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留在记忆中的新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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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记忆中的新大街

吴海波

新大街   摄影：易家镜

      上了岁数的安陆城关老人，把碧涢路西段叫做新大街或者新街上，仿佛叫惯了子女的乳名，更显得亲切自然，不习惯叫碧涢路这个后来的街名。随着建设和发展，新大街原有的一些单位和地方渐渐消失或萎缩，很多只留在岁数大些人的记忆当中了。

      新大街是相对于中山街、南大街这些老街而言的，何时修建的我也不清楚。打我记事起，新大街就是一条东西贯穿的石子路，有汽车驰过便是一股灰尘。新大街最初东起汉丹公路，也就是现在外贸公司红绿灯路口，西至府河边。现在汉丹公路以东碧涢路都是后来延伸的，其长度和宽度都超过了原来新大街。

80年代的新大街   摄影：易家镜

       新大街除去两边行人道，路中间是四车道。听说开始兴建时，有人提出建六车道，但领导们考虑到占地过多，又未料到社会发展这么快，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过相比中山街、南大街窄窄的石条路，新大街算是十分宽阔了。

90年代的新大街   摄影：易家镜

       新大街由石子路改为沥青路，大约是1968年，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那时还小，穿着短裤、背心，趿着拖鞋看热闹。大热的天，太阳晒得人生痛，一台不大的半机械式沥青燃烧搅拌机，靠人工搅拌，然后倒向地面，再由人工拉着巨大的水泥石滚压平。天热口渴，施工的人们就近在水井用木桶打起井水解渴。记得负责施工的人叫付天印，是南大街上的人，在建筑公司工作，高个子皮肤黑嗓门大，烟瘾也很大，是当时社会上的能人。但不知道这应该属于公路工程方面的工作，怎么让他这个建筑公司的人去负责施工技术？刚铺好的沥青路面是粗颗粒石子，软软的粘性大，我们跑上去没走两步，拖鞋就被粘住了。因为当时的沥青质量低下，冬天路面硬，夏天路面软。夏天骑自行车在新大街行走，自行车轮胎被粘发出兹兹的声音，人骑车也费劲一些。行人穿凉鞋在上面走，也常常被粘住。因此，很多人夏天不走沥青路，走两边的人行道，避免凉鞋被粘住。但铺了沥青路的好处是，下雨走在新大街，鞋上再没有黄泥巴了。现在，新大街铺的高等级沥青，平整软硬适中，没有以前那些弊端，行走在上面舒服多了。

70年代的新大街    摄影：易家镜

      新大街上有一家餐馆，名叫三八餐馆。为什么起名为三八餐馆，不清楚。三八餐馆是当时安陆最大、档次最高的餐馆，隶属于县饮食服务公司，位于前进街和新大街十字路口东侧，西邻的是副食品公司商店。三八餐馆是平房，大门墙上头有一颗红五角星，面积很大，通间，内设的客座是摆满的四方桌和长板凳，桌上放有粗竹筒插的竹筷子。三八餐馆经营炸油条、炸油饼、小炒和承接聚餐等，购买食物是要交粮票的。那时人们收入低手中无钱，没见谁家去过三八餐馆聚歺。家中来了客人，都是在自已家中炒菜待客。公家那时也不兴在餐馆招待客人，出公差的人都到招待所住宿、就餐。谁家来客了，到三八餐馆去炒个菜就是天大的奢侈。人们说，到三八餐馆去请你吃饭，那是最高礼遇。去三八餐馆吃饭也是人们的奢侈愿望。我们从小上学，路过三八餐馆附近，闻到里面炸油条、炸油饼传出的香味，心里就馋馋的。

上世纪70年代三八餐馆门前的游行队伍   摄影：易家镜

       有一年我和同学刘泽敏、王龙到陈少平同学家中"开音乐演奏会“，演奏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狱警传"那一段，闹得兴奋时，陈少平家里对面住的潘三姐来了。潘三姐见我们闹得热闹，一高兴就说请我们去三八餐馆吃素肉下面。我们以前都没有进过三八餐馆，自然是十分欢喜。潘三姐在三八餐馆工作，具体工作是开票。我们随潘三姐去了三八餐馆，她给我们每人买了一碗素肉下碱面。那素肉下碱面真是香，至今想起来仍是口留余香，幸福满满的。我参加工作后，也吃过不少宴席，总感觉猪肉没有以前三八餐馆的素肉香。就是后来我去北京钓鱼台宾馆赴宴，也吃不出当年三八餐馆那碗素肉下碱面的香味和幸福感。后来有人说三八餐馆的肉香奥秘是因为放了猪油和味精等调味品，而这些东西在当时普通百姓家里是难得见到的。遗憾的是现在看不到三八餐馆了。三八餐馆原址建的太白酒楼，是我婚宴举办的地方，太白酒楼现在也无影无踪了。

