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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帝王三杰,除了太宗、玄宗,凭什么还有安史之乱后的他?

 西医也在学中医 2021-06-27

大唐帝王三杰,除了太宗、玄宗,凭什么还有安史之乱后的他?

2021-06-25 14:00·常棣tandy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唐宪宗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即位的。这位年轻的皇帝,为改变藩镇割据局面,敢于正视和改变不利因素,积极利用有利条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开始了扫平藩镇割据的战争,揭开了安史之乱以来唐朝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一、内政修明

唐廷要削平藩镇割据,中兴大唐帝国,必须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战争的巨大消耗。在这方面宪宗的祖父德宗皇帝已经做了一些初步工作。德宗在贞元时期,不遗余力地敛聚钱财,无论是朝廷官员献媚的上供,还是名目繁多的藩镇进奉,都一概收纳积贮。这样,德宗20年的贮财所得,为其孙宪宗皇帝实现中兴愿望提供了一定的物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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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宗这方面的贡献,《剑桥中国隋唐史》第八章评论说:

“当恢复中央权力的奠基人宪宗在805年登上皇位时,宪宗的的确确发现,他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所需要的制度手段以及财政、军事资源基本上已经具备,这应归功于德宗不事声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宪宗继位之初,继承了其祖父遗志,为平定藩镇割据继续积贮财力。

宪宗除继承德宗朝全部积贮财货之外,他还广收诸道进奉,如元和五年(810年)十一月,接收河东节度使王锷进奉30万缗;八年八月,汴州节度使韩弘进绢500匹;九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献马300匹;十四年五月,泾原节度使王潜进奉银3000两,绢帛5000匹;七月,韩弘进绢帛2.5万匹、絁3万匹、银器270件。

在平定叛镇后,他还没收其财物和产业收入入内库,如对四川刘辟、浙西李锜等,都是如此。对于宪宗热衷于聚财,朝臣中不少人颇有异议,如李绛就曾对他提出过劝谏。宪宗听后感慨地说:

“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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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宗这番话中可以看出,他聚积资财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平藩镇割据,收复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湟(即湟水,今青海东北)失地,恢复大唐的统一和繁荣昌盛的局面。

除了以上聚财办法外,其主要措施还有:

1、加强税收,广开财源

唐朝两税的征收,采取的是一分为三的办法,即上供、送使、留州。诸道往往想方设法多留赋税,减少上供部分。元和六年(811年),宰相裴垍“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观察使,仍以其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然后许征于支郡。其诸州送使额,悉变为上供”。

这样,就把诸藩镇所管支郡送使钱物变为上供,削减了地方收入,使更多的财力成为国家的削藩之资。原先赋税的征收,全都由地方州郡征收。元和六年(811年)以后,设立了江淮以南两税使、荆衡汉沔东界彭蠡以南两税使、三川两税使、山南西道两税使等机构,统辖于度支,具体负责各地两税的征收,使朝廷牢牢地掌握住了主要税种的征收权。

唐朝自大历末年经刘晏整顿财政后,“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后,收入增至“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则除盐税外,税收增加在一倍以上。到宪宗统治初期,收入还有所增加,“元和两税、酒、斛斗、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从而使朝廷掌握了大量财富,具备了讨伐叛镇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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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兴修水利,鼓励植桑种田,发展农业生产

宪宗元和时期,鼓励各地官吏大抓水利兴修,劝课农桑,如常州(今属江苏)刺史孟简奏请挖浚古孟渎,宪宗准奏,结果开渠41里,得沃田4000余顷,百姓富足。魏博节度使田弘正、郑滑观察使薛平奏请开挖古河,结果挖掘古河南北长14里,东西宽60步,深1.7丈,根除了自天宝以来当地的黄河水患,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灵武节度使李听上奏疏通境内古河道,扩大溉田千余顷。宪宗还下诏鼓励植桑,规定各州县没有种植桑树者,每亩地植桑两棵,地方官员必须亲临督促察看,并且禁止砍伐桑林,年终上表奏闻。宪宗重视发展生产,虽然是为了增加财力,以图中兴,然在客观上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却起了较积极的影响。

3、提倡节俭,严惩贪官

宪宗统治前期,非常节俭,宫中用度大大压缩,并退还四方进献的歌舞妓乐。如元和四年(809年),江南饥旱,宪宗命使南下赚济饥民说:

“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救百姓,则不计费,卿辈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他还对其他朝臣强调:“俭约之事,是我诚心,……唯当上下相勖,以保此道,似有逾滥,极言箴规,此固深期于卿等也。”

