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邙山会战以东魏的惨胜而告终，但并没有伤及到西魏的根基。等到高欢和侯景撤退后，西魏军开始了小规模的反击行动。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十二月，西魏的是云宝攻打洛阳，东魏洛州刺史王元轨弃城逃跑，都督赵刚则袭占了广州。于是，襄州、广州以西城镇重新归于西魏。东魏无力发起反攻，采取另一种方式与西魏抗衡，将领段琛等人占据宜阳，派阳州刺史牛道恒去引诱西魏边境百姓。西魏南兖州刺史韦孝宽深以为忧，先伪造一封牛道恒归降的信，然后派间谍将信遗留在段琛的营地，段琛果然对牛道恒产生怀疑。韦孝宽趁他猜疑时，出兵袭击，活捉牛道恒和段琛，崤山与渑水地区得以安定。西魏东道行台王思政认为玉壁地势险要，请求在那里修筑新城，并要求从恒农前去镇守。元宝炬下诏同意，并加封他为都督汾、晋、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原行台职务不变。由于韦孝宽和王思政的存在，东魏再也找不到可乘之机，双方心照不宣的将注意力放在整顿内政、休养生息上，各自韬光养晦。自从元诩即位以来，北魏变乱四起，为了躲避赋税与徭役，许多百姓出家为僧尼，出家人达到两百余万，寺庙也足有三万多处。高欢对此深为不满，授意元善见下诏给各级地方官员，规定：凡是擅自建立寺庙的，根据所花费劳工的多少，以枉法论处。高欢又让高澄代理吏部尚书，开始改变崔亮制定的按资历提拔官员的制度，根据品德与才能提拔，又淘汰原有的尚书郎，精选出门第才能合适的人来充当，凡是有才能与声望的人士，即使没有被推荐提拔，高澄也请到府上与之游宴、讲论、赋诗，得到士大夫的交口称赞。高欢认为徐州刺史房谟、广平太守羊敦、广宗太守窦瑗、平原太守许惇政绩显著，廉洁而有能力，特地向各州刺史去信，热情洋溢的表扬了房谟等人，以便对他们进行鼓励。对于一个行伍出身的人说，高欢的改变难能可贵，愈来愈有政治家的风范。相比之下，宇文泰比他做得更出色。大同五年（公元539年）春，宇文泰在行台设置学堂，选拔丞郎、府佐中品德出众、聪慧敏锐的人充当学生，命他们白天处理公务，晚上去学堂听讲习。十月，宇文泰让人在阳武门外放置纸笔，允许百姓评论朝政得失。大同六年（公元540年）春，西魏开始铸五铢钱，着力稳定经济。大同七年（公元541年）秋，宇文泰派侍中宇文测出任大都督、行汾州事。宇文测处理政务时讲究效率、仁慈，受到士民的普遍拥戴，他所管辖的地域与东魏相连，东魏人多次前来掠夺，宇文测抓住他们后，先给他们松绑，然后亲自接见，专门安排美酒佳肴，像招待客人一样，还送给他们粮食，派人护送出境。东魏人深为惭愧，便不再与宇文测为敌，汾州与晋州两方百姓如果遇上喜事或丧事，还相互前去祝贺或吊丧，时论给予好评。不料，有人控告宇文测交通境外，宇文泰大怒道：“宇文测替我安定边境，我了解他的心意，你怎能离间我们骨肉？”下令杀掉控告者。宇文泰想要改革弊政，采取有利于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制度，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苏绰便竭尽所能支持他的改革，裁减多余的官员，设置两个令长，并且实行屯田，以便增加军用开支。苏绰又撰写了六条诏书，于九月正式付诸实施。具体内容曰：一、清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所谓清心是指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要求执政者端正认识，以身作则；敦教化是指宣扬道德文化，移风易俗，培养百姓俭朴、慈爱、和睦、敬让的品质；尽地利指劝课农桑，不违农时，发展农业生产；擢贤良是选贤任能，不拘资历和门第；恤狱讼是指明断狱案，不滥施刑罚；均赋役是均平赋役，调济贫富，不可舍豪强而征贫弱。宇文泰对这六条诏书非常重视，专门摆在座位旁边，又命各个部门的官员学习背诵，并规定凡是担任牧守令长的，如果不熟悉这六条和户籍情况，不能再担任现职。之后，这六条成为西魏的基本国策。十月十六，西魏颁布新法《麟趾格》，并开始在全国实行。不久，又增加了十二条新的制度。是年，高欢发现各州征调绢帛时，都不按照规定执行，百姓为此吃了许多苦头，就上书请求元善见颁布命令，规定一律以四十尺为一匹。自从发生动乱后，北魏的农民和商人纷纷失业，六镇百姓相继向内陆迁移，到齐、晋之地寻求生路。北魏分裂后，又连年发生战争，河南各州郡全都一片荒芜，公私贫困不堪，许多百姓饿死。针对这种情况，高欢命各州的河岸以及有渡口和桥梁的地方设置仓库储存粮食，然后通过水道转运，供应部队，应对饥荒，又在幽、瀛、沧、青四州的海边煮盐。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东魏军事和行政方面的开支，基本上能够周转。到了这一年，东魏东部地区连年丰收，一斛谷子的价格降到了九个钱，山东百姓在经历长时间的困顿之后终于恢复了生机。这时，临淮王元孝友上书给元善见道：“旧制规定，以一百户为一族，二十五户为一闾，五家为一比，一百户里有族帅、闾帅、比帅共二十五人，都免除兵役和劳役，与普通百姓相比苦乐不均，在这种羊少狼多的情况下，又互相蚕食，危害已久。京城的各个坊里，有的是七八百户人家才有一个里正和两个史，日常事务都做得不错，何况京城外的各个州呢？请求照旧设置三正，名称不作改动。每个闾只设两个比，算起来一个族就减少十一丁，这样可以增加许多税帛和兵役。”元善见将此事交给尚书办理，因没有获得高欢的认可，就此搁置。从宇文泰和高欢两人的改革措施来看，二人的理念还有着明显区别，宇文泰更偏重于文教和制度，高欢的着力点在于富国强兵，前者精细，后者粗放，优劣短长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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