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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藏书中有一套《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为上世纪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包括李乐《见闻杂记》、周亮工《闽小记》、徐炯《使滇日记》、桐西漫士《听雨闲谈》、余宾硕《金陵览古》、陈孚益《余生记略》、潘耒《救狂砭语》等，多属明清人撰写的野史稗乘。读此丛刊，如入宝山，究其来龙，则不禁对其收藏者谢国桢先生发出由衷赞叹。 谢国桢（1901—1982），史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河南安阳人。家中藏书达两千余种、三万余册，大多是明清以来的野史笔记、志乘、诗文集。另有汉魏以来碑刻拓片七百余种。1982年其所藏全部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谢国桢与天津夙有渊源。他早年就学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曾受业于梁启超。1926年来天津，被梁启超邀为家庭教师，并参加梁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1928年夏，梁介绍他到南开中学教书。在这期间，他省吃俭用买些“零篇断缣的东西”。 谢国桢在《丛刊》总序里说：“我素来喜欢研究明清史和两汉史乘，尤其嗜好明清时代的野史笔记，和汉魏以来金石砖瓦碑刻。因之我搜辑的资料，就从这方面着手。”《丛刊》“乃就笥中所藏，选出十种”。其实，他潜心收集这类古籍与上世纪20年代天津的文化土壤和梁启超对他的引导有直接关系。 离津后，谢国桢先后在北平、河南、云南从事教学和科研，“偶尔获得一点稿费，得以络续购到一些零星的书籍”。1949年他再次来到天津，任南开大学教授，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直到1957年调往北京，其间又成了津门书肆的常客。有意思的是，《丛刊》所收书有的也购于津门。如清李延昰撰《南吴旧话录》，书后有谢国桢题记曰：“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余自北京回津办理调职手续，偶游天祥市场书肆，得此钞本，甚旧，且有吴仲怿批校题跋。”在天祥书肆，他还见有明刻都穆《使西日记》等，并记曰：“《使西日记》有黄丕烈印，以索价过昂，乃购得是书。”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每本书的后面都有谢对该书的精深考证和题跋。如《玉剑尊闻》跋：“清梁维枢著《玉剑尊闻》十卷，顺治甲午（1654）赐麟堂刻本。刻书的式样，印刷用微黄色有绵性的竹纸，与王宏撰《山志》格式差不多，代表了清初北方刻书纯朴的形式。”又“此书取有明一代轶事琐闻，依刘义庆《世说新语》体裁、门目，分为德行、言语、文学、方正等三十四类”云云，洋洋数千言。 来新夏先生在《结网录》中尝言：“笔记是一种具有私人档案性质的著述。它的材料经过验证后都较为生动具体。”《丛刊》里明清笔记占有相当比例，这就更凸显出它的价值。拿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来说，周作人有一文提到，当年他还只见到它的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笔者在《丛刊》读到过有关天津的篇章，尤感亲切。如清康乾时人程穆衡《燕程日记》载：“千流万派，卫白二河其纲也。入卫河诸水，滹沱其纲也。入白河诸水，浑河及赵北口、四角河其纲也。总至天津入海。”今天看来，这都是难得的天津历史地理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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