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丁存金|尹壮图与乾嘉吏治——附说《楚珍自记年谱》

滇史 202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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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尹壮图（1738～1808），云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进士，官至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因直言上疏停罚“议罪银”制不得实据而被免官，是参与监修《四库全书》的唯一滇籍官员。尹壮图晚年辞官归乡，除讲学著述外，仍在籍谏言，其在嘉庆八年（1803年）所撰的《楚珍自记年谱》是记录其一生履历的重要材料，也是反映清朝乾嘉之际吏治情况的重要材料。

关键词：尹壮图；自记年谱；议罪银；乾嘉吏治；章学诚

尹壮图自撰之年谱，在不同版本中有不同名称，道光五年刻本题签为《楚珍自记年谱》，而云南省图书馆刻本则题签为《尹楚珍年谱》一卷。

道光五年刻本为四十四页，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繁体直排，单鱼尾，白口，版心记卷之名称和页码，左右双边，无书名。云南省图书馆刻本为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繁体直排，粗黑口，版心记页码，左右双边，书名为尹楚珍先生年谱。

两个版本之间除了题名不同外，在内容和版式上亦有着区别。道光五年刻本有尹壮图自序和年谱正文，而云南省图书馆刻本则只有年谱正文。其在序言中阐明了自记年谱的初衷，“余所以作为此谱，正欲使子孙知下手从入之门，先端器识以立定脚跟，而器识之克端全仗童蒙时养之以正厥，后一步有一步境界，一年有一年学力。循途守辙，庶可勉为乡里善人，至功名显晦，听诸时命而已。”^[¹^]

年谱应以丰富资料为依据，编谱应采择资料以系生平行事，尹壮图之年谱自记仅到五十八岁事，即止于乾隆己卯六十年（1795年），嘉庆八年（1803年）癸亥夏五月二十四日撰于五华书院之兼山书屋。于后至戊辰嘉庆十三年（1808年）七十一岁卒，为其子尹佩珩等辑而续之。年谱的刊刻时间有道光五年（1825年）十二月和十一月之别，从年谱末尾尹佩珩等语“府君殁之十月，同邑绅耆胪陈实行公请崇祀乡贤，由学申详大吏咨部具题于庚辰年十一月二十日，，邀奉恩俞得膺祀典，兹谨将年谱先行敬刊，伏乞大人先生赐览焉。”^[²^]云南省图书馆刻本所记为十一月大抵以此为依据。

一、尹壮图之家世生平

蒙自尹氏是明清以来云南重要的进士家族之一。兹谨就《清史稿》、《蒙自县志》、《新纂云南通志》和《楚珍自记年谱》等资料记载可考尹壮图之家世和生平。

在《楚珍自记年谱》中，有尹壮图之家世的交代：

先世居河南怀庆府，始祖前明乙未科进士，科给事中，讳革，以劾王振谪云南太和县丞，兵遂籍蒙自。自七传至明四川井研县学博，崇祀乡贤名宦，讳鸿渐。九传至明乙酉科举人，湖南衡州府知府，崇祀乡贤名宦，讳愉。曾祖康熙丁卯科举人，广东兴宁县知县，行取兵部武库司主事，崇祀乡贤名宦，讳文熾。祖康熙丁酉科举人，广西桂林府同知，讳宗梁。考乾隆甲戌科进士，内阁典籍记名主政，前翰林院庶吉士，讳均。^[³^]

其在年谱中有提到伯父云鹤公^[⁴^]、叔父繡陌公。二弟尹会图、三弟尹全图、四弟尹庆图，七弟尹健图，另有从兄尹乔年、从弟尹南图、尹奠图、尹英图、尹是图。其中尹英图，字毓钟，乾隆丁未（1787年）进士，“五十五岁由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职检讨，着以内用湖南施南府知府。嘉庆十三年（1808年）九月内引见，中才。知县即用签掣湖北恩施县知县，历在军营出力，着以同知知府升用。嘉庆七年（1802年）七月内补授湖北施南府知府，仍在军营办理，今完竣到部。十三年（1808年）九月内用湖北施南府知府。”^[⁵^]尹是图，乾隆己亥（1779年）殇。

