此时，群雄割据之势已成：杜伏威破隋陈棱称总管；窦建德称长乐王；余圆朗称琅琊王；卢明月称无上王；梁师都据称梁帝；刘武周称永乐王。薛举起兵称西秦霸王，旋改称秦帝；李轨称河西大凉王……

而李密也成功加入了瓦岗军，并夺取了这支山东豪杰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称魏公。

身陷江都（今江苏扬州）的隋炀帝鞭长莫及，望江兴叹，也许就在此时此地，隋炀帝写下了如此的句章。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

他之所以放弃长安和洛阳，逃到南方，大致有这样几方面考虑：

一是北方以李渊代表的关陇集团和李密所统领的山东集团全部反叛；

二是灭陈之际，他在江南经营十年，并取得了江左集团的拥护；

三是随时做好划江而治，重回南北朝的打算。

但他不大清楚他贴身的骁果军的想法。

这是支由关陇集团虎贲郎将司马德戡、拓跋皇族统领的禁军，由于都是关陇子弟，在长安沦陷后，军将更为思念家乡，加之担心隋炀帝对关陇子弟失去信任，借助江左军事力量对其进行绞杀，因而司马德戡等推宇文化及为首，煽动叛乱。

大业十四年三月初十，叛军突袭击败了江左军事力量，进宫生擒隋炀帝。

其实，隋炀帝早就做好了身死国灭的准备。

《资治通鉴》载，一日，隋炀帝照镜子时说：“好头颈，谁当斫之。”

自知命不长久的他，甚至安排宫人准备好毒酒，并吩咐，“若有贼至，汝曹当先饮之，然后我饮。”

使用“贼至”一词，隋炀帝应该是防备自己落入民军之手受辱，却万没想到是自己的禁军。

他至死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哪里有什么农民起义，舞刀弄枪的都是以各门阀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要他命的根本不是什么刘霸道们，而是关陇豪强。

而今，叛军当着隋炀帝的面，斩杀了他十二岁的小儿子赵王杨杲，而后准备弑君，此时的隋炀帝倒是显示出圣主的威严，大喝一声：“诸侯血入地，尚大旱，况天子乎！”

死，和生一样，隋炀帝都要保持一个皇帝的尊严，一个可汗的尊严。

奈何持鸩酒的宫人早已无踪，隋炀帝只得解下身上的丝带，任关陇叛军绞杀。讽刺的是，隋文帝、隋炀帝都死了，但这对父子立志想摧毁的那个集团却还活着。

无论是造东都，还是开运河；无论是战突厥，还是征高丽；

无论是开科举，还是任南士；无论是去关陇，还是借山东；

杨氏父子所做的，都是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亲戚家的孩子李世民也做了同样的事，不同之处就在处理“关陇”二字的微妙差别，于是派生出大相径庭的两个结局。

沉痛的那个叫大业，繁华的那个叫贞观。

两个月后，隋炀帝被弑的消息传到长安， 唐王李渊逼宫借禅于隋恭帝，取国号唐，建元武德，是为唐高祖。

好吧，无论如何，一个传奇的时代终于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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