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歌鉴赏：周恩来的两首五言绝句与杜甫的两首五言绝句比较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鉴赏四首五言绝句：一是周恩来总理十六岁时写的《春日偶成》二首；再有就是诗人杜甫漂泊西南在成都草堂写就的《绝句二首》。 我们把这四首诗附录如下： 杜甫《绝句二首》  唐代诗人杜甫 其一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其二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周恩来《春日偶成》二首  学生时代的周恩来 其一  秦始皇东游到今河南省原阳县，张良和聘请来的刺客埋伏在博浪沙(今原阳县东南)，袭击秦始皇。这是博浪沙遗址
 我们先欣赏杜甫的这组五言绝句，这是诗人漂泊西南的早期作品，作于广德二年（764）春季，当时杜甫在四川草堂。一直奔波劳碌的杜甫在成都草堂总算住了下来。“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语）；吴乔在《围炉诗话》中也说：“夫诗以情为主，景为宾。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心情好，又恰值春季，一派大好春光，诗人的眼中景必然是情景交融——“情乐则景乐”。  恰值春季，一派大好春光，诗人的眼中景必然是情景交融——“情乐则景乐”。 好的诗.总是“诗中有画”，诗人一开始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广阔的春景大画面：“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迟日”即春日，语出《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第一句：“迟日江山丽”就从大处着墨，描绘出在初春灿烂阳光的照耀下，浣花溪一带明净绚丽的春景，用笔简洁而色彩浓艳。 “江山”极言画面之阔大，用“丽”字点染“江山”，这就表现了出了：春日阳光普照，四野青绿，溪水映日的秀丽景色。这虽是粗笔勾画，笔底却是春光骀荡。 第二句诗人对这幅大画面从几个方面进行细腻的描摹：以和煦的春风，初放的百花，如茵的芳草，浓郁的芳香来展现明媚的大好春光。因为诗人把春风、花草及其散发的馨香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联想，便产生：惠风和畅、百花竞放、风送花香的感受，收到如临其境的艺术效果。 这幅春景图不仅有“面”，还有“点”：在明丽阔远的图景之上，三、四两句转向具体而生动的初春景物描绘。 第三句诗人选择初春最常见，也是最具有特征性的动态景物来勾画。春暖花开，泥融土湿，秋去春归的燕子，正繁忙地飞来飞去，衔泥筑巢。这生动的描写，使画面更加充满勃勃生机，春意盎然，还有一种动态美。  这生动的描写，使画面更加充满勃勃生机，春意盎然，还有一种动态美。 第四句则是勾勒静态景物。春日冲融，日丽沙暖，鸳鸯也要享受这春天的温暖，在溪边的沙洲上静睡不动。从景物的描写来看，这句和第三句动态的飞燕相对照，动静相间，相映成趣。这两句以工笔细描衔泥飞燕、静睡鸳鸯，与一、二两句粗笔勾画阔远明丽的景物相配合，有点有面，使整个画面和谐统一，构成一幅色彩鲜明，生意勃发，具有美感的初春景物图。  春日冲融，日丽沙暖，鸳鸯也要享受这春天的温暖，在溪边的沙洲上静睡不动。 景语即情语，情语即景语。杜甫的这首风景诗，乍一看好像是单纯地描写自然山水、燕子、鸳鸯，实际上蕴含着诗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就诗中所含蕴的思想感情而言，反映了诗人经过“一岁四行役”、“三年饥走荒山道”的奔波流离之后，暂时定居草堂的安适心情，也是诗人对初春时节自然界一派生机、欣欣向荣的欢悦情怀的表露。  反映出暂时定居草堂的安适心情，也是诗人对初春时节自然界一派生机、欣欣向荣的欢悦情怀的表露。 我们再看他的第二首：这是杜甫客居四川时写的一首抒情小诗，这种情感依然是通过一幅色彩明丽的春光图来表现的。 但是这首和上一首不同，如果说上一首是通过对初春时节自然界一派生机、欣欣向荣的“乐景”来表现暂时定居草堂的安适心情（乐情）——“情乐则景乐”；那么这第二首则是通过“乐景”抒发的却是“哀情”即表达了诗人心中沉重的思乡之忧愁，却是以“乐景写哀情”。 我们分析如下： 这首诗的前两句写景，第一小句：“江碧鸟逾白”，写江水和水鸟，江水碧绿，衬托出鸟的羽毛更白，一个“逾”字，借衬托而显露其颜色。第二小句：“山青花欲燃”。写山和花，一个“欲”字，由衬托更突出其姿态，把“江”、“鸟”、“山”、“花”四种实物涂上一层碧绿、青翠、莹白、绯红的油彩。景色清新，沁人心脾，充满动感。显然是一派“乐景”。 然而，后两句笔意一转，抒发感情：第三小句：“今春看又过”，写春天景物虽好，但已匆匆飞逝，触景生情。便情不自禁地发出第四句：“何日是归年？”的感叹。这就浓浓地道出了诗人杜甫客居四川的离愁别恨：眼前大好的春光虽好，然而春归人未归，何时能够同远离家乡的妻子儿女相聚，共同度过这美好的大好春光啊！于是沉沉的伤感，缕缕的分离之愁，油然而生且挥之不去...... 对于这类情哀景乐、情乐景哀的诗，情与景自然无法“交融”，然而景对于情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即反衬的作用。