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户籍制度的不稳定因素，从始至终一直伴随着整个蒙元帝国

蒙元帝国社会结构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大致由简单的三层级，逐步发展到后来多层次的、较为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初的蒙古部落尚处于奴隶制，各方面都极其落后，而草原社会的结构也是比较简单，拥有四个基本的层级：蒙古贵族，神职人员，属民以及驱口。

蒙古贵族顾名思义，就是在蒙古部落当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统治者，居于结构的顶层；而蒙古部落当中的神职人员，具有较高的地位，如成吉思汗时期的通天巫阔阔出，这是蒙古部落中一个重要的团体，而在成吉思汗西征途中，又对佛教以及道教徒进行了赋税豁免。

因此，在蒙元帝国，以僧道为代表的、神职者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一直处于社会的第二个层级，而没有多大变化；属民是蒙古部落当中的平民阶层，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地位要比驱口高，是整个部落的主要生产者；驱口即奴隶，是整个社会的底层。

早期蒙古部落中的社会阶层是比较单一的，随着蒙古帝国对外的不断扩张，其社会阶层的成分也逐渐变得复杂。在蒙古帝国扩张之前，与之接触的有两个地区，一为南方的金国，其次就是西域人，这是地域因素所决定的。

在汉人的传统观点看来，长城之外的各民族同为“北狄”，因此在文化上面或多或少有一些相通性，因此，蒙古人早认同的也就是这两个地区。但是，相比金人，西域人较早就进入了蒙古的社会层级当中。

在蒙古帝国扩张初期，西域人较早地归附了蒙古人，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而且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蒙古人比较信任西域人，重用了很多西域的人才，如创制蒙古文字的，就有维吾兀儿人塔塔统阿，西域商人镇海等人。尤其是塔塔统阿，在成吉思汗时期，就成为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老师。可见，蒙古贵族对于西域人的态度是十分信任的。

汉人三品以上官员的比例，在政权中还是比较高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蒙元朝廷，能够为汉人们创造不少进入统治高层的机会。但是相比汉人，占总人口比例极少数的西域人，所占到的比例事实更大，这突出了西域人在蒙元时期的社会地位。

西域人确实能够，成为蒙元朝廷内部决策的制定者，这对西域人在蒙元社会中的地位保障，是十分有影响的。因此，在蒙元帝国定型之后，西域人，即后来的色目人，成为了仅次于蒙古贵族的重要人群团体。

虽然，也有一些汉人世侯一度所处的地位极高，如天成刘氏、真定史氏、保定张氏、东平严氏、济南张氏以及藁城董氏，这些都是蒙元时期重要的汉军世侯，协助蒙古平金灭宋，功劳卓著。

虽说一些家族官至宰相，如史天泽等人，但是其仅仅是汉人集团当中极少的个别情况，无法从大局上影响到汉人，在社会阶层当中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在李璮之乱之后，汉儒集团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大多被任命在无实权的清要机构，如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奎章阁学士院、太常礼仪院、国子监等。

因此，汉人群体在蒙元帝国刚定型时期，处于一个中等的层级，尚未到达沦为底层的地步。而原南宋统治区的汉人，也大致可化入这一群体，并非四等人制度中的“南人”所处的低等人。

所谓的四等人制度，是将统治区内的人群按，照元朝疆域之范围进行再一次划分，将整个帝国的人种按照漠北、西藏地区、华北、江南和华南的区域进行划分，以此来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减少统治中因为民族差异而造成的不便。

而蒙元政府在实行授官以及一些其他入仕政策时，往往对蒙古人和色目人进行特殊优待，这是少数民族统治政权的一种惯性。在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政权将民族间的亲疏关系，往往以归附自己的先后顺序为标准，越早归顺的，因跟随时间相对较长，关系就越亲密，蒙元政权也是如此。

这样，在面对比自己文化先进，人数又有绝对优势的汉人和南人群体，为了维持自身统治地位，也就对汉人和南人异常苛刻。从蒙元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南人和北方的汉人，也就划分为一个阶层。

在蒙元帝国草创之初，蒙古帝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过渡性较差的结构。蒙元帝国未能形成如金字塔型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而是形成了几个相对较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块，彼此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和过渡，而这也就成为了，蒙元帝国社会结构不稳定的一个伏笔。

虽然后来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阶层模块之间的过渡问题，但是这种不稳定的金字塔结构一直伴随着整个蒙元帝国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