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一个地下党员的心——回忆我的父亲

大美洛宁 202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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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字振亚，1923年9月出生在豫西山区洛宁县旗山镇的一个农民家庭，比中国共产党诞生日晚两年零两个月，可他对共产党的执着与热爱、赤诚纯粹的心至死不渝。

他在家里读了几年的私塾，于1937年7月间，到长水上高小学校。学习期间和同窗学友李富中、李鸿亚等办起了“辩理会”“读书会”。一群十四五岁的少年在一块儿，谈古论今，各抒己见，探求真理，争辩是非；说商鞅变法，谈平王东迁，什么“太平天国洪秀全”“桃园结义刘关张”，这都是“辩理会”上孩子们经常争辩的话题。足见他们原来在私塾里读书时，私塾先生给他们灌输了不少的历史知识。之后又在民国新学堂学习了两年，使他们纯净的心灵天地早早地萌生了追求真理的新芽，增长了率真少年的求知欲望。

1939年9月，父亲高小毕业后回到了磨头村现代中学读书。现代中学是当时中共洛宁县委为了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方针，由时任中共洛宁中心县委书记韩达生带领曲乃生、王子珍、周远声、张守礼等（均是中共地下党员）于1938年11月在农村建立的新的革命阵地——洛宁西南磨头镇建立的豫西地区第一所抗日救国中学。在此学习的学生都是原县中学被开除的革命骨干和中共地下党员，如彭超千（彭仲滔）、王宏博、王鸿杰、张学礼、曲鸣亚、贾景堂、张世杰等。学校一面传播抗日救国思想，学习党的理论及革命知识，一面到农村发动农民搞减租、减息、反压迫、反不公平斗争。父亲在此学习了不少革命知识，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坚定了对共产党的信仰，萌生了对共产党的热爱、信仰和崇拜之心。

同年9月，父亲由中共党员彭世钦介绍在他家的院子里举手宣誓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宣誓后对彭世钦说，我坚决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永远跟党走，永远不叛党，为党工作，为民办事，不怕牺牲。

从此父亲加入了党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与上级进行着单线联系，开展地下活动（当时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只能暗地进行革命活动，叫地下活动），成立读书会，缴纳党费，发动农民运动，发展党的新生力量。到1939年底，彭世钦被组织上调离洛宁北上延安，父亲开始与党的上级张世华、张世杰接头，坚持开会学习、发展党的有生力量，发动农民减租减息与土豪斗争。为躲避敌人，他们活动地址昼迁夜移，不断变换，有时在南岭深沟，有时在磨头村北边的竹林里，革命斗争搞得如火如荼。

大约1943年，自己同志张守礼被捕，地下党组织立即组织营救，才使得逃脱。后来张世华外出工作，不幸牺牲，父亲只有和张世杰联系，继续坚持着革命活动。

1944年冬，日寇侵入豫西地区，人们到处逃荒，张世杰被组织调离家乡，父亲一时失去和组织联系，犹如断线的风筝，离群的孤雁，也好像失舵的航船飘荡在浩瀚的大海上。为急于找到党组织，父亲连夜跑到曲阳村找曲书城询问，并参加了曲书城召开的“北地会议”，得知要找党组织去延安，需带时任中共洛宁县委书记孙双连的“路条子”，于是父亲与同学李富中一起动身北上。父亲先到西王村找孙双连，孙的家已被日本鬼子践踏，孙双连的姐姐说，双连前两天已走，你们赶快离开。父亲无奈便回来，掩护乡亲们逃到山上与日寇周旋，继续打听与党组织联系。

1945年。八路军查运升司令来到洛宁，他们在山上闻讯，立即带着枪支（李富中带的是他岳父家的枪，父亲带的是他舅父家的手枪），下山想跟着查司令到延安。当到洛河北，听说查司令头天晚上带部队已走了，沿途被敌人封锁就没能过去。

1947年春，张世杰被党组织从外地派回，配合中共洛宁县委解放洛宁，很快他就和父亲接上头儿，发动群众，组织农会进行反匪反霸，父亲当时担任着农会书记。他们把家人组织起来，斗土豪分田地，均财产，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那些地主恶霸不甘心把他们霸占的土地财产分给穷人，看在眼里记恨在心，想方设法进行反攻倒算。

