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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璇 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江应樑教授是和本人同受业于中国人类学开山大师之一杨成志教授之门。我们相交近半个世纪了。回忆江兄在广州任教期间，由于所学相同，而江兄则早已毕业，故不少问题，时向他请教，他作为大师兄亦以余能受教，有问必答，使本人所习，日有进步。反映江兄教育家的风度。江应樑教授学问渊博，六十年来，为我国社会学、人类学作出巨大贡献，今日仙游，使学人深为痛惜，本人感受亦深，特为文纪念。并将江兄教导成序诗如下：珠海相从四十年，得聆高论胜前贤。启我坚修人类学，苗瑶黎族共相研。 江应樑教授所以有今天成就，很主要一条是坚持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不是专门在古书中寻找资料并作出推理解释。因为古籍虽丰，但记述不详，有些也不可靠，且有用资料不多，故学者每致各家不同，难以求实。田野工作则深入实际，利用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作科学分析，证以古代记述，故所得结论更为可靠者也。 其次，江兄治学能博取诸家之长，研究问题尽量不带主观臆测和偏见，故所得结论每每中肯，能为学者们接受。这种比较研究方法已和自然科学所用方法接近，亦为现代人类学常用方法之一。 第三，江兄重视资料的累积，数十年孜孜不倦，从事西南民族和人类学研究，从未放弃，因而有出色成就。因为归纳方法的使用，需要有众多第一手资料为依据，没有累积足够资料，不易作出科学的结论。江兄几十年功力集中西南民族史研究，用人类学方法，为国人示范，无怪成为我国杰出人类学家，足与中山大学梁钊韬教授东西辉映也。梁教授与江兄同出杨成志师之门，惜早一年谢世，余亦有文纪念他。梁兄在生亦常请教江兄，尊为师辈，前年博士生亦请江兄主持答辩也。 关于江兄学术思想自有其弟子阐述。本人只举其端倪，偏于南方民族。 江兄对黎族之研究。年青时代江兄曾对南方苗、瑶和黎族作田野考察，就余所知在1935年白沙、保亭、乐东三县刚建立时，他即深入五指山区，作详细考察，专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山区黎族和苗族。提出不少新观点，至今犹足参考者： 1、江兄指出黎族磐瓠传说之不可靠（见江著《黎、苗、徭与狗的故事》，《历代治黎与开化海南黎苗之研究》等论文），而今天不少学者常加以证证，如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寿祺先生，即曾告笔者，即从发现新石器和刀耕火种文化，一脉相乘，充分说明黎族是长期居住海南岛中，“时间必甚久远”。 2、江兄指出保亭县一名与冯子材有关。近时各地地方志修编中，对地名解释至关重要，而江兄早在1937年指出冯子材当年军律严明，对苗民爱护情况，保亭冯宫保亭的简称，对清末冯子材历史所收集，为汉族所未记。今天即为编地方志的良好材料。亦反映江兄田野工作的深入，例如他记录了黎族头人王勋君即以其父当冯子材挑夫而光荣等第一手资料。 3、提出开发五指山区建议不少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江兄遍历黎区，了解黎胞疾苦，孤军深入（只6个人），不怕危险，才取信于黎族，了解生活困难，汉黎关系等等不安定因素，提出当时耕种、狩猎、畜牧不能繁荣社会的论点；主张“排除大地主的压剥，及神权的阻力”。要“进到科学的生产阶段"（意即要有商业、工业等生产方式）。这在今天正在按此执行。 4、江兄提出黎和苗是不同民族，“黎古越族”，“苗古蛮族”，这一意见，亦为今天多数学者所同意。把黎族看成古越族思想，到他晚年仍未有改。因在解放后，江兄转研究傣族，即指出傣族和黎族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如“口弦”即和黎族相似，他指出：“不仅形式制作相同，吹奏方法相同，且竹片之厚薄大小，也几乎完全一样”。他在《傣族生活习俗》一文中（发表于《山茶》，1980年2期），还指出今天集会歌舞乐器和今天广东人相似，他说：“铙、钹、大鼓是每有集会歌舞必有的乐器，鼓打的音调和广东拜狮的乐声极相似”。 5、 江兄认为南越和傣族有关。这一论点，也是近年百越史研究的敏感问题。