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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述并探讨了民族志方法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特点。对于希望了解如何在特定环境中进行社会生活研究的地理学者们，采用民族志方法是一种普遍的选择。因此，文献作者在该报告中提出了四个问题：1）地理学家如何进行可靠的民族志研究？2）展示现场访谈经验有什么意义？3）民族志方法和访谈工作有什么联系？4）民族志方法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有何不利之处？ 更多细节，敬请了解报告原文： Hitchings R, Latham A. (2020). Qualitative methods II: On the presentation of 'geographical ethn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4 (5), 972–980. Doi:10.1177/0309132519879986 在前一份报告中，文献作者指出，其收集的定性地理研究领域的200篇代表文献中，访谈方法是最流行的定性方法。在本文中，作者转向第二种最常见的方法——民族志。在探讨这类方法的过程中，作者参考了明确使用了“民族志方法”获取数据的论文以及明显寻求超越对受访者谈话的非文本分析撰写的论文，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辩“民族志”这一概念的内涵，而是探讨地理学如何认定自己作为一名利用地理民族志开展研究的学者。 图1 民族志研究的定义 五分之二的样本论文（80篇）包含了“民族志”这一关键词，研究的内容包罗万象，比如：Kelsey等人通过折扣超市商品的研究质疑英国的紧缩政策；Richardson等人通过对喝茶方式与英国囚犯进行访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观察；Schurr等人与男同性恋讨论他们关于代孕妈妈的看法。与以往坚持清晰的流程和保持个人距离的学者相比，上述的研究人员将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比如说，Herbert和Crang等人就认为民族志方法将在地理学研究中进一步衰退。但无可否认的是，上述研究从新奇感和切入点来看，还是很有趣的嘛！如今，许多地理学家就被民族志方法带来的沉浸式承诺所吸引。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地理民族志”是什么？如果Madden等人认为民族志已经从人类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是正确的，已经成为超越人类学研究出现在其他学科研究中，那么民族志是如何变异并适应学科的呢？文献的后续的工作就展示了这一点。 在上一篇综述中（定性方法研究报告I）讨论了定性地理学家没有一套稳定的、普遍接受的规则来决定一个给定的经验性解释是否可信。在自反性社会科学中，实践者清楚地意识到每个研究地点都有其独特的挑战，因此研究者有责任说明他们为什么会像以前那样组织他们的研究。那么，我们的“地理民族志学者”如何建立他们的权威呢？在这里，作者们发现了一个分水岭，即：在那些去了更遥远的地方的人和那些离家更近的人之间。对于前一组人来说，总的工作时间通常提供了他们获得权威的途径，尽管这很少是一个公开的论点。一般来说，这是以月和年来表示的，在那些以这种方式援引持续时间的论文中，该领域的总时间从未低于六个月，一般是平均两年左右的时间。例如，Grant等人在中国西藏进行了17个月的工作，Clark等人花了两年时间探索尼泊尔村民如何使用水资源，Naylor对墨西哥咖啡合作社和“公平贸易”产品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研究，Cook对约旦橄榄油生产商进行了15个月的研究。有些学者在研究地待的时间要长得多，这是他们与所选研究地保持联系的必要部分。尽管他们肯定需要一些喘息的时间，但这里的假设是，这些学者正在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理解他们的研究主题——从字面上说，他们真正的进入到研究地，是在实地思考。 图2 遥远距离的田野调查更具优势 与之相对比的是，没有研究地旅行的人更倾向于描述具体的数据收集事件。例如，Taylor和Carter详细说明了他们如何在参加临床会议和咨询的同时，进行水上会议的日常观察和摄影，以了解海豚疗法；Roelofsen和Minca参加了50场Airbnb活动——要么欢迎客人，要么受到其他人的欢迎——以了解这些社交互动是如何进行的。