尹壮图长子尹佩珩，嘉庆十六年辛未科（1811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十九年四月七日散馆，以部属用。次子尹佩環，三子尹佩典早殇，后得第三子尹佩恩，四子尹佩珊，嗣其堂弟尹南图。另有侄儿尹佩棻、尹佩爵。尹佩棻为嘉庆乙丑（1805年）科进士，后历任衡阳州知州、吏部议驳御史。

据张佐统计，尹壮图之其他堂兄弟应该还有尹巩图（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举人）、尹益图（嘉庆九年甲子科举人）、尹奠图（嘉庆十三年戊辰恩科举人）、尹睿图（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举人），侄子还有尹佩绅（清嘉庆七年壬戌科进士）、尹佩琨（清道光十四年甲午科举人）、尹佩玱（清道光三十年庚戌科进士）。^[⁶^]根据其自记年谱之家室成员的字辈大致推测，张佐所举之人，应属于尹壮图所在的家族。

尹壮图本人生于乾隆戊午三年（1738年），“及冠字万起，号楚珍。”^[⁷^]《清史稿》记为“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⁸^]其籍贯系蒙自而非昆明，王人骏、冯佐哲的《关于尹壮图籍贯与轶事的考察》^[⁹^]一文对此已有详细论证。乾隆丙子（1756年）十九岁始赴省应乡试。二十二岁赴省乡试，二十四岁赴郡科试，列一等一名，食廪饩，二十五岁乡试中式第七名。乾隆丙戌（1766年）二十九岁，礼部会试得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三十九年（1774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转京畿道。三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¹⁰^]该阶段属于其求学和进入仕途的顺利时期。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其父逝世，其回蒙自丁忧。服阙回北京候补，沿途其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腐败，因此庚戌（1790年）冬十月其受补原缺后，就上疏请废“议罪银”制度，乾隆派户部侍郎庆成同其前往山西、山东、江苏等地盘查仓库，因不见亏虚，无各地亏虚实据，而被论罪。本应立置典刑，后乾隆免其治罪，以内阁侍读革职留任，后因内阁侍读缺少，改礼部主事。这一事件是其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其回乡归养老母，和从事地方教育。

嘉庆四年（1799年），高宗纯皇帝宾天，仁宗得以亲政，故又启用尹壮图。“壮图仍以母老乞归，上赐其母大缎两端，加壮图给事中衔，赐奏事摺匣，命得上章言事。”^[¹¹^]此后其归乡主要从事地方教育事业，曾多次给嘉庆皇帝上疏，多未被采用，嘉庆十三年（1808年），年七十一卒。

二、《楚珍自记年谱》述略

《楚珍自记年谱》属于编年体例，故尹壮图之七十一年生平较为详细，可补《清史稿》等其他材料的不足。

第一、呈现尹壮图完整的仕途经历。其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进士后的二十多年官场生涯中，每一步升迁记载都较为清晰。

乾隆己丑（1769年）夏五月，散馆列二等，签挚刑部安徽司主事。冬十月，迁吏部验封司兼文选司事务。辛卯（1771年）春正月，题升文选司员外郎。该年其典试广西，得士谢天爵等四十五人，副榜八人。壬辰（1772年）冬十月，充武闱会试，同考官得赵士魁等十余人。癸巳（1773年）二月，摄考公司事，其议检各省官员处分的文书“必逐字了然于心，然后画诺，有轻重失宜者，必与同寅按例研究。是以每日进署独早而公退较迟，不敢恃才见长，亦不敢因仍苟且”^[¹²^]。夏四月升授礼部祠祭司郎中。甲午（1773年）冬十月，补授江南道监御史。

丁酉（1777年）三月，转掌江南道御史，秋八月充顺天乡试，得士章学诚等二十余人。十一月，题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期间其奉命巡视中城，每收词理讼，定限二十日完结，吏胥不敢作奸拖累，民以为便。己亥（1777年）十月，补授光禄寺少卿，十一月升授太仆寺少卿。庚子（1780年）春正月，稽查口外游牧马政，夏四月是以云南无大员，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纪晓岚此时亦任阁学，对尹壮图能官至此位十分赞赏。壬寅（1782年）春二月，奉命稽查中书科事，冬十月充文渊阁直阁事。癸卯（1783年）秋八月，主顺天乡试，得士裴显相等二百五十人。乾隆认为此次首名文字超前绝后，北边文风亦好，刘墉上奏称“尹壮图不惟识文字，亦且细心检阅。”^[¹³^]乾隆对此表示认可。

