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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明端 王羲之（303—361年）是中国书法艺术集大成者，把汉字书写从实用推进到讲究技法、追求艺术的境界，把汉魏朴拙书风转变为笔法精致的行、草书体，在书法史上被尊为“书圣”,无人能与王羲之比肩。历代帝王权贵与文人墨客对王羲之书迹心慕手追，不惜重金遍地搜寻，但因时代久远，朝廷变换，屡遭兵乱，王羲之墨宝劫掠散尽，故此史学与文博界认为王羲之没有真迹传世。 近年收藏界爆出民间发现王羲之真迹书帖，有的应用先进科技手段鉴定了书帖纸张、墨迹年代获得认可，但社会舆论颇有争议，科技手段不能解读书画内容与艺术评价是重大缺憾,古书画鉴定究竟是信任科技、还是遵从专家，依然是困扰业界的问题。 民间发现王羲之真迹，本是文化文博界幸事，然而在物欲膨胀的社会环境，缺失对文化研究的兴趣，少有关注王羲之书迹发现的历史文化意义，多是关注市场价值或是揣摩收藏者动机，足见社会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有些收藏人士不为社会浮躁干扰，坚守保护先祖遗存的初心，研究考证王羲之真迹，在此奉上一件稀世罕见王羲之巨幅壁挂大字书法，提供书法、文史、收藏界及社会读者鉴赏（图1）。   这件作品不就是中堂书法吗？何以称巨幅壁挂？请看以下数字： 单字规格：字高12-13cm、字宽11-12cm，如把数字转换为可视形象，每个单字大小是比手机高度略小些 ，比手机宽度要大一些。 书帖规格：总高356cm（画芯260cm），宽度150cm，（画芯135cm），以可视形象描述，高度大体相当150cm宽的两个宅门累加起来。 这幅作品可称是中堂书法，中堂书画规格一般高不足二米、宽不足一米。这件高约三点六米的挂幅，至少需要五米高墙方可悬挂，显然已非普通民宅装饰儒雅之物，应是王室权贵悬挂于宫殿府邸、高屋大堂的正中与两侧或左右侧壁位置，所以称为壁挂更为合适。 书法最早起源于古代公文书信记事，未发明造纸术之前是写于木简或绫绸称尺牍，魏晋前期造纸业尚不发达，造出的纸幅宽度有限，价格金贵，书法多是写小字，单字大小约3cm见方居多，晋唐时代有许多传世书帖都是写的小字。古代把书写5cm以上的字称为大字或是大字书法，书法史上甚至有说王羲之没有写过大字，传世王羲之法帖都是小字，王羲之大字书法巨幅壁挂的发现，无疑为史料纠错提供了物证。 一般人认为书法写大、小字没啥区别，大字书法不就是把字写大些吗。书法界人士不是这么看，写大字与写小字的书法功力不可类比，不是会写小字的就能写好大字。写小字是提笔转腕，徐缓落笔，讲究豪端精致，着意书体秀丽。写大字是悬书挥臂，动作迅疾，一气呵成，笔痕见力，字字体现粗犷浑厚气势。此外，在大、小字的组字结构、运笔技法、书艺审美等方面也有许多不同，完全不可用小字书法来类比大字进行评价。如王羲之书写最美的《兰亭序》，卷本纵高24.5cm，每列书写十余字，每字见方约2cm,与王羲之大字书法每字见方12cm对比，《兰亭序》书卷一列只能写下两个大字，或者说大字写一个点就相当于《兰亭序》写一个字的大小。所以书法审美有说,大字看气势，小字讲精致。对于研究王羲之书艺者，勿以小字或放大小字对照看待王羲之大字书法，两者风格不同，不具校短量长的比较基础。下图按相等比例将大字书法与《兰亭序》小字书法作对比（图2）。  古人书法内容题材广泛，有抄录名人诗作词赋，有缮写宗教经文启智，有自书得意之作，有附和风雅即兴随笔等等。