作者发现，在离家较近的研究中，只有三个案例援引了总的实地调查时间，而且这比在更远的研究中做得更精确：Hall在各种情况下进行了200小时的民族学研究，以了解经济困难时期对曼彻斯特家庭的影响， Robertson和Duff在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和法庭等场所进行了155小时的民族志研究，以了解澳大利亚的“家庭聚集”。 据推测，这些事件涉及的数据收集比那些冒险到更远地方的人收集的数据更为集中。不管怎样，在作者收集的样本中，权威都是通过两条截然不同的途径来实现的。那些长途跋涉到实地考察地点的人以一种相对宽松的方式提出数据收集，他们援引了整个实地考察的持续时间，这是基于文化理解通常是一个缓慢的参与过程来实现的假设。对于那些迄今为止没有旅行的人来说，记录特定的活动和事件是必须的，这样读者就能够更好地想象所涉及的社会场景，并相应地评估所呈现的结果。令人怀疑的是，两种不同的研究和报告方式（更远旅行和就近旅行的）本身是否可以更具流动性。学者是否可以更经常地在本地国家采取更具沉浸感的方法？下文作者介绍了一些旅行者是否可以更多地说明哪些策略最适合他们。 当民族志材料出现在论文中时，通常是以vignette（编辑注：称为“小品”，可以理解为袖珍的民族志）的形式呈现，随后文献作者列举了一系列研究表明vignette撰写这一趋势。文献作者本人对于这些“小品”的形式非常赞同，因为他们通常能吸引读者，使得地理民族志研究引人入胜。值得一提的是，“小品”作为文章的小插曲往往有效地充当了“神奇的民族志时刻”，因为论文的关键主题在实地调查中得以完美实现。这与之前的实际研究的自反性描述并不十分吻合（同样也有两个例外，见原文）。取而代之的是，其目的往往是直接从小插曲跳到分析中去，这样深入研究背后的故事反而让人觉得像是阻碍论文节奏的恼人刹车。当然，小插曲蕴含更多的信息，他们能传达出实地调查是如何进行的。当工作假设突然受到质疑时，它们可以说明数据收集过程中的转折点等。 作者在筛选样本时，提取了一些有用的民族志建议：关注谈话模式如何与特定地方联系能起到很大作用。民族志学者，可能比任何采用民族志作为材料的研究者，都不能说出详尽的数据收集程序的细节。然而，我们的“地理民族志学者”似乎仍然可以相对轻松地进入他们感兴趣的社会场景（回顾原文的例子可以证明该点）。但不太可能到处都是这样，尤其是那些在令人畏惧的环境中处理敏感话题的地理学家。一些学者在样本中提供了他们如何应对此类挑战的宝贵经验，但这并不常在人文地理学论文中体现出来。因此，尽管人类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民族志写作策略而苦恼，但从一种不那么内省的角度来看，这让我们思考，由于一种特殊的小插曲在地理上的优势，地理学家的论文发展出了哪些区别民族志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种方法的权威性常常与时间沉浸联系在一起，因此，谈论见解如何从一系列实际工作中逐渐产生并不常见。我们不可能见证作者完成草稿的过程，也没有看到对早期思想的反思，也没有看到对后来分析走向的描述。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阅读的是Van Maanen所说的“现实主义故事”，描述的是实地生活的明显真相，而不是讲述研究者理解生活的旅程的“忏悔”故事。 在民族志论文样本中更常见的是引文（quotations），几乎所有的民族志学者都以某种方式利用了采访，这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开始怀疑，采访和观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Haugen讲述了观察结果如何提供了尼日利亚受访者可能不记得的细节。Counter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研究人员应该寻找在正式访谈和非正式谈话中出现的反复出现的主题。Munoz谈到她与关键受访者的反复访谈如何建立信任感，为她的街头贩卖研究开辟了意想不到的途径。 图3 访谈应该避开诱导性问题，较少对受访者施压 更普遍地说，访谈和民族志研究之间的区别往往是不清楚的。有时，如果你去了某个地方学习，并且在正式访谈之外注意到了一些东西，你可能应该把你的工作定义为民族志。但是，观察结果是否被明确地用来鼓励受访者谈论他们本该回避的话题呢？他们是否习惯于在他们可能不会注意到的事情上向他们施压？我们的存在是为了与我们计划稍后采访的人建立信任吗？或者仅仅是将我们的问题更全面地根植于他们的生活环境中——以确保我们知道该问什么和如何问？也许这个过程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例如，我们的受访者是否向我们透露了值得更系统观察的社会行为或场景？