通过其仕途经历的分析，尹壮图能够官至二品，一方面是凭借在任上的办事成效，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乾隆皇帝对其的赏识和提拔。

第二、呈现尹壮图的吏治思想。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上疏请废“议罪银”制度，二是嘉庆亲政后上疏澄清吏治。

尹壮图在丁父忧服阙回北京候补的沿途中，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腐败，因此冬十月其受补原缺后，就上疏请废“议罪银”制度，此事因触及到乾隆及多地督抚的利益，因此其查无实据而被论罪。该事件在《清实录》、《清史稿》中记载亦较为详细。

五十五年其上疏言：“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求永停此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毋许再应外任。”覆奏：“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¹⁴^]此后户部侍郎庆成与尹壮图前往山西查仓库，大同府库，山西布政使库皆无亏，再赴直隶、山东、江南诸省，皆无亏。此次尹壮图上疏之事虽陈述了时弊，但却正值乾隆季年好大喜功的时候，和珅等人也极力粉饰太平以讨皇帝欢心，因此尹壮图上疏请废除罚银制度，无疑不能取得实效，但是罚银制度施行十余年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在逐渐显露出来，尹壮图是看到这些现象敢于直言的第一人。

嘉庆四年（1799年），仁宗亲政后，故又启用尹壮图。因考虑其有年迈老母急需照料，故加恩赏给事中衔，令弛驿回籍侍母。在即将离京之时，尹壮图给嘉庆帝上奏“裁抑陋规”一摺，建议嘉庆皇帝澄清吏治。“皇上慎选廉洁重臣饬往各省逐一清查，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前旧有者若干，以后续加者若干，听各州县绅耆一一证明，恕以往隐匿之愆，开将来自新之路，酌理凖情，勒为成式。其数目自两千两以上至数万者，准州县留用，其半以资办公，其半呈明督抚，分帮冲繁苦缺，属员自不敢以办公竭蹶借口，将来亏空不难限弥补矣。”^[¹⁵^]嘉庆帝以其所奏实不可行，令其回籍侍母，并赐大缎二匹以示眷恩，准其在籍奏事，所有奏摺由云南巡抚转呈。嘉庆庚申（1800年），尹壮图再次上疏奏请“慎拔真才，以储实用”三条。“一，严保举处分，以专责成也。请敕下吏部严定保举处分，倘所保得人不惜进贤，上赏如所保之人有犯贪、酷、败、检诸罪，保举者亦酌其情法轻重示罚，俾诸大臣谨之又谨，适与如不得已，古训相符矣。一，科场关节之禁，宜操其要害也。请敕下主司名房考于头场正卷荐毕，各将落卷送主司搜阅，倘得佳文，即发监试补印荐条，如有争执，监试即可畅销。一，敕下八旗父兄严督子弟诵习经书，精通文理。先于童试广取生源若干名，乡、会试广取举人、进士若干名，庶分部学习，不致乏人，遇有郎中、员外、主事缺出，先侭科甲班挑补行之。十年，则八旗子弟明理达用之材较汉员为更优矣。”^[¹⁶^]其所上疏三条建议，惟有满洲八旗一条未被嘉庆皇帝看好，其认为满洲八旗子弟素以骑射清语为重，不可专攻举业而致抛荒本务。

从尹壮图两个阶段的上疏可看出其极力希望皇帝能够澄清吏治，并且其所谏言的多条举措均具有代表性，这也反映出尹壮图晚年思想早已不似五十岁以前一般轻松无为。

第三、反映云南有关事迹。主要体现在其早年的学习和晚年所从事的地方教育事业。

尹壮图七岁先是授业于当地有名的杜式庵夫子，其评价为“勤讲论、善诱掖”，九岁跟随迷阳刘随轩夫子学楷法。其十九岁赴省乡试时，分别拜访了赵亘舆和杨文涛，二十二岁再次赴省乡试时，又谒见唐见三，细究诗律。从其早年的学习经历观之，其父虽在京为官，其仍在云南求学并参加科举考试。