王船山曾经以《诗经》的《采薇》中的诗句为例说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姜斋诗话》） 王夫之认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是乐景写哀情，当初离开的时候，杨柳依依拂面，内心却充满了离别亲人的伤感，以春日美景反衬出征士兵之悲苦，更添其悲。“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哀景写乐情，如今战争结束，尽管大雪弥漫，内心却充满了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欢欣，以冬日冻雪难行反衬回乡战士之喜悦，更增其乐情。 联系杜甫的这首诗的艺术特色，其中第一、二句写的是乐景：“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三、四句抒情：“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在春光融融的一片暖色中，本可因物而喜，却透露出诗人的怀乡愁思。言婉意深，独具风致。正是王夫之所称道的：“以乐景写哀情”，“一倍增其哀情”的绝好运用。  杜甫的这首诗正是王夫之所称道的：“以乐景写哀情”，“一倍增其哀情”的绝好运用。 下面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周恩来总理十六岁时写的《春日偶成》二首吧！我以为不仅诗歌的思想境界高于杜甫，即使是艺术手法也不亚于“诗圣”杜甫，周恩来的《春日偶成》二首完全可与杜甫的《绝句二首》媲美。 周总理十六岁时写的这两首《春日偶成》也是五言绝句，作于一九一四年，是迄今所见周恩来总理最早的诗歌作品。当时他在天津市南开学校学习，他积极从事爱国进步社团活动，与几位同学发起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创办了《敬业》杂志。这两首诗发表在《敬业》杂志创刊号上。 读周恩来写的《春日偶成》第一首诗，我有以下几点深深地赞叹： 一赞叹学生时代的周恩来：当时他才仅仅十六岁，身在学校却能心怀天下，关心国家的政治形势，以天下为己任。 当时恰值一九一四年前后，中国正是窃国大盗袁世凯统治时期。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国会召开会议前夕，袁世凯阴谋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勾结帝国主义，非法签定善后大借款，并罢免江西、安徽、广东等省的都督，派兵南下，挑起内战。孙中山先生当即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的战争(即“二次革命”)。由于反动势力强大，讨袁受挫，“二次革命”遭到失败。袁世凯对革命党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劳动人民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既然是“春日偶成”，这首诗的首句：“极目青郊外”，诗人道出了抒怀的时间和地点：恰值春日时节，放眼望去“郊外”遍地葱绿。本来春天是一年四季最令人欣喜的季节，然而此时此刻的诗人忧虑的却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对革命党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接着诗人以：“烟霾步正浓。”句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烟霾”昏暗的烟云。这里指战火，战争。）诗人眼前大自然的景虽是春景——“青郊外”，然而诗人以“乐景”写“哀情”，仔细品味此一、二句两句，诚如王夫之所言：“一倍增其哀情”。应该指出：这里的“哀情”诗人不是消极地悲哀而是对时局的忧愤深广。诗人忧国忧民，在思考着“讨袁”斗争的前途。于是紧接着诗人道出了后两句：“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这两句一句一个典故，共运用了两个典故： 第一句：“中原方逐鹿”语出《汉书·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还有《晋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鹿，指猎取的对象，比喻帝位或政权。此后就成为形容国家分裂、群雄角逐的意思。周总理此诗，主要指的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势力和袁世凯反革命势力的斗争。 第二句“博浪踵相踪”。“博浪”典故出自《史记·留侯世家》，当中记载：张良的祖先是韩国人，秦灭韩以后，张良为了替韩报仇，曾经东往淮阳(今河南省淮阳县)游学，从隐士仓海君那里聘请到一个大力士充当刺客。公元前二一八年，秦始皇东游到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张良和那个大力士埋伏在博浪沙(今原阳县东南)，袭击秦始皇。这里是指革命人民对袁世凯反革命势力的斗争。 “踵相踪”，踵，脚后跟，脚印；相踪，跟随，接连不断，一个跟着一个。诗中的第一个典故是喻指窃国大盗袁世凯反动势力正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革命势力的较量，反动势力气焰嚣张，一时之下战火滚滚天地昏暗。然而在南开学子周恩来看来反动的势力只是猖狂一时，进步的革命势力会“踵相踪”即“一个跟着一个”，前仆后继斗争直至胜利永不停止。 二赞叹学生时代的周恩来，当时他才仅仅十六岁，此时他不仅心怀天下关心时政，而且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预感到革命人民必将奋起抗争。 这种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源于他从小就有着进步的思想和进步的信仰，这为他未来成为职业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赞叹学生时代的周恩来的文学功底是如此的深厚。 这首诗是周总理最早的诗歌作品。四句诗，就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两个典故。典故的运用不仅增强了诗歌所揭示的政治事件（讨袁受挫，“二次革命”遭到失败）的历史厚重感，同时也生动形象地揭露和有力地控诉了反动头子袁世凯祸国殃民、镇压革命的罪行。 我们再看总理的后一首诗： 《春日偶成》其二 品味年仅十六岁学生时代的周恩来《春日偶成》其二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之后，我们再读杜甫的《绝句二首》其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我们会发现这两首五言绝句的诗情画意是何等相似呀！ 如果说相似，我以为在诗歌的艺术特色上极其相似的有两点： 1·在画面上都运用了“色彩”差别的反衬法。 周恩来的绝句前两句以樱花之“红”衬“绿叶”与“绿池”（“红陌”：陌，田间小路。红陌，泛指开满鲜花的郊野。）；杜甫的绝句前两句以江水之“碧”衬鸟的“白”、以山之“青”衬花红似燃烧。 2·从全诗的景语与情语的关系来分析，这两位诗人都运用了“以乐景反衬哀情”手法从而达到了王夫之所言的：“一倍增其哀情”的抒情效果。 如果说不同之处，我以为也有两点： 1·在诗歌的抒情方式上周恩来的《春日偶成》其二，要比杜甫的《绝句二首》其二，抒情方式的韵味要含蓄得多。 换言之，我以为杜甫的抒情方式太直，太露。而周恩来的抒情要含蓄得多。 虽然两人都运用了“以乐景写哀情”，并且都把春景写得那么色彩艳丽，可以说是做足了铺垫，蓄足了势，然而就怕比较！可惜杜甫最后把他的思乡之情还是喊了出来：“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而周恩来则比杜甫高出一筹：他的第三句则是把春天的特有景物——“燕子”的鸣叫“声声”绘声绘色地展现给了读者：“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用这有声、有形的，古今人们感知最熟悉、最能唤起春天美好的可爱之物——燕子来唤起人们情感的共鸣，真是聪明得很！妙不可言！ 我以为，尤其是“燕子声声里”，这个“里”字用得好！难道不是吗？当我们想到春天到来的时候，耳边都会响起燕子声声；当我们每每回忆起儿时春天郊游玩耍之际，那许多美好的事情，难道不都伴随着燕子声声吗？ 这是一种生活的体验，虽然写这首诗的时候周恩来才十六岁，在这一点上要比饱经风霜的杜甫要高出一筹。虽然小诗人这两句没有声嘶力竭的呼喊，只淡淡说出，却将异常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深含于艺术形象之中，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去感染读者，让读者去回味、思索、体会、领悟。我以为，高就高在小诗人运用的是形象思维，而不是呼喊。 2·在诗歌的立意上有境界的高低差异。虽然都是触春天之景，而生相思之情。然而，如果我们分析这两位诗人所抒发的情感的格局来看，则有胸襟抱负高下的差别。 鉴赏诗歌的主题思想除了要从诗歌的字面意义去理解其诗的立意，更重要的是要结合诗人创作此诗时的生活背景来体察诗人当时的心情所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鉴赏诗歌要做到“知人论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 我们知道周恩来从小就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他从小就萌发了强烈的报国志向，积极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思想和社会活动等方面都有着与众不同的表现。1910年至1913年，少年周恩来在东北求学3年，先后就读于奉天省银州银岗书院和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小学，在此期间，他曾经模拟陆游的《示儿》，创作一首七绝诗： “战火洗劫万室空， 吾侪争见九州同。 华师尽扫列强日， 捷报飞传告鳌翁。” 少年周恩来在东北求学3年在此期间，他曾经模拟陆游的《示儿》，创作一首七绝诗 写此诗时，周恩来的年龄仅仅才十几岁。在古代诗人当中陆游的情怀抱负当是一流的。