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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纪初完成近代化的转型以来，中国民族史学从搭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框架体系到学科领域的拓展及基本理论体系的完善,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中，中国民族史学能否在资料整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研究范式,能否在研究领域拓展之中寻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值得思考与关注。 关键词：百余年；民族史学；发展态势； 基本走向； 作者简介：管彦波（1967—） ， 男，云南宣威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资源环境与生态人类学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湖北“ 楚天学者”三峡大学民族学院讲座教授， 主要从事民族历史地理、生态人类学、南方民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 民族史学作为中国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专门分科，其发展演进，既伴随传统史学走过数千年的漫长之路，又在近代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逐渐摆脱政治史的束缚，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型。20世纪20年代，在西方进化论史学理论和人类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许多著名学者已经开始重视民族史的研究，出现了学科意义上的民族史著作，初步搭建起民族史的学科框架体系。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史步人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不仅研究领域得到了拓展、研究队伍逐渐壮大，而且民族史的学科理论体系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中把握民族史学的发展走势，挖掘新的学术生长点，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 一、学科基本框架的搭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国民族史学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到近代，由于传统的夷夏观、民族观的内涵与外延，在时代巨变的冲击下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民族史学不仅在历史撰述和理论认识上有了提高，而且在中国史中的地位也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学者认识到民族问题在中国历代发展中的重要性，纷纷致力于民族史的研究。但是，学科意义上中国民族史学在近代的出现，则是在梁启超、王国维等著名学者的推动下，并与西方进化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以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等学者为代表的一大批史学家，他们高举“史学革命”的旗帜，以国外实证主义和进化论观点来看待多民族的中国历史进程，主张用大量确凿的史料来研究中国历史，促进了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中国民族史学逐渐冲破传统史学体系的束缚，开始摆脱政治史的附属地位，朝着有意识地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方向发展，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学。 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在近代的初步建立，较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自20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发表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重要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系统地阐释了民族与种族、国民的区别，揭示了中国民族的起源，引起了学界对民族史研究的重视。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把民族史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强调中华民族多元起源与发展，以及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不断总结、完善自己的民族史学观，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 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西方进化论史学理论的传人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学术界一大批学者开始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并结合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构建近代中国民族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如吴文藻、潘光旦、杨堃、凌纯声等人，他们西学归来以后，在积极推广和介绍西方民族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同时，也纷纷利用西方进化论史学的方法来考察边获民族历史，撰写了不少的民族史学的著作。在这个时期掀起的前所未有的民族史研究热潮中，推出了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1928年)、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吕思勉的《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中华书局，1935年)、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李广平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正义出版社，1941年)、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光华出版社，1948年)等一批整体性、综合性的民族史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对中国民族史学基本框架的构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的同名著作《中国民族史》和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下面，我们简单介绍这四位学者并对他们的民族史著作进行综合的分析。 