其考中进士为官后，曾在乾隆丙申（1776年）秋七月偕同乡兴修云南北馆。云南北馆乃是当时专门接待云南举子到京城参加会试的地方。此后则是在归乡之后先后主讲于蒙自和昆明五华书院。其主讲五华书院时“自启馆以来，生徒四五百人，书舍竟不能容，僦寺以为院。前后乡试中者李君蟠根、倪君玢等四十余人。”^[¹⁷^]蒙自县观澜书院落成后，其任主讲。每课生童二百卷，批阅甚详，循序善诱，文风日蔚。

尹壮图为官计二十余年，除官居内阁外，其还对于云南的地方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乾嘉吏治与章学诚的吏治思想

清朝的吏治腐败一直是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其中有诸多原因，一是清朝的官员俸禄低微，大都难以维持家庭日常开支，不能实现养廉；二是地方监察制度缺失，为上级监察下级；三是实行“捐纳”买官以充财源，使得官场风气日渐败坏。康熙朝后期已经出现大规模的挪用、亏欠国家钱粮的问题，雍正朝时一方面追缴积欠、整顿吏治，还实现了“火耗归公”和建立起“养廉银”制度，使得官场风气短期得到了改善。

乾隆时期是清朝贪污案件最多和贪污数量巨大的一个时期。根据统计“就贪官被处死的人数而言，封疆大吏中有近30名，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就不同职务的官员而言，处斩的将军有4人，总督有5人，巡抚有10人，布政使有8人，按察使有2人，学政有2人，参赞大臣有1人，办事大臣有1人，盐政有2人。官吏侵亏案有156宗，贪污案达433宗。”^[¹⁹^]乾隆皇帝虽采取过诸多措施以澄清吏治，但是始终未能从根源上遏制贪污腐败，加上乾隆即位后本身的政治野心和好大喜功，大规模对金川、西北、缅甸、安南等地用兵，虽起到了开疆拓土、弘扬国威的目的，但也极大地加剧了国库的空虚。

随着乾隆中后期，国家的稳定，乾隆个人的消费也使得地方督抚的贪污腐败盛行。“自乾隆六年至五十九年，他曾六次南巡江浙，四次东谒三陵，五次西巡五台，五次拜谒曲阜，而且每年都要秋狝木兰，到山庄避暑”^[²⁰^]，而尹壮图其人则多次陪同乾隆到各地巡游。甲辰（1784年）春，乾隆南巡至天津，尹壮图陪宴直隶总督及诸臣，并奉命前往河间府毛苌墓祠拈香。乾隆至曲阜孔林行释奠礼时，其奉命分祭启圣公暨配飨颜路、曾皙、孔鲤、孟子父。乾隆宴请山东巡抚及诸臣时，尹壮图陪宴，并奉命前往嘉祥县曾子祠拈香，梅花岭史可法墓祠拈香。乾隆召试浙江进册诸生时，其负责读卷，并陪宴浙江巡抚及诸臣。期间又奉命前往江宁曹彬庙、卞壶祠并明靖难方孝孺等十八祠墓拈香，陪祀明太祖陵。乙巳（1785年）春，其奉命前往盛京一带告祭北海神庙、长白山、医巫、闾山、松花江神、辽太祖陵等处。丙午（1786年）春，乾隆驾巡山西五台，其陪同谒懿州泰陵。

尹壮图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上疏所奏停的“议罪银”制度则是乾隆在位期间经过多年而演变形成的一种贪腐形式。尹壮图以官居二品的士人担当，敢于上疏陈述利弊，实乃当时的佼佼者之一。

嘉庆皇帝亲政后，借助铲除和珅集团之机，以“咸与维新”为旗帜，一方面整顿吏治以期恢复到乾隆中期的盛世局面；另一方面则是采取各种手段镇压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嘉庆皇帝也以实际行动诏求直言、广开言路，“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²¹^]。章学诚等一批士人也针对吏治腐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吏治改革主张。