80年代新大街上一度红火的太白酒楼  摄影：易家镜

         三八餐馆东面的城关缝纫社，当时规模挺大的，是我小时最喜欢去的地方，但一年也只能去一次做衣服，现在也不在了。小时候过春节，大人们要给小伢们做过年穿的新衣服，因此大人们拿着平时买好的布料，带着我们去城关缝纫社做衣服。我有两个同学的妈妈在那工作，我妈跟她们也熟，找过她们裁剪过衣服，一来是可以快点，二来是尽量合理截剪不浪费布料，省下来的布做个什么袖套之类的，剩下的布头就带回去以后补衣服。每次去做衣服裤子，总听到我妈跟裁缝师傅说:把伢的裤子脚放长点，衣服也稍微放大一点，小伢长得快，不然明年就穿不得了。新做的裤子脚长了，就把裤脚往里招上用线缝上，第二年个子长高了就把内招的裤脚放下来，再长高了裤脚倒是不短，但屁股长大了，裤裆又小了。

         记得有一年家里买了一台缝纫机，缝补衣物就不再花钱到外面去了。我看见大人们用缝纫机缝补衣物很有意思，也偷偷摸摸趁大人不在家学过。开始脚踩踏板不顺走，一搞就踩反了方向，结果弄断了两根针。不过后来学会了。我给自已一条裤子两边膝盖一边补了一大块，整整齐齐的，走的线比较直比较好看，穿到学校去还有股自豪感。这种缝补的衣服在那个年代还算是一种时髦，用现代观念看是一种朴素的美感。后来，家里就不怕我把缝纫机搞坏，就不管我了。

70年代新大街的棉布商店  摄影：易家镜

       新大街西端的废品回收公司和对面的中药材公司，是我小时侯去得最多的地方。小时候，大人们不怎么管我们，于是我们到处去寻破铜烂铁、旧铝废牙膏皮等东西，拿去废品回收公司卖钱。废品回收公司对面的中药村公司，我们则将收集的藕节、陈皮、杏仁、乌龟壳、甲鱼壳、鸡内金等拿去卖。那时，乌龟、甲鱼不算正经鱼类，上不了正席，谁家或者餐馆买了乌龟甲鱼，壳子是不要的，我们便捡去卖。对于出售废品所得，大人们不收走，作为我们的私房钱留用，这就大大激发了我们的积极性。记得我读小学时，随父母搬到前进街和新大街十字路口的副食商店二楼暂住。这个二楼原来安装的是一台电力公司的变压器和有关仪表。电力公司把变电器从室内迁到室外安装后，木楼板上留下了好多短电线头，里面都是铜芯。我把这些电线头扫拢，拿到外面一烧，敲去烧焦的塑料，把铜芯拿到废品回收公司卖了好几块钱，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发了一笔小财。

       废品回收公司和中药材公司，不仅是我常去的地方，小伙伴们也是常常光顾。小学的同学MD和SD，将进入他们院子的流浪野狗打死了，肉分给大家吃了，狗皮拿到土产公司卖了。狗肾拿到中药材公司卖了。狗肾是学名，按其形状又被民间称为连三件，可以入药，当时可以卖好几角钱。前些时谈到儿时糗事，半腹经纶说MD和SD其实没有将连三件卖了，而是他们煮得吃了，并以他们现在还是满头乌发为证，说明吃啥补啥，他们从小底子打得好。说到这里，可能爱狗人士十分痛恨。其实，大可不必。社会文明是发展进步的，因为那时经济不发达，又是"文革”之中，小伢们也不知野生动物保护法，所以不必以现在的人文理念去苛求几十年前的小伢们。