同时,他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元和四年十月,讨伐王承宗时,于皋谟、董溪为行营粮料使,两人贪污各数千贯钱,宪宗下令免官流放,后处死,其部下主要僚属也受到惩处。其后,宪宗还多次惩处贪官,维护国家法纪,整肃了官吏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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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视转运渠道的畅通,牢牢控制东南财源

唐朝政治中心在北方,安史之乱后,财赋收入主要依赖东南地区供给,因此,如何运输这一带的财赋极为重要。刘晏在代宗时对清运工作进行了不少改革,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以后韩滉、杜佑、韩洄等人做了不少工作。

宪宗时曾有多人主管过转运使得工作,其中以李巽的成绩最为突出,他在刘晏的基础上,把转运效率提高了3倍。由于李巽能从东南运输更大量的财赋到关中,加强了朝廷的经济力量,才使宪宗能制订和实施对叛镇的讨伐战略。

宪宗时的宰相李吉甫所编的《元和国计簿》记载说:“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当时全国有军队83万人,大致两户人家要负担一个兵卒的费用,负担是非常沉重的。

所以,唐朝对东南财源地的控制非常重视,努力将这一地区牢牢地置于朝廷直接领导之下。对这些地区节度使、观察使得任命,皆以儒学道德之士充任,很少任命武人,以便保证这一地区长期稳定地听命于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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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宪宗元和前期的努力,长年的日积月累,为后来大规模的平叛战争准备了充足的财货。元和七年(812年),魏博镇回归朝廷,宪宗一次从内库调发财货150万贯赏赐军卒,并说:“朕所以恶衣菲食,蓄积货财,正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

以后大举讨伐淮西、镇冀诸镇,历次调发库藏财货,总数达5361万贯匹,有力地支援了削藩战争。

二、唐宪宗削藩的谋略

宪宗平定割据藩镇的战略,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采取先近后远的战略,即先稳固邻近藩镇和东南财赋重地,而后进取河朔。

宪宗在元和元年(806年)、二年(807年),连续削平西川刘辟、夏绥杨惠琳、镇海李锜的叛乱。这样,就稳固了后方基地,并把西川、东南财赋重地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

宪宗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获得削藩的初步胜利,用李绛的话说,是

“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刘辟、李锜独生狂谋,其下皆莫之与,辟、锜徒以货财之,大军一临,则涣然离耳”。

宪宗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大胆用兵,获得了成功。

这次削藩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德宗中后期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使许多节镇一直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朝廷不敢轻易用兵,威望空前低落。此次胜利,一方面打击了割据藩镇的气焰,同时也增加了朝廷威望和宪宗讨平叛镇的决心,为进行更大规模的削藩平叛斗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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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取先易后难、缓急相宜的用兵方略。

宪宗时期河北诸镇是最大割据者,危害国家最烈。元和四年(809年),成德镇王承宗在其父王士真死后自为留后,宪宗欲革除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不从王承宗的请求,兴兵征讨。但是,成德镇“南有魏博以为之障北有幽、燕以为之援,东有淄青以为率然之首尾”,所以,“若当时之最宜缓而不可急攻者,莫恒、冀(即成德镇)若矣”。

宪宗听不进正确意见,遣兵讨伐成德,劳民费财,没有功效。后来,听取李绛等人意见,改变战略方针,确定了先攻取淮西、淄青,后攻取河北的方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淄青镇的情况是“南接淮、海,而西与燕、魏相悬千里,势不足以相救”。

果然在唐军扫平吴元济后,诸镇震恐,成德镇王承宗派人带二子至魏博镇,通过魏博田弘正向朝廷说情,“求入侍,且请归德、棣二州,入租赋,待天子署吏”。淄青李师道也请求遣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李师道后来反复无常,朝廷派军征讨,终于平定了割据54年之久的淄青镇。

在这两镇平定不久,成德王承宗忧惧而死,卢龙镇刘总怕朝廷讨伐,削发为僧,魏博镇此前已经归顺。至此,跋扈60余年的河北诸镇,皆告平定。

3、实行以藩灭藩,以群藩伐一藩的策略。

安史之乱后,唐廷在中原大量设置藩镇,实行以藩御藩的策略。到唐宪宗元和年间,有所变化,即利用藩镇割据局势的变化,采取了以藩灭藩,各个击破的新方针。宪宗削藩主要利用的是各个藩镇的力量,如讨伐四川刘辟,令神策军将高崇文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出兵;讨镇海李锜,令淮南节度使王锷为招讨使,征宣武、义宁、宣歙、武昌、淮南等镇兵共同征伐;伐淮西吴元济时,出动了宣武、大宁、淮南、宣歙、山西东道、魏博、荆南、江西、剑南东川、武昌、东都、义成等十几镇兵马,同期进讨;伐淄青李师道,出动了义成横海、宣武、魏博、武宁等镇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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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实施以藩灭藩策略,坚持令出朝廷、利用矛盾、周密策划的原则。当时的藩镇,尤其是河朔诸镇,虽然其势已衰,然仍拥有相当的实力,他们自相擅袭已久,互为依托,以求自固,一方面既奉朝旨,一方面又联合邻藩,各图两全之策。