王桐龄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曾两度留学日本，为北京师范大学首批留学生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攻读史学而正式毕业的学者。他回国后，先后在北京法政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他的《中国民族史》一书，是其在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给学生讲授中国民族史课程所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全书以中国“民族之混合及发展事迹”为主线，对上古到清代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史事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这部著作的上编为“内延史”，论述“汉族内部之融合”，实质上是一部汉族形成史;下编为“外延史”，论述汉族形成之后的对外发展的经过，实质上是汉族发展史或者说是中华民族形成史。 吕思勉是中国现代著述宏富、涉猎广泛的历史学家，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等方面撰写了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以及大量史学札记，共计1000多万字。在民族史研究中，《中国民族演进史》和《中国民族史》是其代表作。这两部著作中，前者主要从宏观上考察中国民族的起源和形成、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近代中国民族所受的创痛和面临的问题及复兴之路等重大问题；后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汉、匈奴、鲜卑、丁零、肃慎、苗、粤、濮、羌、藏和白种等十二个主要族系作了系统的叙述，并附有详尽的考证文字。 林惠祥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人类学家，是中国对台湾高山族最早进行调查研究的学者，他主要从事东南亚和中国东南地区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研究，著有《文化人类学》、《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民俗学》、《世界人种志》、《神话论》等民族学与人类学著作，同时还为我们留下一部重要的民族史著作《中国民族史》。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民族史当作人类学的一个部分来看待，运用大量的资料，对中国民族史的分期、分类体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吕振羽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采取文献资料、口述史料与本人亲历与调查所得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于1947年2月撰写完成《中国民族简史》一书，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以及维吾尔、哈萨克等数十个民族的生产力状况、社会经济形态与阶级关系演进等历史发展，并对回族起源与演化、藏族起源等许多具体民族问题进行论述，为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 王桐龄、吕思勉、林惠样、吕振羽等人的民族史著作，对中国民族的分类、中国民族史的分期、民族历史地理沿革以及民族的起源、名称及相互间的关系进行了多层面的研究，初步搭建起中国民族史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为之后民族史学的发展莫基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这里，我们就这些著作中带有共性的问题，分几个大的方面来介绍。 第一，关于对“民族”这个概念的理解。目前我国学术界，许多学科的学者在对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民族共同体进行考察时，由于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民族这个概念的理解还存在很大的分歧。不过在民族的诸多定义中，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受到斯大林的“四要素”民族定义的影响。在今天的汉语语境中，提到民族时，一是指历史上与华夏或汉族发生关系，同时又与华夏或汉族相对应的族群——先秦以来与汉族共同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其他民族。二是特指20世纪50年代后经过民族识别而确定下来的55个少数民族。三是泛指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可以说汉语中民族一词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但是在19世纪末期，我国许多学者在其著述中，多使用“种族”、“人种”等概念，尚无民族的概念。西方意义上“民族”的概念，较早是由梁启超介绍过来的。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西学东渐，大量的西方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人们已经开始注意种族与民族的区别，并进行一些探讨。反映在民族史研究中，如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中就对民族概念作了深人的分析，他认为，种族和民族不同，种族是以体质为特征的，种族不是划分民族的主要依据。“文化”是民族的根源，是一个民族之魂。语言、风俗、宗教、文学、国土、历史、外力与民族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其中，语言为民族构成的要素；风俗是民族特性的重要表现，是铸就民族性的东西；文学是民族的灵魂；外族或外国的压力，可以促进民族的觉醒、民族事业的完成;国土土地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所必需的条件，是产生文化的必要条件;宗教的作用和风俗类似，能够深人人们的心灵深处，有助于民族的团结;外力是使一个民族自觉其为一个民族的东西。他的这些看法，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民族这个概念的理解与认识。[2] 第二，关于民族史的分期问题。在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发展中，很少有学者对历史上纷繁复杂的各民族历史进行宏观的考察，找出其中的内在规律与联系，进行分期研究。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一书，把汉族发展史作为整个中国民族发展史的主干，然后把中国民族史分为“汉族胚胎时代”(太古至唐虞三代，主要论述汉族内部的融合)、“汉族蜕化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主要论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血统的加入)、“汉族休养时代”(秦汉时期)、“汉族第二次蜕化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主要论述匈奴、乌桓、鲜卑、氏、羌血统的加入)、“汉族第二次休养时代”(隋唐时期，主要论述高丽、百济、突厥、铁勒、回纥、沙陀、党项、吐蕃、奚、契丹血统的加入)、“汉族第三次蜕化时代”(五代及宋元时期，主要论述契丹、女真、蒙古及西域诸国血统的加入)、“汉族第三次休养时代”(明时期)、“汉族第四次蜕化时代”(清时期，主要论述满族、藏族血统的加入)等八个时期。