        新大街与前进街十字路口的工农兵照像馆，是留下无数人青春记忆的地方。那时，照像不普及，安陆城关没几家照像馆，工农兵照像馆技术高名声大，又是国营单位，因此一般人照像都到工农兵照像馆。照像的师傅瘦瘦的，名字忘记了。1969年，我外婆家照全家福，一共29人，胸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捧着红宝书，就是到工农兵照像馆照的。现在，照片上好多人都作古了，但照片留下了他们曾经英俊健康的身影，供后人们怀念。

      我在读高中时，入选安一中足球队。那年冬天，球队给我们发了队服，一套夏短装，一套秋长装和一双球鞋、一双足球长袜。领到队服，我们高兴不已，4名同学立即跑到工农兵照馆去照像留念。大冬天的，2名同学穿的夏装，2名同学穿的秋装照了合影，牙齿冻得打颤，脸上和心里却象春天一般。回望过去，青春不再有，工农兵照像馆也不再有了。

吴海波（后右）与同学们在工农兵照相馆合影    图片吴海波提供

       新大街县政府东边的人民银行，我也去过好些次，去那儿是把我每次在学校放假时做小工赚的钱存起来。那时，银行没有象现在按专业银行分得这么细，县政府东边的人民银行是最大的一家。读中学和高中放假时，我去过一些单位做过小工。记得去药厂包过午时茶砖，去微生物站洗过菌种瓶子，去砖瓦厂用板车拉过坯砖。在药厂包药和微生物站洗瓶子，每天0.8元工钱。在砖瓦厂用板车拉坯砖计件，赚钱多些。一人一辆板车，从制坯机上把制好的砖坯拉到远远的凉晒场架好，一般是夏天晚上去干，凉快些。拉砖坯最累，也容易犯困。记得拉砖坯时，我们班长罗三哥也在那儿干过。因为拉砖坯太累了，我没有干多长时间就没干了，吃不消。

       做小工最狗血的是在东门储运粮库装粮包。在仓库高高的粮堆上，用麻袋把稻谷装满，然后沿着木跳板把装满稻谷的麻袋背下来，过秤打包缝口。用锹往麻袋装稻谷的都是些中年妇女，背麻袋的大都是男人。有一天，一位背麻袋的男人对装麻袋的女人们说了一句不满的玩笑话。结果那位装麻袋的妇女说：搞邪了，姐妹们把这个家伙捉起来，把他的裤子脱了它！话音一落，一群妇女把那个男子围起按在谷堆中，拉的拉腿，拉的拉手，另外有妇女把男人的裤子脱了，并捧了一些稻谷撒在男人的裤子里和下身，然后一轰而散。男人站起来抖抖裤子里和身上的稻谷，口里说：这群堂客好坏呀，惹不得！看到这个场面，让我目瞪口呆，平时在学校我跟女生说话都脸红，看到这粗犷狗血的场面傻掉了，寻思世上还有这样的事？此后，我背麻袋就离那些嘴欠的男人远一点，怕沾了火星，被泼辣的妇女们听误了，按在谷堆脱了裤子就拐了。前些时，我清理抽屉的旧证照，发现了我当初在人民银行存款的老存折，上面好像还有几块钱。于是我就想起了这些往事。

后排右一为作者吴海波父亲年轻时     图片吴海波提供

        位于新大街中端的新华书店，是我小时候消费花钱最多的地方，我做小工赚的钱大都消费到新华书店了。在那儿最初是买连环画，后来是买鲁迅的书，再后来是买美术字和诗歌书。鲁迅的书尤其是杂文，很多当时都搞不懂，读起来觉得晦涩，长大了以后才慢慢稍微懂了些。读了一些书，当初想当个诗人，可以说新华书店是促成我诞生当诗人梦的地方。遗憾的是以后为文，只是当作了敲开走向行政大门的一块砖，结果是一事无成，也无能拿上台面诗作可言。

七十年代的新华书店   摄影：易家镜

        前天晚上，我去新大街新营业的新华书店楼上楼下瞅了瞅，虽然面积不大，环境还是安静的，有供读者坐下看书的桌椅，楼上还专门设有特供孩子们阅读的区域，联想到我们小时侯拿牙膏皮子去换钱后，坐在前进街口小人书摊小板凳上看书的情景，真是天地之别。我在想，能在趋利日益严重的今天，新大街还能保存这个铜味淡乏的读书地方，实在是件快事。