唐廷的削藩之策,一旦策划不周,则可能弄巧成拙,反被叛镇利用。所以,唐廷在吸取以往教训后,精心研究策划,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和对朝廷的畏惧心理,加以引导、利诱、威胁,促使他们互相监督,相互争功奋战。

同时,朝廷严控指挥大权,行止之命必出朝廷,不使诸镇兵迁延观望,相互自保。比如元和十三年(818年),伐淄青李师道,魏博镇请求从黎阳(今河南滑县东北)渡黄河。朝廷怕诸军进退不一,互相观望,命其军从扬刘(今山东东阿北杨柳村)渡河,待诸军到达指定位置后共同进兵,因而击败了淄青兵。

4、实行重资收买、笼络分化的策略。

跋扈藩镇之所以能拥兵自重,是因其拥有强大的武装,这些军士大都是世代为伍的职业兵,以军资为养家之费,故节帅们多采取倾财散施的办法,来争取军队的拥戴。唐廷在削藩过程中针对这个特点,不惜重资,优赏诸镇兵,换取他们的支持,使之听从朝廷的调遺,从而瓦解藩镇势力,加快削藩步伐。

如为使魏博镇归顺,动用150万缗巨资赏赐,6州百姓免除赋税一年。“军士受赐,欢声雷动”成德、淄青等镇人听说后,叹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对其他藩镇之人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为犒赏诸镇兵出征,朝廷也每每花费巨额财货,这类事例在记载中,屡见不鲜。

在武力征伐、金钱收买的同时,宪宗对某些节帅也利用姻亲、加官晋爵或赐以姓氏等办法,进行分化拉拢。如以普宁公主下嫁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颇之子,赐魏博田兴之名为田弘正,授宣武节度使韩弘为司徒、平章事等,都收到很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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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田弘正忠心奉国,在平定淮西、淄青之乱中建立功勋;韩弘为使相后,没有协助吴元济叛乱,反而出兵协助朝廷扫平叛镇。

三、唐宪宗削藩成功的历史作用

宪宗元和时期的削藩战争,历时14年之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唐廷的威望有所提高,出现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清代学者翟蔼评论说:

“宪宗立,平夏、平蜀、平吴、平淮西、平淄青,宏正入朝,承宗削地,刘总归命,恢然中兴之美也。”

现代史学家岑仲勉说:“宪宗英武,视肃、代、德三宗稍胜,故元和之治,凌驾中唐。”他们对宪宗朝削藩战争的胜利,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宪宗元和时期一系列削藩战争的胜利,提高了朝廷的威望和地位,使朝廷政令一时通达全国,人们梦寐以求的荡平藩乱、恢复一统的愿望初步实现。元和十四年(819年)三月,横海节度使乌重胤上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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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朔藩镇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之权,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职,则虽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独反也。臣所领德、棣景三州,已举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领之。”

此议得宪宗的赞同。

次月,下诏令诸道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都防御、经略等使,所统支郡兵马,并归本州刺史统领。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州刺史的地位和权力,减少叛乱割据的因素。这个措施也只有在扫平藩镇叛乱后才有可能推行。

在胜利的形势下,各地藩镇纷纷遣使进贡,有所谓“助军”、“贺礼”、“助赏”等名目。不少强镇的节帅要求留居京师,如宣武节度使韩弘、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等。卢龙节度使刘总,“亦见河南、北皆从化”,心中恐惧,上表乞求允许弃官为僧。在宪宗末至穆宗初年,国家政令基本畅通,即使在河北地区也是如此。朝廷上下,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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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要看到“元和中兴”的局限性。宪宗在削弱藩镇割据的基础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仅限于提高刺史的地位和权力。而节帅们专擅财赋的情况并无改变,仍然掌握有本道的财政、军大权,这样他们仍具有募养职业兵的可能,节帅的兵、财政三权不去,藩镇割据叛乱的基础就仍然存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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