当然，我们知道许多民族志学者在他们可以的时间和地点抓住他们的采访机会。但他们一开始还是会有一个理想化的计划。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当前的地理学工作中，民族志的实践总是有一种“神秘感”的时候，这在思考民族志给采访增加的“深度”或“丰富性”时显得尤为明显。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添加这些元素。相反，我们认为，多理解访谈在民族志研究起到的作用有助于确保更多研究最终同样具有这些吸引人的特性。 在这一点上，读者可能会渴望了解样本文献中“地理民族志学者”所采用的实际数据收集技术。这应该是任何评估这项工作的核心。作者之所以把这个话题留到现在，通常是在论文结束时对这些方面没有很强的认识。 如果有的话，这些研究人员在他们的野外笔记本上写了什么？他们什么时候在哪里做的？这些方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诚然，这类材料之所以不经常出现的一个原因是，许多活动都可以在民族志的“旗帜”下进行。如果民族志比任何其他方法更能被实践实验的精神所定义，即检验什么有助于我们识别和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那么对于民族志方法在人文地理学的推广更有帮助。目前来看，尽管“地理民族志”目前的典型特征是“观察”现场社会行为和访谈，但许多论文只是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做了“民族志”。毫无疑问这样的做法给研究实践蒙上了一层阴影，并使那些并不自律的研究者逃避外界的审查。这种诱惑确实吸引了研究人员在回到国内更舒适熟悉的环境中继续进行研究，采用一些符合他们选择应用的想法和概念的领域实例。这并不是说大量的地理学家正在这样做（许多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相反，我们的观察结果是，这种报道实践为不太经验主义倾向的研究人员打开了“打民族志牌”的大门，得以光明磊落地使用这个术语。 我们在第二份论文样本中注意到的最后一个特点是，那些对自己的实证研究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说得最多的人，尽管显然对人们如何应对各种社会和身体状况非常感兴趣，但他们还是避免过多提及“民族志”这一总括术语。当他们想要评估特定技术的潜力时，“民族志”这个宽泛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过于空泛，他们采用的方法似乎就已经超越了“民族志”这一描述。这让我们不禁要问，地理学家们是否可能更普遍地废除“民族志”这个词？ 这篇综述考虑了当前“地理民族志”是如何呈现的。基于对该学科最近文献的调查，首先注意到研究人员对民族志方法的积极兴趣以及当前地理学家如何证明其多样性的价值。随后对实现民族志权威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1）权威来自于研究人员前往更偏远的野外地点的持续时间，或者如果他们呆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对活动的更精确的描述； （2）此外我们还看到，实地经验通常是通过参与小插曲（vignette，“小品”）来呈现的，这种方式可能会鼓励研究者减少对研究背景的描述； （3）我们观察到他们的民族志工作如何与访谈密切相关，但方式可能更为详细； （4）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直接将实地调查描述为“民族志”的缺陷。在这方面，尽管现在的“地理民族志学者”在着手进入和检查各自的田野遗址的过程中，无疑正在悄悄地应对各种实际挑战，在第二次回顾的结尾，我们问他们的论文中是否还有更多关于如何结合各种分析策略的内容。诚然，在其他地方（在书籍、论文和项目网站上）的其他渠道中，这些问题可能会得到更充分的讨论，而这些地方的字数规定和限制较少。但学术论文仍然是人文地理学同行交流的中流砥柱。而且，在第二次回顾的样本中，我们确实发现，就像我们在第一次介绍的“隐形面试官”一样，地理民族志学家往往可以证明是一个相当难以捉摸的数字，让读者有一个强烈的意识，作为个别研究案例进行具体的战略是如何采取和完善的。 ［作者 - 石牌彭于晏］ ［校稿 - 五山詹姆斯］ ［编辑 - 五山詹姆斯］ ［图片 - 文献和网络］ 您 撸串 了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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