        德安理发厅曾是安陆城关最大的理发厅，也位于新大街上。德安理发厅是随着改革开放而一时兴旺。以前男人理个平头，女人打个辫子或是剪个短发。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南风吹来，人们对发型美的追求也不断提高。男人留大头，女人烫卷发留个爆炸头。老辈人形容是男人蓄猪头，女人蓄狮子头。这期间德安理发厅最为有名的是徐三、雪娥和王六、曾三两对夫妻，他们以身示范变化发型，引领着安陆城关发型新潮流。但好景不久，随着遍地开花的美发厅开办，德安理发厅日益萎缩。但在德安理发厅日益萎缩之前，有一名女理发师成功突围。

前排左一为作者吴海波母亲年轻时    图片吴海波提供

       在那时，县政府机关有一个理发室，是属于行管局下属编制的。大院的机关干部发票在理发室凭票理发。由于只有一名理发师傅，因此理发常常要排队，特别是到春节时就更不用提了。每到春节，县政府领导工作特别忙，除去日常工作以外，还要下乡、下工厂慰问基层工人和农民，因此白天难以挤出时间理发。有一位德安理发厅有名的女理发师得知后，利用晚上时间去主要领导家里给领导理发，解决领导春节无时间理发问题。这一拍两好的事，自然得到了主要领导欢迎。腊月二十八晚上，女理发师去主要领导家里，给主要领导理了发。快过年了，主要领导不能让女理发师白忙活，便回赠了一条红塔山香烟。女理发师高兴离去。以后，女理发师常常去主要领导家里理发，关系就熟络了。后来，女理发师打听到县政府机关理发室要增加人手，便自荐，自然是水到渠成，身份便由德安理发厅大集体用工，变为了行管局下属的全民所有制职工了。当德安理发厅萎缩到不能自理时，该女理发师已是在稳吃皇粮了。近些时，我傍晚散步常常经过德安理发厅旧址，原偌大的厅堂只剩下目前一米宽余的门面，一个瘦老头坐在里面守着，孤怜怜的望着外面，希望有顾客光临。

      在我小的时候，新大街有两段长长的围墙，一段是政府大门西侧至前进街十字路口工农兵照像馆的临街围墙，还有一段是县医院向西至展览馆的临街围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两段围墙成了粘贴大字报最集中最热闹的地方，一则是因为地处县政府这个敏感的地方，有点类似北京的红墙；二则是新大街宽阔，这些围墙可以充分利用，无人干涉。于是每天不少人到这个地方粘贴和看大字报，造反派晚上牵了电线电灯泡供人们看。后来为了防下雨把大字报淋湿了，还专门搭了芦苇席子阅报栏。我也经常去看热闹，看到不少大字报上李子润、程克立、刘素华的名字上打上了大ⅩⅩ。本来我是不知道这些领导的名字的，看了大字报就晓得了。看了大字报，我知道了安陆县两大造反派组织：安联司、钢工总，也知道了安陆县造反派有名的头头是杨闯、魏波、詹子亮。看大字报还知道了有个各种美术字写得漂亮的人叫王桃源，他还会写象顺口溜一样的诗。当然，大字报还披露了不少领导们真实或不真实的隐私。

喜剧人物怪才王桃源   摄影：易家镜

       贴、看大字报也是有名堂的，有时一张造反派的大字报刚贴出来，揭露批判某某人，但不久又有新大字报将其覆盖了，表面看上去也是一张大字报，其实是保皇派施展的策略，目的是为了保护前面大字报被批判的人。后来，发现大字报的空白处，都写有不许覆盖字样，提醒对方。阅看大字报，成了当时一些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有的夫妻还因为看了大字报观点不同，回到家里吵架闹离婚的。大字报贴了一层又一层，有人专门做起了将粘为一体的大字报撕下卷起来，去废品公司卖钱的营生。当然，这得偷偷干，不能让造反派看见了，否则就没有好果子吃。时光流逝，转眼几十年过去了，那些长长的围墙已经被高楼大厦所替代了，当年大字报栏前吊着的泛黄光灯泡，已经变成了商家闪耀夺目的霓虹灯，象一只只眼晴看着变化的新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