王羲之大字书法内容与以上题材完全不同，抄录了春秋时期编篡的《国语》（又名《春秋外传》）其中“单子知陈必亡”篇一段话： 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火朝觌矣，道茀不可行也。侯不在疆，司空不视涂，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艺，膳宰不致饩，司里不授馆，国无寄语，县无旅舍。民将筑台于夏氏。及陈，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宾弗见。单子归，告王曰：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王曰：何故？对曰：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 释文是：(周)定王派单襄公出使宋国,又借道陈国访问楚国。已是清晨可见大火星季节，道路杂草丛生无法通行，负责接待宾客的官员不在边境迎候，司空不巡视道路，湖泽不筑堤坝，河流不架桥梁，野外堆放着谷物，谷场还没有修整，路旁没有种植树木，田里庄稼稀稀拉拉，膳夫不供应食物，里宰不安排住处，都邑内没有客房，郊县没有旅舍，百姓将去为夏氏（美妇）修筑台观。到了陈国都城，陈灵公与大臣孔宁、仪行父穿戴楚地流行服饰到夏氏家玩乐，丢下客人不会见。单襄公回朝告诉周定王：陈侯如果不遭凶灾，国家也一定要灭亡。周定王问：为什么呢？单襄公答道：角星在早晨出现时表示雨水结束，天根在早晨出现时表示河流将干枯，氐星在早晨出现时表示草木将凋落，房星在早晨出现时便要降霜了，大火星在早晨出现时天气已冷，该准备过冬了。所以先王的教诲说：雨季结束便修整道路，河流干枯便修造桥梁，草木凋谢便储藏谷物，霜降来临使备好冬衣，寒风吹起就修整城郭宫室。 这段话描述了公元前600年东周单襄公奉命出使宋国,借道陈国访问楚国，所见陈国管理无方，田园一片败像，推断国家不遭凶灾必取灭亡。所以王羲之大字书法是一幅以史为鉴、纵论国是的壁挂，壁挂所写完全不是民间喜书乐见题材，而是治国醒世警语，由此佐证壁挂内容是写王者忧思抄录挂堂，训诲百官，祈望国家太平，当治下官员上朝议事，抬头可望大字壁挂，字如对照明镜，驱策满朝文武官员勤政理事。 据公开资料检索，王羲之存世数百件书帖目录中未发现书写春秋单襄公帖子，由此将大字书帖命名为《单襄公帖》。 《单襄公帖》书写布局纵有十列，每列书写二十字，全篇约二百字，行书笔法风格，每字独立书写。若将《单襄公帖》矗起远望，气势磅礴，立如字碑，首尾相顾，笔走龙蛇，师法自然，行云流水，酣畅淋漓，翰逸神飞。 向前一步近观《单襄公帖》，古墨幽香，疾书奋笔，功夫深厚，力透纸背，苍劲朴拙，风格秀媚，字字展现出书法艺术的叹为观止，大师书道的登峰造极。 以下选取部分单字放大去看，大字书法把字放大看，更能感受大字书法的豪放风格与恢弘气势，你在手机或电脑屏幕上看到的大字书法图片，远没有达到单字实际规格大小，以下放大展示的每个字，都可是王羲之书体集字的范本图例（图4-6）。    王羲之书法行楷书体的特点是，结构端庄沉稳，组字灵活多变，书体秀逸俊美，笔墨意境耐看。王羲之在《兰亭序》写了21个“之”字各具不同，在《单襄公帖》相同字最多的是写了11个“而”字，还有其它数字各有3-5个相同，都写出了不同风格，限于篇幅以下仅列出6个相同字（图7-8）。   至此，以上单列放大了30余字，清晰显示每个字的端庄、阳刚、秀美、灵动，似乎可想象王羲之当年创作的英姿勃发、紧袖束衣、握管吮墨、挥臂留迹的身影。那么，巨幅壁挂《单襄公帖》是为谁而写或成为历史之谜，但可从王羲之的身世经历方面探寻谜底。 据史料记载，王羲之生于官宦书香之家，祖父王正为尚书郎，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伯父王导是东晋丞相，另一位伯父王敦是东晋统军将帅。