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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一天，在山西的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两个日本兵和四个民夫带着一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机枪和两箱子弹，来找基干游击大队大队长樊金堂。据那两个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讲，机枪和子弹是送给樊金堂的，并且他们也不用再回日本联队了。因为日本联队长（相当于团长）的命令是，让他们将东西交给樊大队长后就不用回去了，算是他们逃亡了，如果真要是回去，是要被枪毙的。 那么为什么日本联队长对自己的士兵会有这样的命令呢？一个日本的联队长在中日双方交战期间为什么会给抗日游击队送武器呢？这些看似非常蹊跷的问题都得从一个人说起，那就是晋察冀边区的抗日英雄樊金堂。 在整个抗日战争史上，樊金堂不是那种被所有大众都熟知的抗日英雄，但是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山西省定襄县这个地方，抗日英雄樊金堂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是因为他在抗日期间异于常人的思维和行为，让他成为了一位“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 1920年，樊金堂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砂村一户农民家庭。定襄县位于山西省北部，北边紧邻五台山，曾经还是隋朝流亡政权的都城。樊金堂16岁时到定襄中学读书，读书读得不是很好，但是樊金堂好交朋友。求学期间正好遇到共产党员智生元在发展牺盟会（全称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樊金堂就加入了牺盟会，开始从事抗日救国的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的新编第二师在定襄与日军交战，不久战败退出了定襄。日军占领定襄后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抢粮抢钱、无恶不作。为了有效抗击日军，开展敌后根据地，中共定襄县委遵照上级指示，派八路军到定襄县组建基干自卫大队，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樊金堂积极报名并担任第三中队中队长。此后一年时间，樊金堂随八路军到五台县、忻县等地活动，并当上了忻县基干自卫大队的大队长。 1938年10月，定襄县基干自卫大队大队长杜志德临阵脱逃，使部队几乎陷入瘫痪状态。恰逢当时，日军实行“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山”的战略部署，调集5万重兵，向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定襄县委决定调回樊金堂接任定襄基干自卫大队大队长一职。 在樊金堂的积极努力下，经过认真地整顿，定襄基干自卫大队的干部和战士坚定了抗击日军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加强了政治思想，严格了组织纪律，开展以提高军事技能为主的实战训练，基干自卫大队的整体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部队在樊金堂的带领下也是胆大心细、灵活机动，打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漂亮仗。 1939年4月，樊金堂奉命到五台县任公安局长，组建五台县基干游击大队并兼任大队长。当时日军调集4000多兵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春季大扫荡，为了摸清日军的动向，掌握日军的行动部署，分区指示樊金堂尽快抓回一个日伪军，以便了解清楚日军的情况。 樊金堂带着四名队员化装成老百姓，翻山越岭来到一家客栈。客栈老板正在吃饭，一见樊金堂就大吃一惊说：“你是吃了豹子胆啦，鬼子大队人马刚走，你就来了！”樊金堂笑着说：“鬼子给咱腾下空子，咱能不来！”老板端上饭菜，众人正在吃饭，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樊金堂示意通讯员白开阳出去看看。 白开阳刚拉开门，便被一个闯进屋的鬼子压倒在地。在这个关键时刻，樊金堂飞快地从炕上飞扑过去，骑在了鬼子的背上，用吃饭的大海碗猛砸鬼子的脑袋，又顺手缴了鬼子的枪。鬼子在昏迷中被他的队员绑了起来，嘴里也塞了棉花一动不动。 