王桐龄先生的这种分类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被林惠样先生所接受。林惠祥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按华夏系与其他各族从大接触到大融合的周期来划分，即从先秦到秦的统一为第一期，从汉到南北朝结束为第二期，从隋至元亡为第三期，从明至民国为第四期。 第三，关于民族起源、分类与民族构成问题。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作为以汉族为主体的内延史体例构建成的中国民族史，他认为中国各族群经过几千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实际上都已经成为血缘混合的群体。这些族群，具体分为南三系(苗族、汉族、藏族)和北三系(满族、蒙族、回族)。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则是一部以考据为特色的中国民族史，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有汉族、匈奴、鲜卑、丁零、貉族、肃慎、羌族、藏族、苗族、越族、浪族、白种诸族。这些民族主要分为三派：匈奴、鲜卑、丁零、貉族、肃慎是北派；羌族、藏族、苗族、越族、淮族是南派；汉族处于中间，不断与南北两派逐渐交流、融合。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作为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中国民族史的著作，明确地提出民族史研究应该探讨各族的起源、名称沿革、支派区分、势力涨落、文化变迁、各族相互间的接触混合等问题。他在书中指出，因古代民族的称呼不同于今天的民族，而今天的民族乃由古代民族演变融合而来，所以应当有“历史上的分类”和“现代的分类”两种，并用一张图来表示历史上各“系”与现代各“族”之间的演变关系，他把中国古代族群区分为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东胡系、肃慎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氏羌系、藏系、苗瑶系、罗罗缅甸系、英掸系、白种、黑种等16“系”。把现代族群区分为汉族、满族、回族、蒙古族、藏族、苗瑶族、罗缅族(彝族)、僰掸族(白族和傣族)等8“族”。在这8个族中，汉族来源于华夏系、东夷系、荆昊系、百越系等4个系统；满族来源于东胡系、肃慎系等2个系统;回族来源于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等3个系统。他把历史上各“系”与今天各“族”联系起来考察。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外，像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民族融合问题、民族迁徙问题以及中华文明长期延续不衰等问题，这些著作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从总体上来看，上述著作不同程度地讨论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中一些基本的问题和重大的理论问题，初步构建起中国民族史学的基本框架，但由于传统观念与史料开拓以及时代的局限，这些著作基本上是以历代中原王朝为中心，以汉族同化少数民族为主线，在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着偏差，对资料的发掘和利用也不够充分，甚至个别的著作在具体的史实方面有不少误解，或者没有彻底摆脱考据学和传统史学的束缚，民族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 二、学科基本理论体系的完善：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 20世纪下半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民族史学进人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人民政府承认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事实，以及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为了配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行和中国少数民族识别问题及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的需要，从1956年开始大规模的多学科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这次大调查全面铺开两年，以各民族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为主，旁及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民族志资料。在调查者及后来学者的努力下，出版了360余册、5000万字的民族社会历史建设的巨大系统工程—《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五种丛书中，除《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外，其他四种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关于行将消失的少数民族社会面貌的资料，在这次大调查中被较为完整地记录保存下来。但是，由于这次大调查偏重于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有关各民族历史的调查与研究尚显得很不足。尤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民族史研究逐渐偏离正确的学术方向，日益走向政治化，许多“盲区”、“禁区”的人为设置，严重影响民族史研究的视野。在当时，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阶级斗争理论”、“斯大林民族概念的定义”等理论为指导的民族史研究，变得教条化和模式化，“民族间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等极“左”的命题，严重地制约了民族史的研究和民族史学理论的发展。