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曾经令无数人梦中牵挂并流连忘返。晋朝陶渊明曾荷锄赏菊，悠然南山下。唐代杜甫曾在大雨瓢泼的夜晚，眼看茅草屋被大风吹翻，呼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更成为千古绝唱。近年来，我国农业出现了新问题、新挑战，如城乡二元结构、农业发展动力不足、农民收入偏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环境污染等，为此乡村振兴随之开启。 2018年9月我国发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12月23日，中国首个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发布，浙江省湖州市成为首个乡村振兴发展指数评估的样本。首个乡村振兴发展指数以“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值，包括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方面，由5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34个三级指标构成，逐步探索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乡村振兴评价体系。例如，产业兴旺就包括了农业发展、产业融合、城乡融合3个二级指标，其中又包含农业机械化、粮食生产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用水效率、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城乡二元经济8个三级指标。 2020年，我国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各地区各部门乡村振兴的思路举措得以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如期实现。到2022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将初步健全。到2035年，我国乡村振兴将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农业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农民就业质量显著提高，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乡风文明达到新高度，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基本实现。到2050年，我国将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将全面实现。 从2020中国乡村振兴百佳示范县市”榜单来看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位列前十。在“美丽经济”助力下，临潼区乡村产业愈发兴旺，人居环境愈发美丽，荣登“2020中国乡村振兴百佳示范县市”榜首，拥有土地面积5643亩的宋家村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代王街办，近年来，本着企业投资，村民参与入股为主体，合作打造田园综合体，带动村民脱贫致富宋家村葡萄产业一炮打响。   《乡村振兴蓝皮书（2020）》显示：十年来，我国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指数得分最高，西部地区指数增速最快。城市方面，中国GDP前100城市的乡村振兴指数居最前列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此外，北京、天津及中部地区的郑州、长沙，西部的成都也在乡村振兴领域居于前列，像是成都，早就开展城乡统筹探索，在这个领域是走得比较靠前的。其中以“温氏股份：'公司+农户’为代表的参与乡村振兴新模式入选典型案例之一。温氏创造出的紧密型“公司+农户（家庭农场）”合作模式，将广大农民朋友纳入到公司产业链条、共建共享体系之中，带动当地村民发展畜牧养殖业，助力富民兴村产业发展。“温氏模式”的成功探索与实践，为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2021年2月25日我国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成立，随后我国各省、市、区、县乡村振兴局相继成立，在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以后，“三农”工作重心转向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相应机构便调整诞生。 乡村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是我国富强的基础，是数亿家庭生活生产和日常居住的地方，是祖祖辈辈的根基和文化之源。乡村振兴是中华文明之源、是国家强盛之根。从经济学角度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外压力，其核心除了技术创新外，关键还是不断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继续“促增量稳存量”。多年以来以来，我们虽然在“三农”、城乡关系调整、减贫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乡村相比过去有很大发展，但实现全面乡村振兴，仍面临许多挑战。一方面，是土地要素自由流转以及增值收益与分配公平性问题。即在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所暴露出来的土地征占规模过大，承包、流转及使用不够规范化、制度化，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不合理，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利益受损问题。另一方面，新的数字经济为此提供了可能性，而且提供了城乡融合的多种城镇化道路的经济基础。数字化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发展思路，能够帮助克服乡村振兴的两大挑战，弥合城乡发展的鸿沟，为实现新的城乡关系转型提供动力。总之，把握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富村兴业或将走出一条以认知升级、科技创新和数据驱动、城乡融合为一体的乡村经济新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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