王羲之从七岁起学习书法，幼年随姨母、书法家卫夫人学书，后又临习前辈书法大师李斯、曹喜、张芝、张昶、蔡邕、锺繇和梁鹄等人书法，融合各家所长自成一体。家族父辈的王导、王旷、王异等都是书法高手，对其少年成长与书艺进步提供了极大帮助。少年时代王羲之就表现聪颖，显露才华，伯父王导（丞相）、王敦（大将军）十分喜欢，经常带入官府或军帐，王羲之的博学多才深得朝廷公卿青睐，屡次征召为侍中、史部尚书等职，但他却不喜当官坚辞不受。后至太宁3年(325年)王羲之23岁时，接受初任官职为秘书郎，负责呈递奏文、管理文书、编撰国史等事务。 咸和3年(328年)，王羲之调入会稽王府，任会稽王友，“友”是王府的高级官员，由才学出众、品行高洁、声望卓著的人物担任，可能是以家族名望与书技超群入职王府。 咸和9年(334年)，王羲之随征西将军庾亮调入征西将军府任参军（军府中层），后被提升为长史，相当于府主副手与随身机要人物，在征西将军府工作时期，书技已臻成熟。 咸康2年(336年)，王羲之被征西将军庾亮委任为临川太守，成为独当一面的地方主官。 咸康6年(340年)，征西将军庾亮病故，临终向朝廷举荐王羲之“清贵有鉴裁”，王羲之遂被任命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一年后江州刺史一职由王羲之堂兄王允之接任，保留其宁远将军职位。 永和3年(347年)，王羲之经好友扬州刺史殷浩推举出任护军将军，护军将军是禁军高级将领，统率独立营兵，为禁军“六军”之一。 永和7年(351年)，王羲之被朝廷任命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右军”称谓由此而来。王羲之任职数年，后因官场恩怨，朝廷变故，看淡仕途，遂向朝廷提出辞官返乡，寄情山水田园生活。据传王羲之辞官前在父母墓前发誓此生不再入仕，果在临终交代诸子如果朝廷赠官拒绝不受。王羲之辞世后朝廷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照父嘱辞之不受。 从以上所述王羲之仕途经历看，或与《单襄公帖》壁挂匹配地点有两处，一是会稽王府，二是征西将军府，在此两处王羲之任职均是王帅身边幕僚与随从，负责管理府邸与公文事务，給予了王羲之尽展文采与显露书技的表现舞台。 若是一气呵成写下丈余尺幅二百个大字的《单襄公帖》，既要书技过硬，又是消耗体能的写作，还有所忧不能失手。写大字巨帖与写小字书帖不同，是不能伏案端坐，而是要站立抬臂，转腕悬笔，凝神思定，立断下笔，如有一笔不慎，满纸文墨皆废，所以一般写手是没有胆量提笔落纸。王羲之在会稽王府、征西将军府任职期间，正处青壮年期，时年为26-34岁，精力充沛，年轻气盛，不仅具备书写《单襄公帖》的体能条件，而且书法历练技艺精熟，具有书写巨幅大字《单襄公帖》的功夫实力。从《单襄公帖》书迹似乎可以看出作者的年富力强、气血方刚、坚毅率直、书道老成的墨气个性，书迹写的秀拔雄劲，字迹分明，运笔迅疾，横扫千军，与王羲之后期作品相比，显然少些笔划牵连、转接圆浑、藏锋蓄力、雍容气韵的书风特征。综上分析《单襄公帖》或是在王羲之青壮之年入仕从军时期书写的，是研究王羲之大字书法与早期风格的珍稀资料。 《单襄公帖》传世近1700年，钤盖有历代收藏传世四十余方印迹（图9），除了数枚年代久远印迹模糊不能辨识以外，其余有南宋皇家图书馆缉熙殿收藏印“缉熙殿宝”、元文宗鉴藏印“天历之宝”、明内府书画鉴藏印“广运之宝”、明代收藏世家项元汴鉴藏印“天籁阁”、“项子京家珍藏”等。