兹试论如下。江兄对傣族之研究。解放后，由于他留于昆明云南大学工作，故研究渐以傣、彝等族为中心。对傣族研究有不少观点对人们很有启发。 他指出傣族和越族关系密切，今称“傣越同源说”。江兄指出傣族的乐器（包括“口弦”、铙、钹、大鼓）和黎族、广东（即古代南越人）人相似，这个论点今天不少学者非常赞成，当然亦有反对者，认百越中不包傣族，傣族应为“百濮”之一支。作者认为江兄之说似较有理，即“百越”应包括傣族。 他在《说濮》一文中（见《思想战线》1980年第一期），即说：“文献上记载的“濮”和“越”基本上就是同一个族的不同称谓”。在《傣族在历史上的地理分布》（见《云南大学学术论文集》第一辑，1962年4月）中更明确指出源于中国西南的傣族是古属于百越的。江兄在他《傣族史》一书中（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也说：“云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说明，在原始社会，云南的大部地区（除滇西北外）均有越人活动，可以断言，云南是百越族系的主要分布地之一”。 黎族古称“俚”，俚人分布在广州之南，当为百越一支，江兄指出傣族舞蹈鼓声和广东（即古南越）舞狮时鼓乐声极似。即为具体例子。此外，他在《傣族生活习俗》一文中，还介绍了文身和蛋卜风俗，这在今天黎族还保存，作者还收集了关于黎族文身的不少文式（见拙作《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一辑，1986年）。 为了支持江兄这一观点，作者还可以举两例，说明傣族有南越血统。 一例是南越人民有被迫迁到傣族居住地区，与傣族相处，这是在2000年前的事件，即汉武帝平南越后，把南越相吕嘉后人迁往云南的纪录。事见《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称：“永昌郡……孝武时，通情南山，度澜沧水、耆溪，嶲唐、不韦二县。徙有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这段晋人记述前朝事迹，可靠性较大。 二例是云南南部亦有南越人迁居。西双版纳孟腊县傣族即混有南越血统，据《镇越县志》称：“县居夷族众多，汉人稀少。夷族中以水摆夷占多数，人口十分之六”。还有汉摆夷，该志又称：“水摆夷纯全摆夷血统。汉摆夷者夷武汉父所生即为，大都为元江、景谷迁来”。该志继称：“汉摆夷因常与汉人接近，多能汉语，且与粵语相同。据该族人称，其先人系两專籍，随沐候南征，由元、景从军，流落于此，与摆夷婚配。故元、景两县之汉摆夷居住地有两粤会馆。至道光年间，与回族仇杀，始避难来九龙江，各猛者千余户，……其与广人接触时，多用乡谈，即为证明”。 许多学者惊叹在这里广东语的通行，即因近代不少两广兵丁侵入傣族地区，一如解放军复员时亦大量留在本地，与傣族妇女结婚甚多一样。他并指出傣竹楼实和“南越巢居”一致。 从傣族体质上看，无论体高、面型、头型、肤色都和广东人相似。据陈碧笙《中泰历史关系略论》（见《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中，还指出泰族“与今日两广人特别是广东四邑人有惊人的类似”。江兄早年即有此卓见，诚对我国西南民族研究一大贡献也。 江兄对彝族之研究。江兄在傣族研究中，亦每及云南彝族问题，江兄在珠海大学任教时，曾赠我一书《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为珠海大学中国边疆研究室边疆丛书乙类第一种，由珠海大学出版，时已近解放（1948年5月）。根据他1940年亲身考察110多天后写成，李景汉教授曾作高度评价，对古代乌蛮、白蛮阶级社会作详细的分析，为解放后学者所依据，厥功至伟。对凉山彝族奴隶制度能维持到今天的原因，分析至详，与国外所述，自有其差别之处，如指出奴隶和奴隶主生活上的相近，即与一般宣传不同。这正好是奴隶们能生活下去的原因。此次考察即为解放后江兄研究彝族，打下牢固的基础。 余写此文，江兄时在脑海中出现，青年时绰约风姿与晚年的庄重姿态，如在目前也。但愿后浪推前浪，江兄所启道路，为后人开了蹊径，愿更多学子，能以江教授的不怕艰苦精神、冒险精神，勤奋向学，为我国社会学、人类学事业更进一步，为国家四化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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