樊金堂从门帘缝向外观察，看到院子里马棚下似乎有一群日军，于是他命令队员将枪上的子弹上膛，架着俘虏就往外冲。等冲到屋外，院子里马棚下的人仍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定睛一看，原来是20多个民夫背着日军的衣物坐在那里，樊金堂急忙招呼民夫背上东西一起撤退。 他们刚一出村，就听到后面枪声大作，樊金堂让民夫打开背着的包裹，战士们换上日军的衣服继续前进。在过火车道时，据点的日军发出联络信号等待回复，樊金堂也举起手臂，学着对方的手势摆了摆，鬼子以为是自己人就不再理睬他们。樊金堂带着众人避开大道，翻山越岭，顺利地回到了分区所在地。经过审讯，抓回的俘虏交代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情报。 樊金堂的大队以善于行军，特别是夜行军著称。有一次军区抗敌剧社在一个地方演出，日军派出鬼子兵分两路包围，情况极其危急。当时聂荣臻司令员立即命令樊金堂的大队去解围，电话里强调：“把演员们都抢救出来，一个都不能损失！”樊金堂接到命令带着部队就跑步赶往出事地点，并且他要求他的战士们：“男演员一个战士拉一个，女演员跑不动，背也把她们背出来！” 樊金堂他们赶到地点时，日军的包围圈已经开始合拢。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进去，把演员们都救了出来。日本鬼子当时也懵了，他们没想到樊金堂他们真的敢往包围圈里冲，而且救走了所有的演员们。据后来樊金堂的警卫员张培华回忆，他当时背出来一个女演员，就是后来著名的老一辈电影演员胡朋。 五台县河边村（现属定襄县）维持会的会长曲禄祥，早年曾在日本留学，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无恶不作，当地老百姓对其是恨之入骨。五台县县委决定让樊金堂的基干游击队设法将其除掉。然而曲禄祥行动诡秘，十分狡猾，偶尔回到河边村也是秘密回来，住在阎锡山的府邸，并且对住的地方重兵把守，戒备森严。为了搞清楚曲禄祥的行踪，樊金堂带领两名队员三次化装进入河边村据点。他胆大心细，不但曾经和日本小队长同时在一个地方理发，而且还曾经与汉奸邻桌吃饭。 终于通过内线的报告樊金堂知道了曲禄祥回到河边村的情况，于是他连夜带领6名队员从地道潜入阎府，解除了守卫的武装，摸到了曲禄祥的住处。推门进房间一看，床上躺着两个日本服饰的女人，而曲禄祥却不知去向。樊金堂让队员给两个女人嘴里塞上毛巾，将她们用毛毯裹了起来，然后两名队员背着，其他队员装扮成伪军在前面开路。边走还边叫喊着“给皇军太太看病”，然后就堂而皇之地从阎府大门走了出去。 事后调查得知，被樊金堂救出的两个女人，一个叫哈米高子，是日本人；一个叫崔田，是朝鲜人，她们都是被迫沦为军妓的。后来这两个人被送到边区，经过教育后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为反法西斯战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樊金堂这次虽然没有除掉汉奸曲禄祥，但是他们进出阎府的行为已经让曲禄祥又气又怕坐卧不安了，算是给这个铁杆汉奸敲响了丧钟。 日伪军对樊金堂和他的基干游击队是恨之入骨，总是想方设法、费尽心机的意图消灭。有一次，基干游击队住在距离河边村据点5里路的凤栖岩村正准备转移，河边村据点的日军在间谍的带领下摸进了村子。樊金堂急忙指挥大家撤出村外，占据有利地形。这时村外又有四、五百个日军正向村子围攻，原来日军想来个内外夹击吃掉基干游击队。 樊金堂安顿好大家，让大家都隐蔽好，然后自己扮成日本军官，站在高处。只见樊金堂左手拿着望远镜，右手举着日本的太阳旗，向围攻村子的日军喊到：“哪里来的？”对方答道：“东冶！”樊金堂又喊到：“黑田队长正在村里搜索八路，命令你们统统到村东埋伏，活捉樊金堂！”日军于是急忙向东而去。 樊金堂又吩咐自己的三个中队长，带领队员迅速赶往村南，分别向东西两面的日伪军射击。此时两边的敌人都以为遭遇到了基干游击队，立刻就交上了火，双方都打得很卖力，枪声不断，两边的日伪军一个个地倒下了。而樊金堂趁他们打得热火朝天时带领队伍悄悄地撤出了战场，等到敌人发现中计时，樊金堂他们早就跑远了。 五台县第一大村镇东冶镇地处交通要道，晋察冀边区所需物资，特别是药品都要从这里购置。日军在这里设立据点后，在东冶的四个城门上修筑炮楼，设置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发现带有可疑物品立即逮捕。上级决定要清除这个“障碍”，以便物资运输的通畅，这个艰巨的任务又交给了樊金堂。 一天中午，樊金堂带着两名队员，化装成下地回家的农民，拿着镰刀，光着膀子赤着脚，拎着装满青草的箩筐，箩筐下藏着短枪和手榴弹，向东冶镇走去。他们等鬼子的巡逻队过去后，离开大道沿着围墙，来到一个坡高墙矮的地方，从围墙翻了进去，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东门。