在咸与维新期间，章学诚先后在《上执政论实务书》、《上韩城相公书》、《再上韩城相公书》、《三上韩城相公书》、《三上韩城相公书》《上尹楚珍阁学书》等书信中论述了对嘉庆时期的吏治问题并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其中所上书的对象则是当时的东阁大学士王杰、侍御史曹定轩和已经在家养母的尹壮图等人。薛璞喆、贺淑红在《试论章学诚吏治改革思想与主张》一文中陈述了章学诚对吏治问题的分析，乾嘉时期贪污盛行，府库空虚之主要根源是由于设法之风盛行、毁坏人才、诱人犯科等诸多因素导致的。章学诚针对吏治中出现的弊病也加入到建言献策的行列，针对设法现象则主张奖励清廉官吏，严惩有度。对于设法严重的地方督抚大员则建议对其抄没家产，弥补亏空，并且只有减免亏损，督抚才能免受属吏之饵挟，这样上行下效，就能避免官员受到法外之累。同时对于长期形成的陋规，其主张清政府要明文下令禁止，这样才能让官吏洁身自好。

“章学诚吏治改革思想则是来源于其所倡导的变革和进化的社会发展史观，他继承了儒家'变易求通’的思想观念，认为事物的发展都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过程当中的，章氏社会发展史观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现实，及经世致用。”^[²²^]章学诚一生坎坷，未能做成大官，曾周游各地和充当一些官员的幕僚，因此对于民间疾苦和一些吏治腐败的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感受，而且还深知朝政内幕和官场黑暗。他在《上韩城相公书》中说：“以贫贱之故，周流南北，于民生吏治，闻见颇真。”^[²³^]现实生活的经历，对其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虽然考取了进士，却又始终未能进入仕途。但他依旧密切关注着现实社会和时事政治。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胡适在编《章实斋年谱》的时候，亦对章学诚当时的的吏治主张有过归纳：“《上执政书》大意说：今之要务，寇匪一也，亏空二也，吏治三也。……事虽分三，原本于一。上王杰第一书，即是呈献前书，附论乾隆帝十年一普免丁粮之弊；第二书论陋规不够补亏空；第三书论吏治之坏，州县甘为督抚的鹰犬，甚至督抚反以赃私受州县的挟制。《上尹楚珍书》论整顿谏官之法，谓科道责在建白，平日乃不责以研究国计民生，仅以资俸得任用，实为不当，先生主张科道当考以经济时务策议，以定去取。《与曹定轩书》论贡举事，亦有精义。乾隆丙子丁丑始删表判而改用诗律。先生主张经义诗赋分科，又主张文实并重。”^[²⁴^]

尹壮图作为章学诚科场的考官，因此二人思想颇有相同之处。嘉庆四年，嘉庆皇帝亲政，因尹壮图被驰驿启用之故，故62岁的章学诚修书与尹壮图探讨自己的吏治主张，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中，他一方面肯定了皇帝广开言路的举措，但也指出了皇帝身居高位，“其庭臣条奏，即其可施行者，亦多微文末节，无当要害。”^[²⁵^]的弊病，尹壮图自回家后，去京城千里之外，故有未能周悉之事，章学诚则择其大要与之商榷，其对尹壮图条陈科道之治策，并力求尹壮图能够“试采其意，上报九重”。章学诚的吏治主张未能直接反馈给嘉庆帝，因此他将自己的主张以书信的方式表达于尹壮图等多位皇帝信赖的官吏，力图能将其意见上达天听，施行惠民。

在《楚珍自记年谱》之中，完整记录了尹壮图上疏嘉庆皇帝的有关于整顿吏治、选拔人才的几点建议，恰与章学诚给其书信中所托上奏的建议是一致的。从嘉庆皇帝的处置情况来看，章学诚的主张虽未能被采用，但是却反映出当时的士人在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体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思想。

总之尹壮图作为清代云南籍的高官之一，只因请废议罪银一案而载入史册，但是对于云南而言，其除了官居高位以外，还对于云南的地方教育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存的《楚珍自记年谱》是研究其生平的重要文献，同时中间还反映出其与章学诚等士人吏治思想的关联，对于研究乾嘉时期的吏治问题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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