尽管如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仅大量的民族调查资料为新时期民族史学研究和民族史学体系的建立莫定了基础，而且一些学者也自觉地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展开积极的探讨，如各民族的族源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即族别史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与疆域、民族交流、民族战争与民族英雄、汉民族的形成问题等诸多问题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问题，相应的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问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中国的民族史研究又在革故鼎新中迈人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民族史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人们在继续整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大调查资料的同时，许多民族研究机构和个人，又广泛开展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对西藏门巴族、珞巴族、僜人以及夏尔巴人、云南白族勒墨人、那马人的社会历史调查，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六江流域和贵州六山六水综合性的民族考察，中国世界民族研究学会组织云南边境民族的实地考察，云南大学组织的全国百村民族调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的以县为单位的第二次民族大调查等等。这些规模不等的调查，为这个时期民族史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关于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和一些地方民族史志的整理、考订、研究与出版得到了人们普遍的关注。我国古代自东晋常璩撰成《华阳国志》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大量的官方编撰或个人撰述的地方民族史志面世，这些地方民族史志，是研究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献。所以，在近20多年来，有关地方民族史志的考证、校释、整理与研究的著作陆续出版。另外，民族史学界为了很好地继承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这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很多的学者积极投人到民族古籍文献的整理、译注当中，像蒙古、藏、维吾尔、彝等少数民族的经典史著基本上都有汉译本或校注本，有的还有多种版本。 第三，对民族史研究中的诸如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历代民族政策问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古代民族思想、边疆民族与边政问题、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问题、民族内聚过程中的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问题、跨境民族问题等一些重大理论及重点、热点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出版、发表了大量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如在民族关系研究中，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王铎《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杨建新和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等就是较具代表性的著作。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中，卢勋等著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年)和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是颇具特色的。 第四，民族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民族法制史、民族科技史、民族文化史、民族经济史、民族政治制度史、民族宗教史、民族教育史、民族社会生活史等专门的领域，成为民族史学工作者关注的新的领域。有些专门的领域，甚至汇集了众多的研究者，出版了一批著作。如在民族文化史方面，关于历史上百越、巴蜀、荆楚、契丹、渤海、女真、突厥、西夏、南诏等古代民族文化和满、蒙古、藏、彝、纳西、苗、维吾尔、傣、壮、回、侗等现代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出版了不少区域性或专题性的民族文化史，如李德洙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刘尧汉主编的《彝学研究丛书》和张碧波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就是这方面的标志性著作。又比如在民族法制史研究中，潘世宪《蒙古民族地方法制史概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3年)、奇格《古代蒙古法制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方慧主编《云南法制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张晓辉与方慧《彝族法律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和徐晓光《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清代蒙藏地区法制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藏族法制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都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著作。 第五，在这个时期刊发的有关民族史的研究论文中，有不少的文章从学科发展的高度，对民族史学的荃本理论体系和基本概念进行专门的探讨。在对民族史这门学科的基本范畴的讨论中，“民族史”与“少数民族史”、“民族史学”与“少数民族史学”、“民族史理论”与“民族史学理论”等基本概念，已有不少的学者进行了深人的阐释，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在对“民族史学”和“少数民族史学”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中，杜荣坤等人认为，中国民族史学是研究中国古今各民族历史的学科。[3]陈育宁等认为，中国民族史学是以民族为对象，对其发展历史过程、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4]汪受宽认为，少数民族的史学是以历代少数民族为对象，对历史上少数民族发展历史的观察、认识、传说、记述和研究。[5]瞿林东认为，少数民族史学，是指在中国史学发展中，那些记述各少数民族历史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治统治实体及其统治范围内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同中原地区民族与政治统治交往的历史。这些记述，不论其作者出身于何种民族，不论其采用何种文字、何种体裁，也不论其所作是专书、专篇或专书中的某些部分，包括作者的思想和撰述活动，等等，都可视为少数民族史学范围。[6]李珍认为，中国民族史学是史学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史学中的民族史学，其研究任务是探讨民族史学发展的过程、成就与规律。[7] 第六，出版了大量的专题性、区域性、断代性、民族通史性和整体性的民族史研究著作。