这时，守门的伪军已经吃饭去了，只留下一个伪军躲在阴凉处来回张望。 队员小李眼疾手快，一下子上去将这个伪军拦腰抱住，樊金堂也迅速将枪顶在了伪军的脑门上，另一名队员则下了伪军的枪。樊金堂考虑到当时不宜久留，示意小李用手榴弹砸死了伪军，又在地上写下“当汉奸的下场”六个大字，署名“五台县基游队”，然后带着缴获的步枪和子弹，出东门扬长而去。 就这样，樊金堂以类似的手法，三次进出东冶镇，惩治伪军哨兵，伪军后来变得老实多了，边区所需的物资也多次顺利地通过东冶据点哨卡。 郭家庄村驻有日军一个20多人的小分队，翻译是一个叫周汉的中国人。震慑于樊金堂基干游击队的威名，主动写信给樊金堂：“五台游击队樊队长先生台鉴：你的神威已遐迩风传，鄙人十分钦佩。我虽在日方营垒，但中国人之良心并未泯灭，愿为民族斗争略尽微劳。队长如信得过，请明天上午十时左右在田家岗村东老梨树下会面。” 第二天，樊金堂如约在老梨树下见到那个翻译周汉，周汉说鬼子的炮楼里只剩下一天的粮食，第二天上午会从东冶往这里和探头两个据点送粮，押粮的只有20多个鬼子和伪军，基游队可将粮截走，日后只需要多关照就好，意思就是日后别把他当汉奸给除了。 第二天，樊金堂选择有利地形布置好兵马，大概十点左右，东冶镇通往田家岗的大路上，果然有一个排的日伪军赶着7头骡子，驮着沉甸甸的粮袋缓缓走来。眼看敌人进入了包围圈，樊金堂的枪一响，机枪、步枪子弹立即如雨点般射向敌人。通讯员刘英此时迅速摸到驮骡中，拉着7头驮骡拐进了山沟，粮食随后顺利地运到了根据地。 随着樊金堂基干游击队一次次成功的行动，“樊金堂”这三个字已经响彻五台山下和忻定平原，鬼子们和伪军也是被吓得惊恐万分、昼夜难安。甚至驻五台县的日军中队长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樊金堂和他的基游队大大的厉害，不好对付。”至于汉奸、伪军更是整天提心吊胆，害怕不知哪一天会被基游队清除。他们有的躲在炮楼里不敢出来，有的则主动表示愿意改邪归正、立功赎罪。 樊金堂及时抓住这个时机，开展思想教育，在敌伪队伍中发展内线，争取和改造了许多日伪军政人员。一些伪村长、维持会会长成为樊金堂的内线，为基干游击队和八路军通风报信，运送粮食物资，掩护过往的干部和伤病人员。 在这种攻心战术下，日军驻定襄县有一个日本联队长突发奇想，忽然给樊金堂写了一封信：“非常敬佩樊大队长，想同樊大队长见一面，不知能否垂允？”樊金堂本质上是一个侠客式的抗日英雄，日本联队长这么客气，他的豪侠气概一下子就出来了，在信的末尾批写“愿奉教”三个字，然后定了时间、地点，最后写“在下恭候，樊金堂”。 在他们约定的时间，日本联队长果然来了，并且只带了个翻译，没有带武器。基游队的战士们见来了两个鬼子，就问樊金堂打不打，樊金堂说别打，人家是客人，我们要以礼相待。于是两人见面，互相敬礼，握手言欢，然后就在农村茅舍的土炕上分宾主坐下，樊金堂让人准备了酒菜。那位日本联队长首先说了一大堆如何敬佩樊金堂的话，之后他们除了不谈军事和战争，其他的什么都谈。 据日本翻译讲，日本联队长是一个“中国通”，熟悉中国的古代典籍和历史地理，了解中国各种事物，唯独对中国农民不了解，中国农民的不可战胜使他印象深刻，而樊金堂就是这种典型的中国农民。之后他们谈论了彼此的家庭和生活，临分别时日本联队长说道：“樊大队长，有什么需求，兄弟一定帮忙，一定尽力。” 樊金堂认为这也就是客套，于是他也有点开玩笑地说：“我需要一挺歪把子机枪，两箱子弹。”日本联队长说：“一定办到。”说完这事就过去了，樊金堂也没当回事，谁知过了几天，真有两个日本兵带着一挺歪把子机枪和两箱子弹给了樊金堂，也就是我们文章开头提到的两个日本兵送机枪和子弹给樊金堂。 樊金堂后来将那两个日本兵送到了军区，电话里聂荣臻司令员训斥樊金堂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樊金堂既不请示，也不报告……”樊金堂只是嘿嘿一笑。后来他对其他人说：“一个日本人，想见我，这有什么可报告的。”对于他来说，这种事情很稀松平常，根本就不值得上报。 樊金堂可不知道两军阵前，与敌军将领私下见面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请示上报肯定是必须的，不过作为侠客式的人物，他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当回事，更别说请示上报了。 然而在整个抗日战争史上，乃至整个古今历史当中，敌我双方主帅私下见面，我相信时有发生，但是敌军主帅给自己送人送武器这种情况应该是绝无仅有。就是再烂的抗日神剧也不会这么演，但是这件事情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樊金堂身上。樊金堂一直被广大人民群众誉为“李向阳式的抗战英雄”，也说明他的抗日事迹确实具有传奇色彩。让我们向抗日战斗英雄樊金堂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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