梁启超甚至称赞道：“亘古男儿一放翁。”少年时的周恩来仿学爱国诗人陆游的诗意且又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周恩来出生在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清政府丧权辱国、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他从小就萌发了强烈的报国志向，积极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这首诗表达了他对民族独立和富强的热切期盼。到十六岁，此时在天津南开学校学习，他的思想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以为，当我们鉴赏周恩来的《春日偶成》“其二”时，一定要把“其一”中的诗意内容与“其二”的思想情感结合起来品读，才能正确把握“其二”中的“相思又一年”中的“相思”的含义。有人因为没能做到正确把握《春日偶成》二首诗的写作背景，误以为诗中的“樱花红陌上”中的樱花是周恩来留学日本时所见之樱花，说这首诗中的“相思又一年”是对邓颖超的思念那就按错了时间。 周恩来东渡扶桑求学当在1917年9月，出发前他写了一首诗歌《大江歌罢掉头东》这是人所共知的时间点。周恩来的《春日偶成》二首，1914年发表在天津南开学校学习时他所主办的《敬业》杂志创刊号上，这也是人所共知的时间点。 所以诗人的《春日偶成》其二，则是在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求学时的作品。诗歌通过对祖国美好的大自然春色景象的描写，抒发了热爱祖国和人民、追求光明和进步、时刻“相思”着革命的春天到来的热烈感情。这里的“相思又一年”中的“相思”更多的是倾向于“期待、向往”的意思。 周恩来之所以后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与他的伟大政治理想怀抱有关。当时他曾撰文写道：“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急时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追求的不是个人的荣华富贵，也不是显赫名声，而是放眼世界，胸怀天下的远大抱负。这开阔的胸襟、开放的格局为他的政治家生涯铺垫了底色。《春日偶成》两首是有感于军阀混战、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国家政治局势，他用诗句表达了忧国忧民的心绪。所以《春日偶成》其二中的“相思”之情与一般的封建诗人如杜甫等的儿女情长的别离之苦、离愁别绪是不可等同的。 诚然，杜甫被历来人们称为“诗圣”，他写下了许多关心人民疾苦的诗篇。但是“出生在一千多年的人，他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例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饭不忘君，便是无可掩饰的时代残疾”（郭沫若《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 我是同意郭沫若这一观点的。他还说：“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杜甫，我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杜甫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诗人……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 如果说杜甫上一首是通过对初春时节自然界一派生机、欣欣向荣的“乐景”来表现暂时定居草堂的安适心情（乐情）——“情乐则景乐”；那么这第二首则是通过“乐景”抒发的却是“哀情”即表达了诗人心中沉重的思乡之忧愁，却是以“乐景写哀情”。可以说从这两首诗所抒发的情感的格局来看，依然局限在，只是一般封建士大夫的个人的忧思。诗的立意仅此而已。岂能和周恩来胸怀天下的远大抱负相比呢？ 应该指出，我们不能苛求古代诗人，时代的局限性使然；同时我要说，在此我绝无贬低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作的思想性的意思。杜甫的这两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古典诗歌当中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撰写本文，我只是说同是五言绝句，同是触春景而抒怀之作，青少年的周恩来的诗作出手不凡，他的这两首绝句与杜甫的《绝句二首》不仅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与杜甫的《绝句二首》相媲美，甚至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更胜一筹。这便是我写此文的初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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