这当中，区域性的研究著作有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以及张雄《中国中南民族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敖拉《中国北方民族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民族通史性的著作以张声展主编《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7年)、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王天玺与张鑫昌主编《中国彝族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伍新福等《苗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等为代表；断代性的民族史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撰写、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历代民族史》最具规模；整体性的民族史著作以江应樑主编《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几部为代表。这几部整体性的著作，大致上能够反映出目前民族史学界对中国民族史基本框架的构建。 三、当前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态势及其新的学术生长点 上面我们追溯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分两个时段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中国民族史学从基本框架体系的搭建到学科内容的拓展及理论体系的完善过程，完整地展示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本面貌。结合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全方位分析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现状，我们有如下一些基本的关注与思考。 (一)基袖资料建设日渐加强，能否在资料整合的基础上有新的理论突破值得思考 基础资料建设是一门学科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主要靠史料来呈现史实、史事并展开理论建构的历史学更是如此。在中国数千年的学术传统和古代民族史志的书写实践中，留下了各种不同类型和体裁的民族史志文献，各种民族史志文献既包括汉语文献，也包括蒙古语文献、藏语文献、维吾尔语文献、彝语文献等大f的少数民族语文献，这些文献支撑粉民族史学的发展。 如同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注重史料的发掘、整理的优良传统一样，在百余年的民族史学发展中，关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史志文献的著录、校勘、标点、辑佚、提要、类编、复制及整理汇编出版，也一直在进行之中。诸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录提要》①、《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②、《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③等丛书或类书就是颇具代表性的。随着新的档案文件、地方性文书的发掘与整理以及各种类型的历史学研究资料库建设的展开，民族史学的学科资料建设日渐夯实，呈现出资料(数据)体量渐次增大，相关专题研究领域的资料不断专业化的发展趋势，这是当下民族史学发展中令人欣慰的现象。然而，面对多类型、多语种、体t庞大的民族史资料库，还有如下问题值得深人探讨。 第一，不同类型、多语种民族史志文献的互证问题。在当下的民族史研究中，民族史志文献资料尤其是民族语文献的整理、释读在持续有序地进行，新资料尤其是微型资料的发掘与运用成为民族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但是不同类型、不同民族语文献资料的互证与对比研究尚待加强。综合贯通而言，不同类型史料的互证与对比研究包括：一是域外文献与域内文献的互证。二是地方书写经验与传统民族史志书写实践互证。三是汉语文献与非汉语文献互证。四是同一民族文献不同语种文献的互证。这四个方面不同类别、多视角、多向度的民族史志文献比较互证，强调的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多民族在共同创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多元的民族史志写作实践。这种互证与对比研究的基本取向在于总结多维度的民族史志书写经验，解释地方性知识的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为中国民族史研究提供更多新的话语资源，进而发现一些可能被官方叙事传统所有意回避、舍弃的元素。 第二，民族史学研究新范式建立的问题。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需要逐步总结和升华基础理论、检视和积累基本资料，以形成新的学术规范。如前所述，中国民族史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的特点：一是它强调历史事实，凭证据说话，证据越充分越具有话语权;二是注重解释，强调对史料的辨别与分析能力，不同的学术背景，对同一类型的史料可能会释读出不同的内容，此即我们通常所言的较高层面的学术悟性问题。客观而言，在民族研究领域，相较于民族学人类学的良好发展态势，近期的民族史学研究并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少有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的突破。针对这种情况，在将来的民族史研究中，基于本土学术资源、学术传统，在新旧史料的互补互证过程中，是否能激发新的问题意识?是否能推动新的民族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我们新的学术积累和新的资料是否需要响应和重建民族史学研究中原有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期待，也值得深人思考。 (二)研究领城的拓展及新的学术生长点 回溯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我们看到，在民族研究领域诸多学科中民族史学已有其较为突出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发展理念。在新时代学科传承与研究领域的拓展过程中，我们认为会呈现出如下墓本的走势和新的学术生长点。 在民族史学的发展走向上，大致会有两点趋势：一是从学科传统与发展趋势来看，区域民族通史、某个民族的通史、某个民族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会断续出现，“图版”式的某个民族全史也可能会出现；民族史研究与相邻学科共同的、交叉甚至是重叠的“学术园地”在增加，民族学研究方法向民族史研究领域的渗透日渐明显；研究重心逐渐由古代向近、现代转移，但只是潜流尚未形成明流。二是在近期内，源自民族史学内部、具有学术冲击力的理论难以产生，“重写中国民族史”或“新撰中国民族通史”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三：其一，学术力量的整合难度大；其二，学术积累尚不成熟，很难超越已有的《中国民族史》(江应樑、王锺翰)、8卷本“断代民族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尤中)；其三，新的撰写民族通史的“范式”尚在探索之中。