1947年11月，土匪头子张清、田雨霖带领游击队200余人，由副官刘新年指挥，趁着夜色突然包围了磨头村。张世杰当时外出不在家，幸免于难。父亲及农会主席赵红喜还有几个农会的同志赵发荣、席呼兰被敌人逮捕。

土匪把父亲捆绑起来，吊在张进辰家的房梁上，拷打了三天三夜，第三天准备押解到古村河滩开会枪决。早上土匪集中吃饭时派一名叫赵虎寨小队长负责看守，赵虎寨是礼村人，跟我家有点老亲戚，所以不像其他的看守那样严厉和凶恶。父亲便要求去解手，赵虎寨便将父亲从房梁上解下，带到厕所，持枪站在厕所的门口把守着。厕所墙头有一人来高，西面墙外就是胡同大路。父亲激起求生的强烈欲望，纵身扒住墙头，翻身跳下。赵虎寨听见声响进入厕所连开两枪，大喊：“不好了，犯人跑了！”第一颗子弹从父亲的额头掠发而过，父亲不顾一切，穿过两条胡同，翻过三家院墙，一直拼命往西边逃跑到东磨头的西寨墙下。那时，正是隆冬时节，凌晨地上刚刚下过一层霜雪。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爬上寨墙从两三丈高的寨墙头一跃而下，沿着寨壕一直往南跑去。

这时的枪声已经密密麻麻在村北面响起来。敌人认为村北是一片竹林，加上地上铺满一层冰霜，父亲不会朝其它地方逃跑；再加上多天的严刑拷打，也无力气远逃。于是，便集合人马把竹林四面包围，搜索了半天。父亲一直往南跑到底张村北的山关庙处，又向东翻山越岭躲藏在山沟荒草丛中，天黑时又经王阳村逃到了孙洞村，躲藏在一亲戚家。半夜里，家里人送信说老同学李富中从泗水回来就要走，次日凌晨父亲便偷偷趟过结冰的洛河，跟随李富中逃往泗水，终幸免于难。

1948年春，家乡解放。父亲从泗水回乡就立即跟村里的党组织联系，主动要求参加党组织活动，为党工作，为群众办事。可是父亲的原入党介绍人、联系人都不在家，又没有消息，地下党员组织关系与现在的党组织没法接续。党组织领导说，干脆重新申请参加党组织吧。父亲想，革命不分早晚，重新申请行！真金不怕烈火炼，要经受起党组织的考验，越考验，信仰党，热爱党，忠于党，铁心跟党走的心就越纯粹，越赤诚，越坚定。

于是，父亲就一边书面申请请求参加党组织，一边在工作中带头践行党员的使命和担当。入互助组，转初级社、高级社，搞私商转型改造，父亲处处走在前面，时时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党员的身份来约束自己、对照自己，经常得到群众的好评和组织上的表扬。劳动模范、爱国卫生运动模范、扫盲先锋等荣誉称号奖励接连不断。

1955年春，组织上按照党组织程序调查父亲的社会关系，准备审批父亲重新入党。组织调查结果说，父亲的舅舅家姓田，与恶霸田雨霖（当时刚被人民政府镇压，惩处）是本家；父亲的姐姐家是地主成分，社会关系不清，暂不能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田雨霖就是逮捕父亲的罪魁祸首，父亲及我们全家与其有着刻骨仇恨；姐夫叫程元章和洛宁县委县长曲书成是同窗好友，并参加了革命工作，曾在许昌税务局任职。为了经得起党的组织的考验，父亲就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批准了就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批准不了就以党员的条件要求自己，对照自己，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坚信一定能回到党组织的怀抱。

于是，父亲一如既往地积极表现、努力申请。直到1958年父亲担任着排里的会计（当时农村是军队编制，营、连、排分别是乡、村、生产队），在那个“大炼钢铁”“大跃进”“大放卫星”的时代，父亲仍然是处处带头，积极苦干，一心一意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