余下二十余方是清代钤印，有乾隆、嘉庆、宣统皇帝御览钤印，有“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内府鉴藏印，有官吏富商、书画家、收藏家梁清标、允礼、毕沅、潘仕成、方浚颐、于腾、沈树镛、缪荃孙、汪士元、庞元济等鉴藏印。以上诸位姓名当代听来感到生疏，当年都是官场商界、书画收藏的风云人物，例如梁清标（1620—1691年），曾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并是著名收藏家、文学家。允礼（1697—1738年），原名为爱新觉罗·胤礼，康熙帝第十七子，雍正年封果郡王，乾隆年任总理事务官职，纵情山水不恋权位，工书善诗喜好收藏。潘仕成 (1804～1873年)，世居广州的官商巨富，实业家、收藏家，私宅海山仙馆收藏古帖古籍古画有“粤东第一”之称。缪荃孙（1844—1919年），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史学、教育家，近代图书馆鼻祖，江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筹建创办人之一。庞元济（1864—1949年），字莱臣，晚清、民国时期实业家、收藏家，在收藏界与张伯驹并称为“北张南庞”，或称民国收藏“六大家”之首（即庞元济、张伯驹、吴湖帆、张葱玉、王季迁、张大千等六人），尤以书画收藏有许多稀世精品。  从《单襄公帖》传世印迹可以看出，明中期以前收藏印迹稀有，只有数枚宋、元、明皇家内府收藏印，明中晚期辗转嘉兴巨富收藏世家项元汴手里，但不久大清灭明，项家落难，项元汴几代收藏遭到大清官兵劫掠，包括《单襄公帖》在内部分书画珍宝送达京师顺天府，大清有三朝皇帝过目御览，大清中晚期至民国阶段，《单襄公帖》有多位书画收藏、鉴赏名家过目，特别是上述列名的收藏鉴赏大师无不认定《单襄公帖》是王羲之真迹并留私印，这些文史、书画、收藏界大师名流，当代几乎无人在国学修养、书画见识与鉴定认知方面超越上述前辈。遗憾是前人所为，当代并非认可。 王羲之大字书法《单襄公帖》距今一千多年，古风神韵看上去离我们很远，但所写的每个字却与现代书法别无二致，像是离我们很近，“书圣”创造的书法经典笔艺，一直被后世依循沿用至今，一代书风深刻影响一千多年，没有被人突破，没有后人超越，这就是王羲之对中华文化与书坛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永载史册，世代膜拜。 目前，尚未发现王羲之大字书法其它碑帖，《单襄公帖》大字壁挂弥足珍贵，可是王羲之真迹出现，必遭所谓专家断定当代绝迹，有无据打假者泼污，其实是一帮文博、拍卖业既得利益者有意搅浑水，企图控制文博鉴定话语权，把他们手里的古书画说成是真品孤品，把别人手里的古书画说成是假的、赝品，恶意颠倒黑白真假。如是近距离细察《单襄公帖》，可见卷面笔顺关系的书写墨痕，包浆纸色的历史留迹。或可反向思考，此幅书法佳作不是王羲之所写，又是何人可比肩王羲之，写下这般鸿篇巨制。笔者在多篇文章申明民间藏品以实物证据说话，颠覆历史文献，颠覆专家认知，颠覆社会观念，颠覆知名馆藏的镇馆之宝。王羲之《单襄公帖》无疑是为实现以上颠覆的古代艺术品之一， 将与民间许多惊世珍宝共同完成颠覆责任，向社会宣告民间收藏艺术珍品的本来面目，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 初稿写于 2020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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