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国家行为下编纂卷帜浩繁的“中华民族通史”的可能性。三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民族史学史之类的著作可能会问世。在民族史学科建设和民族史的教学与实践，长期以来缺乏一部综合性的、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中国民族史学概论(纲要)之类的著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从目前接触的成果和相关的研究所透露出的信息来看，关于民族史学史方面的论著不会让我们期盼太久。 在新的学术背景下，民族史学的发展有两个新的生长点值得期待：首先，民族历史地理的研究。在近期的史学研究中，全球史的视角是备受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事实上，基于全球史视阀下的民族史研究，一个关键的切人点是民族共同体的地域分化与空间变动。亦即我们通过考察民族共同体的扩张与迁徙，可以观察在某个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相互间处于闭塞状态的许多民族共同体，是如何纳入一个宏观的历史发展进程，从而使区域性的地方史、民族史变成有普遍联系的洲际史或世界史的过程。在这种视角下，既要强调空间的或区域性的观察，需要地理学的思路；又要强调时间的维度，在历时性的研究中需要历史学的支持。我们常说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在多民族共同缔造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史志”系统还是“地志”系统均留存有浩瀚的民族史志文献材料，依靠这种双线的文献资料的支撑，使得中国民族史学的研究，既具有空间意义上的“再地方化”的学术潜能，也具有时间意义上的“历史化”的学术前景。在当下中国民族史学的研究中，从地方与中央、边理与中原、空间维度与历时形态等视角切人，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和民族学的一些基本方法，既从历史的纵向上梳理各民族发展演变脉络，开展历时性的研究；又在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宏观地考察历史上诸多民族共同体的在地域空间收缩与扩展过程，研究历史上各种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构成、移动、分布特征及其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相互关系，揭示民族地区各种历史、经济、人口、聚落、文化等要素的地理背景和发展变化规律，这是民族史研究中令人期待的领域。 其次，民族图像学极具发展潜力。在中国的史学发展中，讲究“左图右史”、“左图右书”，实际上强调的是图像和文字共同承担历史的叙事。但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图像一脉潜而不显，一直未形成气派。近年来在中国史学的传承与创新发展中，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图像资料的价值，形象史学作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陆续推出。事实上，在中国各种不同类型的历史学资料中，民族图像资料④是最为丰富的。图像资料作为民族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文献类别，它比文字记录更直接、更写实，不仅可以弥补文字史料的不足(对于无文字民族更是如此)，为帮助解读文字史料提供佐证(图像证史)，为一些史实史事的研究提供线索，而且早已引起民族史学界的重视。如仅就记录边疆民族历史地理、社会经济、风土人情的民族图志文献而言，近十余年来出版的著作就有李泽奉、刘如仲编《清代民族图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德龙《黔南苗蛮图说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揣振宇编《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舆地图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李汉林《百苗图校释》(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杜薇《百苗图汇考》(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杨庭硕编《百苗图抄本汇编(上、下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刘锋《百苗图疏证》(民族出版社，2009年)等多种。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史学界加强形象史学研究的当下，民族图像学更具学术发展潜力和生长的空间。 注释: ①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组织编写，全书总体设计约60卷、110册，至2011年6月，已出版23个民族卷共19册。 ②该译丛由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组织编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出版了30多辑。 ③ 200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影印本推出，计有100册。 ④民族图像资料大致包括以职贡图为主的传世绘画作品，民族建筑、民族工艺品和民族生产生活用其上面呈现的各种绘画、壁画、刺绣图案等，民族聚居区或民族活动区附近的山崖、洞窟、墓葬等遗址中发现的岩画、壁画和雕塑等，民族地区方志传统中的星野图、境域图、城郭图、八景图，以九边图为代表的边防图(边镇图)，宗教地图，堪典图(风水图)，民族史诗绘图，民间故事绘本(图)，各种舆地图，记实纪事图等。 参考文献: [1]王文光，赵永忠.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J].学术探索，2007，(3) [2]赵学东，王东.吕思勉与中国早期民族史学科体系的构建[J].西北民族研究，2007，(2). [3]杜荣坤，华祖根.中国民族史[A]//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4]陈育宁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民族史学理论问题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5]汪受宽.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J].史学史研究，2008，(1). [6]霍林东.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与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J].河北学刊，2007，(6). [7]李珍.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1). 原文载《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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