在一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申报产量大会上，别人敢把小麦亩产报到上万斤，父亲思前想后对党、对人民、对政府不能言而无信说谎话，再三考虑，按照当时的生产条件，每亩只报了1000斤的产量，与别人相差十倍。当时认为胆量上不去，产量上不去，思想上不去，就是思想老化的表现，跟不上形势。于是开批斗会，把父亲拉出去批斗了三天三夜。之后，父亲的思想有了飞跃，一下把亩产报到了16000斤，变成了敢想敢干的标兵，跟上了形势，纠正了右倾。而不到一周的时间，又被指责夸大事实，虚热高烧，思想极左，又被推出去批斗。弄得啼笑皆非，左右唯谷，不知所措。就这样，父亲被解除了会计职务，可他执着爱党，铁心跟党，为民服务的初心未改，也未变，更没有被解除。

父亲就下决心学点技术，另择道路，为群众办实事。他开始拿出祖传医学书籍在生产之外，抽时间昼学夜读。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父亲自学成了一名集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针灸和推拿与一身的农村赤脚医生，还兼着村里的兽医。整日村里群众身体患病早喊早到，晚叫晚到，风雨无阻，救死扶伤，践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村里的张长科家一个不足三岁的儿子张海武患急性肺炎，呼吸衰竭，生命垂危，父亲半夜跑去先推拿，再进行打针治疗，硬是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村民张绍锋的媳妇生产时大出血，昏厥过去，不省人事，村里高音喇叭一呼喊，父亲立马跑过去进行止血输液，守治了几天几夜才把母子二人从死神中抢了回来。村民李延生住在十几里地外的黄村村，儿子生下三天突然抽风，送到卫生院，人家不敢接病，父亲听说踏着一尺多深的积雪，连夜赶到黄村，守在床头七天七夜，挽救下这个不到三天的新生婴儿。

十几年如一日，父亲常在病人面前度过，连村中的牛马牲口有病也不断有乡亲们找父亲治疗。他还时常采野草，配制中药方，办合作医疗，让群众少花钱能治病，一时间又成为村中的红人，病人的恩人，多次被公社卫生院、兽医站和县防疫站评为模范。

1968年，父亲又写申请要求投入党组织怀抱。一天，村革委会通知说，父亲当年是地下党员，父亲喜出望外，觉得终于可以回到组织的怀抱了。但是，革委会的同志却说，洛宁地下党有问题，都是叛徒。逼迫父亲背上被子到公社所在地兴华村开会反省。就这样，父亲被带到兴华反省了三个半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砸得莫名其妙，但父亲始终坚定地认为，洛宁地下党不是叛徒，地下党没有问题。自己爱党的心没有变，为党工作的初心不改；对党的信念更加坚定，为群众办实事、为民谋利益的决心没有动摇。而后，依然以救死扶伤为己任，默默奉献，兀兀穷年，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诺言。自此，洛宁地下党一事再无人问津。

1983年，父亲参加地下党介绍人彭世钦（时任中国科学院计量局党委书记）和联系人张世杰（时任孟津县。副县长。）退休回家探亲，得知父亲的前后情况后，立即找到公社党委书记牛剑英，证明是其介绍父亲1939年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要求公社出面立即解决父亲的党组织问题。牛剑英书记叫父亲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书面材料。父亲写道：我于1939年9月由彭世钦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不求名不图利，只是一心热爱党，信仰党，相信党，拥护党，一心跟着党，为民谋福，为民办事。党对我多次进行了考验，我无怨无悔，从不言弃。因为只有千锤百炼，才能辨得出真金假银；只有屡屡考验，才能检验出对党的真心和忠心。如今已证实我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完成了平生夙愿及自我人生定格，吾心已足矣。

几天后，彭世钦同志回北京了，张世杰同志也离开了老家。时隔不久公社书记牛剑英同志也调离了工作。时光荏苒。相继彭、张、牛三位同志都已经去世，父亲也患了重病，卧病在床，但他陵谷沧桑，初心依旧；追求理想，为民服务决心没有变，爱党信党，跟党走也是历久弥坚。虽然年事已高，半身瘫痪，走路不便，但还坚持着给群众看病打针，默默做着“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最后奉献。不知他从病床上治愈了多少患者，而他却倒在了病榻上。在床上喂，吃喂喝一年有余，直至他那颗热爱党，忠于党的心停止了跳动，才撒手人寰到了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成了一名真正的地下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