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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人口只有500万北欧国家，曾经因手机巨头诺基亚闻名遐迩。然而，在诺基亚帝国轰然倒塌之后，芬兰并没有从世界经济版图上消失，通力（Kone）电梯以及《愤怒的小鸟》和《部落冲突》等风靡全球。在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2017-2018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芬兰排名最具创新力的经济第四（前三位分别是瑞士、美国、以色列，德国排名第五），是世界公认的“创新型”国家。 芬兰之惊艳非始自今日，而是经历了一段艰难却十分成功的模式转型。 芬兰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工业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建立在森林基础上的木材加工、造纸和林业机械制造业为经济支柱，并迅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芬兰单一支柱产业的矛盾开始显现，尤其是1990年代初期，芬兰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1990年下半年，芬兰的GDP出现高达10%的负增长，失业率也从3.5%猛升至20%。 为应对经济衰退和危机，芬兰不得不致力于变革和创新，向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型，从“以资源为基础”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依靠“绿色金矿”（森林资源）向开发“灰色金矿”（智力资源）转变。 芬兰的创新策略很快就获得成功。芬兰经济1993年开始复苏，1994－2000年经济年均增长5%以上，是欧盟其他国家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除了传统的木材加工、冶金、机械制造等产业外，新兴的电子信息技术、化工、生物、能源与环保等产业逐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者弗里曼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NIS）理论。国家创新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功能是配置创新资源，协调国家的创新活动。 芬兰是全球首个将国家创新系统框架应用于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政策的国家。1992年，芬兰内阁经济政策委员会把发展国家创新系统确定为芬兰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1993年，国家创新系统成为芬兰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成为制定创新政策的基本框架。 芬兰的国家创新系统自上而下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级是顶层机构：科学与技术政策理事会是芬兰国家创新系统中的战略性行为主体，由议会、内阁、科学与技术政策理事会组成，为部长、企业、投资组织、联合会、大学和政府官员提供了政策讨论平台。 第二层级是政策解析与描述机构：由教育部、贸易和工业部、贸易促进委员会组成，负责创新政策的抽象的战略、政策与理念转化为可实施的措施与条款。 第三层级是政策落实及执行部门：包括政策协调与指导机构（政府资金设立的专项政策执行部门）、研发创新执行机构（企业、科研机构等）、知识与技术转移机构（企业、科技园区、孵化器等）、产品供应与服务供应机构（风险投资、企业、银行、地方政府等）， 三个层级分工协作，使得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创新体系工作严密高效，将整个芬兰建设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家孵化器”。这其中，Tekes（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Sitra（芬兰科技创新基金会）、VTT（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被芬兰企业称为站在几万家创业企业的背后的三大巨人，堪称芬兰国家创新体系中将创新创意转化为国家创新竞争力的最重要机制创新。  Tekes每年投入6亿欧元支持2100个项目的创新，资金来源于芬兰就业与经济部。Tekes青睐于那些极具创新但同时充满风险的项目和初创公司，选中的公司每年会得到Tekes从50万到200万欧元的无偿资助，帮助他们实现迅速成长。Tekes的理念是政府要承担最大的风险，把企业孵化出来，虽然Tekes选择的研发项目中存在30%的失败率，但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两年之后，如果Tekes选择的小企业成长起来了，政府会退出，这也是政府投入的表现。 Sitra成立于1967年，主要给企业的正常运转提供贷款，是芬兰国会监管下的独立性公共基金会，致力于促进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和种子项目的融资，还参与部分国家科技战略的研究和制订工作。Sitra目前成为芬兰最大的风险投资者，同时也是催生新创意的思想库。它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主要采用综合性计划和初创融资服务两种方式进行。 VTT建立于1942年，是北欧地区最大的综合研究机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数字信息系统、能源和纸业、建筑业和通讯业等。除自身接受委托进行新技术的开发工作外，VTT还与其他学术机构和企业签署合作开发合同，为后者提供专业咨询、项目测试、认证等服务。在芬兰科技创新产业链中，基础研究主要依靠大学和科研机构，公司负责进行产品生产，而VTT则扮演连接两者的中间人角色，进行项目应用研究。根据相关调查，与VTT进行合作的公司中，60%认为VTT帮他们提高了竞争力，84%的合作者已经或在未来三年内可通过与VTT合作的项目获利。 由于小规模的国内市场不足以支撑芬兰产业发展的需求，芬兰一贯重视通过开放合作开拓国际市场，这对于芬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便利的国际化人才流动机制 芬兰拥有特殊的立法，允许对高收入的外国人免税，有效促进了国际企业的雇员向芬兰转移。此外，随着芬兰自身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芬兰高校实行英语教学，也在某种程度上吸引了大量留学生，即潜在的国际人才前往该国。 芬兰广纳国际人才的同时，也鼓励本国雇员在海外工作，尤其是开展与研发相关的工作。以芬兰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电子产业与森林产业为例，林业部门海外雇员数占其员工总人数的比重超过了50%，而电子信息行业的芬兰企业在海外建立了众多的研发分支和区域总部。 （二）以国际化为导向的创新政策设计 芬兰在制定国家科技计划的过程中，不仅强调国内的产学研合作，同时对外开放，鼓励外国成员的参与。例如，虽然Tekes资助的项目是由芬兰就业与经济部无偿提供资金来源，但每年资助的项目中，约40%属于国际合作目。 （三）积极参与多边科技创新创业项目 在创新与研发的活动中，芬兰参与泛欧洲的合作也越来越多。芬兰参与了一系列欧盟的研发项目，包括EUREKA(一个以市场为导向、服务于产业研发的泛欧洲合作网络)、COST(科学与技术研究欧洲合作)、ESA(欧洲孔间距)、NI(北欧产业基金)、IRC(创新接力中心)等。Tekes制定的核聚变计划也是配合国际热核实验堆(ITER)项目建设而启动的国家技术计划。 在欧洲范围之外，芬兰也越来越重视与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的合作。 （四）积极建设双向开放的创新资源合作网络 以中国为例，芬兰在中国上海创建的芬兰创新中心成为芬兰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桥梁。与此同时，中关村发展集团、太库科技、海尔海创汇、济南高新区生命科学城发展中心等在近年来纷纷加快与芬兰创新资源的链接与合作。 创新需要治理。芬兰的转型经验表明，国家创新能力是可以塑造和培养的。芬兰转型经验回归了创新的基本命题：创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决定创新成功与否的一个根本因素就是是否拥有能够支撑、推进和开展创新的组织、制度环境。在创新全球化时代，创新不再是单个企业的行为，而是不同创新主体构成的创新网络，这种创新网络不仅仅是要素的高度聚集，更要求建立能够促进要素高效流动的机制通道，尤其在当前创新全球化与经贸逆全球化并存的时期，如何构建开放型创新经济将是未来区域、乃至国家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本文版权归长城战略咨询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原文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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